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清明节
    万宪凤
 
野陌乌啼倍感伤，荒茔草茂掩凄凉。
槐庭忆旧难消恨，柳舍谋归欲断肠。
旭日临门亲不在，晚风剪影梦成殇。
儿行万里呼无应，唯向坟前话古方。
 
已是清明，我却仍然没有回到老家看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守候在大门前，等待我回家了。他们早已长眠在村东的堤湾——寡堤湾，那里有哥哥姐姐陪着他们，不用我牵挂！
如果要说有牵挂，应该是他们牵挂我啊，因为除了我，他们全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呢!
我是家里的老幺，我出生时，母亲已年过四十。母亲常说我是“老月母子生的”，凡事不与我较真。她还说我出生时很瘦小，出生后又没奶水，弄点儿米糊糊，祖父不耐烦喂我吃，我就常常饿肚子，瘦的脖颈可以掐断，只见一个脑袋。直到我自己学会吃饭，才慢慢好起来，过了三岁就越长越胖了。
当年，他们以为我不可能活下来，连我的生辰八字都没做记录。偏巧，我比哥哥姐姐活得都好，从小到大几乎没去过医院。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凡事不指望我，到他们去世时也是这样的。
母亲去世前，半身不遂，在床上躺了半年。那时我已参加工作三年了，我对她说：“您需要什么，现在就说出来，我一定给您办好。将来您百年归山后，我就什么都不做了，那些烧纸钱之类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我只敬活佛！”母亲望着我，叹口气说：“我不指望你，我指望你二姐。她会安置我的。”
二姐长得和我不像同一个妈生的。她遗传了我父母的优点，长得像电影明星，声音也好听，当年还唱过样板戏。她和母亲一样，能说会道，处事周全。我正好相反，遗传了我父母的缺点，不仅身型模样丑，声音也是怪怪的高八度，还五音不全。为人处世更是马大哈一个。尽管这样，二姐还是没有我出名。小时候，我是瘦得近邻皆知，长大后我是傻得四乡有名。
有段时间，我在大姐家帮大姐带小孩，头上长虱子。大姐觉得很丢人，又逢我耳朵后长脓包，大姐给我剃了个光头，再顶个围巾遮起来。大姐叮嘱我，有人问起就说是长包，千万别说长虱子，太丢人啦。可我每次都抢着说：“头上长虱子，我大姐就给我剃了个光头”。大姐赶紧纠正：“哪里，她长包，我就给她剃光头了。”我还要补一句：“真的长虱子啦”。大姐气得恨不得给我两巴掌。没人在场时，她就数落我：“叫你不说长虱子，你偏说，你看人家都笑话你。你怎么这么傻呀！”她总担心我太傻，在外会吃亏。我读师范时，她特意到我学校来看我。可惜的是，她在我毕业考试的第一天，在我哥生病住进院的同一刻，被医生一针结束了她的生命旅程！
母亲不仅觉得我傻，还觉得我长得丑，嘴唇厚，不会说话。母亲常对我唠叨：“你要好好读书，你读书成绩好了，人家就觉得你聪明，就不会管你丑不丑啦”。我和同龄人一起玩耍时，母亲会在旁边望着，不时地提醒我：“你小点儿声音笑，笑不漏齿啊。她们都不像你。你看，她们笑得多自然啊。”
静下来时，母亲会说：“你去买一本《增广贤文》吧，读了‘增广’会说话”。再大一些，母亲会时常提醒我说：“你把头发往旁边顺一下，不要让刘海遮住眼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会说话的想话说，不会说话的抢话说。”
……
到我结婚时，母亲还在说：“你和你二姐不一样，你为别人想得多，你有多大的难处也不会找人开口请求帮忙的。”她还特意叮嘱来家的亲朋，把送我结婚的礼金一定亲自给我手上，不然，我是绝不会接受父亲手上的那些钱的。”
