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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凡·伟 大
——记忆中的父亲
文/杜风荣
父亲去世已经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的漫长岁月，让我淡忘了许多记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感人事迹，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父亲杜华龄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唐马寨乡长林子村杜家套子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解放前，由于生活所迫，父亲十一岁就被祖父送往奉天（今沈阳）当学徒工。曾先后在张作霖时代的兵工所、国民党时期的中央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九十兵工厂（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后，改名“五一兵工总厂”）当过钣金工、钳工和车工。一九五0年十一月，父亲作为一千六百三十一名“老兵工”中的一员，积极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远离大城市沈阳，来到偏僻荒凉、条件艰苦的小县城北安。
当年，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迁建厂工程。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千六百三十一名“老兵工”，顶风冒雪，艰苦奋战，手拉肩扛，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硬是把一个日伪遗留下来的旧兵营改造成了兵工厂——北安冲锋枪厂（国营庆华工具厂），及时地生产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迁厂的第二年，“老兵工”中的家属也迁至北安，我父亲与我母亲、我的姐姐、哥哥团聚了，住房安排在离工厂较远的西岗住宅区。&因为路远，父亲每天很早就起来上班，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到了冬天，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没踝的大雪去上班，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家事，照顾年幼的哥哥姐姐和所有繁重家务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
解放前，父亲的家境贫困，不能上学读书。解放后，父亲积极参加工人扫盲班。父亲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学习非常努力。“万事开头难”，刚学写字时，掌控机床的大手，竟控制不住小小的铅笔；能处理钢铁的双手，却对付不了柔软的纸张，费了好大力气才写出几个字。但是，父亲很聪明，又有不服输的韧劲儿，随着铅笔不断在缩短，纸张不断在增高，父亲终于写出了漂亮的铅笔字、钢笔字。
随着父亲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父亲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他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插上了双翅。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在庆华厂工具科刀具车间从事车工。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为了早日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父亲在刻苦专研机械加工技术的同时，开始了技术革新。
记得妈妈说过：“那时，你爹手里总捧着一本大厚书在看，有时吃饭时也看。深更半夜披着衣服在那画图纸，桌子上、箱柜上、他的被窝上、外屋的锅盖上，到处都是图纸。一边看着书，一边在本上记着什么，又一边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有时，星期天吃半道饭，突然想起什么，穿衣服就上厂子，很晚才抱着一大卷图纸回来了。那时，星期天，常有几个工友来咱家，在炕上摆开图纸，在一起研究什么，一会儿静悄悄的，一会儿争吵起来，一会儿又笑了，真是着魔啦！”
功夫不负苦心人，父亲将学习研究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在实践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相结合，和工友们一起，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终于研制出了反切刀新工艺，使多年来，切削大直径的园轴内槽，在加工上存在的较大难度得到了充分解决。随着任务量的增加，他又改进了高速切削进刀工艺流程，大大缩短了加工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质保量按时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他还发明了“五四式手枪管拉模法”，他的“先进车刀法”和“五四式手枪管拉模法”迅速在全厂推广、在全省推广、在全国推广，有关部门给以了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者，一九五五年参加了省劳模会，一九五六年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他一生的最高荣耀！
关于这张长一米五的巨幅照片，父亲还讲述了一段趣事：
“会议临近结束的一天，工作人员通知与会的全体代表到国务院怀仁堂的草坪，告诉大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要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齐声欢呼，非常激动！全体代表来到草坪，工作人员安排大家站成一个多排圆圈形，我正在琢磨这圆圈的照片怎么拍照时，工作人员告诉大家，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调来最新式的苏联360度转头照相机给大家拍照，大家只要面向前方看着照相机就可以了。