她说什么，怎么说，我都不以为然，只是《增广贤文》我还是真买过一本，因为我特喜欢看书。可能是父亲也喜欢看书吧，父亲从不说我傻。惹的二姐常说我父亲偏心：“喜欢她，就护着她。憨得要死，还说她不憨”。
有一次，父亲正在教徒弟如何把厕所的粪坑砌得圆光美观又无缝隙。我在旁插话道：“厕所明明是方的，它下面的粪坑为什么做成圆的？用砖砌成方的多方便，做成圆的有什么好？”我姐在旁只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赶紧打住，以免惹父亲生气。父亲没有生气，打发走徒弟后便和我讨论起来，还拿出钢卷尺和大米，和我一起做试验。
父亲确实比较宠我，从我小时候起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听父亲在交代母亲，说自己的一件衣服口袋处有一个破洞，要母亲抽时间缝补一下。母亲还没来得及接腔，我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会补”。父亲笑盈盈地看着我说“好啊，你帮我补吧。”
母亲嗔怪父亲道：“她才几大，你听她的？等会晚上我来补。”
“五六岁了，可以做了。”父亲还是笑着说道。
“我会补！”我很有把握地对母亲说。
母亲随口道：“好吧，你补吧！
他们忙别的事去了，我真的拿起衣服补起来。等他们回家时，看到的是：深蓝色的衣服上是白色的线迹。母亲看到那歪歪扭扭的针脚和那显眼的白色线段，对父亲说：“我说不行，你看，这怎么穿得出去！”。
父亲却开心地笑着说：“可以，可以，用墨汁把白线染黑就行了，‘笑破不笑补’么！”
父亲给我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从不对我发脾气，更没有打骂过我。还记得我八九岁时，我家翻新了3间大瓦房。父亲请来有些文墨的“乡绅”,在家里设计，帮他在各处的墙面上画上他喜欢的装饰画，如“喜鹊登梅”等。当他们中途吃饭时，我悄悄地拿起他们的画笔，在东边墙面的“画框内”勾勒起来。姐姐看见了，赶紧去告诉母亲。母亲赶来，像我闯了天大的祸似的，骂着要我赶快到一边去。听到她的责骂声，父亲过来看了看，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他看了我的涂鸦，惊喜地说：“这是你画的？”我笑着点点头。他转过身，指着北面的墙，对站在旁边想看个究竟的哥哥说：“她画的是那幅，你就画这幅吧！”哥哥连说“不”。父亲耐心地对他说：“只要你画，随便你画成什么样子，我都不说你！”哥哥始终没有拿起那些笔。母亲在旁直埋怨父亲太娇宠我。
父亲平日大都不在家。只要父亲在家的时候，家里就会很热闹。有左邻右舍向他讨教生活难题，有远道的生意人由乡邻指引到我家借宿，有他众多的同事，朋友，师傅，徒弟和他商量事务，晚上还有专程来请他说书讲故事的。他特别能讲故事，有时候，他睡下了，还被拉起来讲，一个不满足，还讲两个或三个。父亲总是笑脸盈盈，他总有新鲜话题。
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包“大公鸡”的香烟，兴冲冲地对我说：“你猜，这包烟多少钱？”看到父亲那么开心的样子，我想一定是捡了个便宜，市场价是每包一角五分钱，我就说：“一角钱！”
他说我猜得不对，那包烟是他用两元钱买来的。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他告诉我：一位老街坊，儿女不在身边，手头没钱了，只有这包烟，想用它换点米。一般人都不愿做这明显吃亏的买卖。父亲碰上了，就给了老人两元钱，换回了这包烟。我还是觉得奇怪，问他：“别人都不愿做的事你为什么要做呢？”他说：“雪中送炭是君子啊。再说了，也许以后，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无钱无靠，你希望路人怎样对待我呢？”我默默无语，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泪水挤满了我的眼眶。
父亲文化并不高，他只读过三个月私塾，他就是喜欢看书。看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搬出他那本《康熙字典》。他还给我讲他的祖父，一位当过私塾先生的祖父。说当年的“万老先生”是出了名的学问好，书教得好。因为有一年，一乡邻被一有钱的公子哥打伤致死，有钱人听说是“万老先生”替写的状词，便带了巨额钱财找到“万老先生”，要他把“追击”改为“对击”。“万老先生”不为金钱所动，说：“人家不能又失去儿子又输掉官司啊！”为此“万老先生”得罪了有钱人，就没有继续教书了。讲完后，父亲还加上一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啊。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学校开始萌芽收费补课。学校先征求老师个人意愿，有位刚进校的老师说：“那么辛苦，收一点点学费，还不如卖点零食给学生赚钱多”。我回家征求父母意见，父亲说：“豆腐泼了都可以！”我不解地望着父亲，母亲接着说：“架子要留着”。“哦，是这个意思啊!”从此，我没有参加任何个人组织的，任何形式的收费补课，直到退休。
但，父亲对我，到底还是失望的。母亲去世时，已实行火葬，需要丧车。父亲商量我：“我们叫一辆手扶拖拉机呀？你看行不行？”我没有读懂父亲的潜台词“你有没有能力叫一辆大卡车？”我还以为父亲怕我怪他舍不得为母亲花钱，就说“行啊，可以。”父亲去商量我表哥，表哥说：“不行，手扶拖拉机太小了，我去叫一辆大卡车。”这件事让父亲很赞赏表哥，对我有些失望，觉得我行事不如我表哥。
在准备墓碑时，父亲拟写了一个碑帖草稿给我看：“你看看，这样写有没有问题？”
我随口说：“没问题呀。”
“我的名字就写这儿，先刻出来，再糊上，等我百年归山时，你再把我的名字抠出来？”
我不假思索地说道：“可以”。我不知道一般老人在世时是很忌讳人家谈自己的身后事的，父亲主动当我面谈自己的身后事，是用来考核我的孝心的。我却漫不经心地说了句“可以”。父亲对我彻底失望了：“你呀！书是白读了！”我这才想起，父亲平时给我讲的很多关于生死的典故是有用心的。而我太傻，很多的观念总是不合大众，不合世俗。
父亲是手艺人，三教九流接触的多，喜欢发表人生感慨。有段时间，母亲要给他添置新衣服时，他总说：“不需要。我还活的几天？算命先生说我只有五十一岁的阳寿！”事实上，他活了八十一岁。
父亲的经历和他的生活态度让我不再相信算命先生那一套，同时，我把生死看得很淡然。我每天每时都是快乐地活着，又积极地准备着有可能，下一秒我就和这个世界挥手再见了。“人死如灯灭”，我不相信有来世，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世解决好。所以，我一直对父母解释说：“以后，我肯定不会给你们烧纸钱。也不会送你们任何冥用品。”
我说到做到。母亲去世后，我没给她烧过半张冥钱，没给过她半点冥用品，包括前三年的“叫饭”，我也一次没敬过。
有一次，我做了个梦：我和二姐并排坐在母亲的床前，一条长凳上。母亲从后门进屋到房间，站我身旁对我说：“幺姑，你给两块钱我啊。”
“没有啊，我没钱。”我边说边翻出衣服口袋给她看。
“你找二姐借呀!”