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到代表中间时，全场沸腾了！我更是激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能够见到国家领袖，三生有幸啊！我目不转睛的望着毛主席，要把这一刻牢牢的记在心中！那一刻，什么都忘了，也忘记了正在拍照。照片出来后，才发现我拍的是侧脸——望着毛主席的方向。”父亲说：“这张照片更有意义！”
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工厂干活扭伤了腰，一度走路都很困难，厂领导为了尽早治好我父亲的病，安排他去辽宁汤岗子疗养院治疗。治疗初见成效后，为了让自己好的更快，尽早回厂工作，他采用了近乎残酷的锻炼方法——坐公交车到一百米处下车硬往回走。这对于一个年已五十多岁、独立走十几步都困难的病人，该有多难！但是，父亲硬是坚持下来，并且初见成效。父亲看到这个方法管用，接下来，再坐公交车到二百米处下车往回走，见效后，再坐公交车到三百米处下车往回走……为了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锻炼，其中的苦，可想而知。感动苍天，这种锻炼方法效果显著，父亲提前半年恢复健康，痊愈回厂了！&一九六九年，工厂处在“文革”时期。五月的一天，父亲在厂劳动时，由于有关部门的安全设施不达标，致使父亲摔下深沟。得此噩耗我们跑到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父亲，我们失声痛哭。虽然经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但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腰伤病，一直未愈。
父亲的伤未痊愈就上班了，领导出于关心照顾，安排他去了动力科修理组工作。当时，有几台机床因年久失修加上保养不及时，加工的零件达不到精度要求，父亲便带领组里几位师傅，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修理调试，修理好的机床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完全达到了图纸的精度要求。厂房里再次传来欢快的马达轰鸣声，这声音在父亲听来，就是一首乐曲，父亲那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父亲晚年调入科研所工作，担任材料员和工具员。当时所里研制新型枪，非常忙。人员紧张，父亲经常要去材料科领料，时任所长张绍周派人帮助，父亲多次谢绝了。父亲的肩膀被沉重的钢材压的红肿。有时，材料多了，就用他最心爱的“大钻石”牌自行车驮回来。
父亲光明磊落、坦然做人、诚信做事。由于工作的需要和领导的信任，竟管当时父亲年事已高，领导还是安排他负责枪库保管这一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父亲把各种型号的东风手枪、子弹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出过任何差错，为了配合所里设计人员趟试，父亲与他们一同昼夜奋战。
，由于长年累月的工作，父亲晚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的病假条他都默默收起来，从未交给单位。在七十年代初，父亲因病去哈医大做了两次手术，每次术后都是休息一段时间，捂着肚子坚持上班，仍然是早来晚走、废寝忘食、埋头苦干，领导给予照顾，他总是婉言谢绝。&父亲一生善良，乐于助人。每当邻里有困难，父亲母亲都会热情相助。
那时，北安冬天来临之际，每家都要储存蔬菜，邻居家人口多，工资低，生活较为困难。每当来借钱买菜时，父亲都是先人后己，借钱相助。钱借出去我家没钱买菜了，等我们家有钱再买菜时就是冻菜了，几乎每年总吃冻菜。妈妈想尽办法，变着法儿做还是不好吃。
父亲修理收音机的技术远近闻名，有好多人送来收音机让父亲修。他就利用繁忙的工作之余，牺牲休息时间，一一精心修理。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碌打扫卫生，我们家里却摆满了等待修理的收音机，妈妈收拾卫生很是费劲。至于置办年货，父亲更是顾不得管了，妈妈只好自己上街购买。
有时，修理收音机需要换零部件，父亲还要自掏腰包。那时换一个扬声器、变压器或电子管等大部件就要十几块钱，在那个年代是很贵的。大部分人都是会给钱的，偶尔有忘给的，父亲也不计较。助人为乐，是他的最大快乐。
父亲不爱照相，留下的照片不多，甚至没有一张全家合影。但是，有两张照片是他最珍惜的：
一张是父亲在一九五六年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他请人特制紫檀木像框，将这张一米五长的巨幅照片，精心镶在框内，挂在家中最显著的位置。父亲常常面对照片沉思，回忆那个难忘的时刻……
另一张照片是父亲与老工友杜富周、曹贵祥在一九五一年的合影。这张泛黄的照片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九五〇年杜叔、曹叔和我父亲同一批从沈阳迁厂至北安。他们三人，同住一室，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那个北迁建厂的艰苦岁月。这张照片就是在新厂建设初具规模时，为了纪念那个难忘的岁月而拍照的。之后，他们三人又同在一个车间工作，共同切磋技术，情同兄弟。他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话语不多，工作实干。
父亲对待徒弟，既严又暖。
在工作上，父亲对自己的徒弟高标准严要求，不许有丝毫差错。对粗心大意犯错的徒弟，批评起来会让人面红耳赤，甚至痛哭流涕；但在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们，让人身感温暖，心怀感激。家里做好吃的，他会给徒弟带去，徒弟生病，他会去探望，徒弟家里有事，他会伸出援手，师徒之间胜似父子般亲近。父亲经常教诲徒弟：工厂的东西就是国家的财产，一根钉子都不能拿。
严师出高徒。他培养的徒弟，几乎都是技术能手、业务强人、工厂栋梁！
父亲在培养徒弟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子女的成长。不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关心子女的学习，教育子女的品德。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正直做人，努力学习，为庆华人争光，为国家做贡献。
父亲默默地，以其独有的远见和强有力的父爱，为子女撑起一片蓝天。
早在四十年代，我大哥十六岁时，父亲就让他到无线电社，学习在当时是高科技的无线电技术，大哥很快就能够独立修理老式各型无线电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大哥可以自如拆装黑白电视机。大哥凤龙历任：沈阳教学仪器厂政治处主任、沈阳无线电一厂党支书、沈阳电视机总厂党支书、国营七九〇厂党支书。
大姐凤桂在庆华中学读书时，喜好滑冰，那时的冰刀鞋很贵，父亲就用一双巧手，自制了一双冰刀鞋。大姐不负父望，参加绥化地区冰上速滑比赛荣获好的名次。
二姐凤玉，七十年代初期在北安县标准件厂工作，冬季天寒路远，每天晚上二姐下班回来后，父亲母亲就在炉前给她烤棉鞋。至今我还能想起他老人家在炉火前的情景，父亲个子不高，但映在墙上的身影，却是那么的高大！
二姐后来调入庆华厂，她能歌善舞，美术和书法都很出色，在工厂车间从事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妹凤君，聪明伶俐，酷爱声乐和舞蹈。父亲请工厂一位业余小提琴手教小妹拉小提琴。父亲一直想给她买把小提琴，但迫于经济条件，至父亲去世也未能如愿。
我们兄妹中，二哥凤宝是最有成就的。他从小就喜欢画画，父亲全力支持二哥学画，请来工厂文化宫美术组的王修文教哥哥学习美术。为了让哥哥野外写生有个象样的画箱，父亲花了四十元买了一个电唱机，改制成画箱——昂贵的画箱！那时，一个徒工的月收入不足二十元。
二哥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经过刻苦的努力，在一九六五年考入中国久负盛名的最高艺术学府鲁迅美术学院。
一九七〇年，二哥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辽宁青年杂志社任美术编辑。一九八四年之后，二哥先后任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辽宁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务。
二哥在几十年的绘画生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是著名画家、装帧艺术家、教授。&历任：中国政府奖高级评委、中国装帧艺术展览高级评委、中国装帧艺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政协委员。
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作品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等大型权威专业画集中。《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予以介绍。小传被收入《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博览大典》等辞书中。
他被鲁迅美术学院等高校聘为特聘教授。
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喜欢无线电技术，父亲看出我有这个爱好，就手把手的教我，父亲把他最珍爱的无线电元件给了我。命运弄人，我没能走上父亲希望的道路。
一九七四年，我要下乡了，在离开家的前夕，妈妈为我准备好了行装。父亲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满含热泪深情地看着我，谁知，那一眼竟然是最后的永别！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就在父亲准备去上班时，突发脑溢血病，邻居们帮助迅速送到医院。
父亲临终前拉着沙振常所长的手，拍着自己的胸膛，当沙所长解开衣扣，黑色棉衣里边拴着一大串枪库的钥匙。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是工厂和他的责任！
虽然医生全力抢救，但是，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我们。他走得那样匆忙以至于没有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儿女们的最后一面。
庆华厂工会委员会在文化宫为我的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中给予我父亲以很高的评价：
“杜华龄同志，二十六年如一日，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他的先进车刀法曾在全国推广，他多次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者，一九五五年参加了省劳模会，一九五六年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与会代表一起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荣会见留影。杜华龄同志把党给的荣誉，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在抓革命促生产中，为支援世界革命，加强国防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杜华龄同志，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他先后两次动了大手术，但是他心中毫无自己，每天捂着肚子带病坚持上班。就是在这次患脑出血，已不能讲话，病危时，还连连打手式不忘把衣兜中的仓库钥匙交给组织。杜华龄的新自行车自家孩子不准动用，可在工厂他用它驮料也在所不惜。”
“杜华龄同志，对同志满腔热忱，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他经常为同志们忆苦思甜，他把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徒工。我们应当学习他这种热爱集体、团结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高尚品德。”
工厂领导和父亲的生前友好、老工友、徒弟，都前来悼念。
当时在白城子试验基地的科研所部分人员惊闻噩耗，悲痛万分，鸣枪致哀！
岁月悠悠，时光变换，但是，人们对“劳模”的崇尚从未改变。
二〇〇二年我去沈阳，来到了劳动公园的“全国劳模墙”，十几米长的红色花岗岩上镌刻着“沈阳市历届全国劳动模范”的名字，父亲的名字“杜华龄”三个大字，庄严地刻在上面。我抚摸着父亲的名字，仿佛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
阳光照在红色的“全国劳模墙”上，它象一面火红的旗帜！
一队孩子站在“全国劳模墙”前，听老师讲述故事……
（由于年代久远，有些记忆已不清晰，所述之事如有不当之处，敬请知情者指正）
杜华龄之女 杜凤荣
2017年3月22日济南
签发/陈百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