“好吧，二姐，你借两元钱我吧。”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二姐手里接过两元钱，递给母亲，我就醒了。
完全清醒后，我想一想，母亲的坟墓确实在屋后。我把梦境讲给二姐听，二姐说：“你这个丫头是狠（心），你就给她老烧两张钱不行啊。”
“不行，我根本就没有纸钱。”
“我那里有，我给你拿几张来。”
“不，要烧你烧。我梦中也是找你要的，你干脆自己去帮我烧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梦见母亲了，她找我要饭吃。我说：“没有啊，我还没做饭。”同时走进厨房，端出空碗给她看，表示确实没有现成的米饭。她跟着我走进厨房，接过我手中的空碗，用筷子一扒，白米饭就出现在碗里。我在心里想：“死人与活人是不一样，我明明没看见米饭，她怎么就能拔出来米饭呢？”这样想着就醒了，原来是个梦。
我梦中知道她已经去世，这算梦吗？我讲给父亲听，父亲说：“前两天我出去了，不能回来。本来准备叫你给妈叫饭的，想到你可能不愿意就没跟你说。难道是你妈找不到吃的就去找你啦。”
“有这么巧吗？我不信。”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我躺在学校寝室大门边的竹床上睡午觉。梦见母亲坐在我寝室中间的床铺上，在北边的床沿背对着我坐着。我看见她就喊，她不理我。我连喊三声，一声比一声响亮，最后一声我是使出了全身力气喊出来的，喊得我坐起来了。我看见母亲起身朝东边走了。我醒了。醒来时，人是坐在竹床上的了。
我不能判定，我坐在竹床上看见母亲离我而去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梦醒之后。除了这三次，我再也没梦见过母亲，无论我多么想她，她都没再在我梦中出现过。二姐说：“你太狠（心）了嘛，她还找你干什么呢？”父亲说：“死了死了哩！哪里还会再见到的呢！”
父亲常说“人死如灯灭”，却又每年的年关、清明等特殊的日子在家写符包：把许多的冥钱分装成小份，再用黄纸包好，粘贴住封口，然后在冥钱的外包纸上写字。正面写上收钱人的称谓，姓名等，反面写上大大的草体“封”字，这个符包就算写好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会一次写好全年不同节日需要打点的过世亲人的各种符包，交给母亲收藏。到时候，如果父亲不在家，母亲就可以直接拿写好的符包去焚化。
父亲每次写符包时都会叫上哥哥，告诉他写符包的一些规矩和忌讳，然后要他替父亲写。每次哥哥都不愿拿毛笔，不肯写符包，我就会自告奋勇地拿起一支毛笔写起来。父亲认为我很有孝心，干脆直接让我写符包，还告诉我一些祭祀常识，把家里的万年历等书都交给了我。其实，做这些事我只是出于好奇心，我喜欢新奇的事物，但对给九泉之下的人敬贡，我是不赞成的。我反问父亲：“既然‘人死如灯灭’，‘何曾一滴到九泉’，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
“前传后教呢！都是这样在闹，主要是做给活人看的。人家说起来，某人的后人还记得他，还来看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以为父亲是赞同我观点的。现在想来其实不然，父亲应该是很想我能在他百年之后，逢年过节给他送符包的。
我为什么决绝地让父母永远失望呢？对至亲的爱，我不想用无实际意义的行为来敷衍；对至亲的思念，我不想让周围熟识的或不熟识的人“分享”。我不想用给去世的亲人烧冥钱和冥用品的方式来晾晒我的孝心，表达我的思念！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尽孝，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我更没能力真正尽孝了。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孝心的人。我接受不了那份悲凉，消化不了那份酸楚，我不想粉饰自己！
可是，继大姐走后，我的哥哥和二姐又先后走了！哥哥是在母亲走后的第三年病逝的，二姐是在父亲走后的第五年病逝的。二姐的去世让我哭了整整一个月，但我却没给她烧半张纸钱。
在二姐去世三周年后，我才开始考虑如何给躺在堤湾的父母及兄姊过清明节。
那一年的清明节，我去上坟了。站在他们的坟前，感慨万千啊！


万宪凤，笔名：颜默、雨锁、万一恋，曾用名：万小林。
万宪凤，女，1962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原沔阳县郭河公社光辉二队)。湖北省教育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1977年9月--1979年7月就读于郭河中学，1981年7月潜江师范毕业后走上讲台至2017年4月退休。退休前为湖北省荆州市实验中学数学高级教师，退休后开始学习诗词歌赋，并尝试文学创作。已出版散文集《万语千言——寄远方》和诗歌集《万语千言——赋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