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27年，卒于1984年，享年仅57岁。生活的困顿、过度的劳累、可恶的疾病，像压在他身上的三座大山，过早地夺取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小时曾上过学，解放前在西安玉德厚商铺当过学徒，因为他生性聪明、又肯学习，所以有点文化。1955年回到家乡，一直务农。当时父亲是村里的能干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担任过生产大队的会计，也当过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我只记得人们夸他算盘打得好，账目从未出过差错，且办事公道，从不讨集体便宜，因而受人尊敬。父亲厚道、为人大方、爱说爱笑、社交能力强，当干部时，村里与外界打交道的事多由他出面；至于村里的红白喜事，他几乎家家都要去帮忙，因而人缘好。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过早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二伯父与二伯母相继早逝，留下了与京样姐一样大的京彩姐，父母亲便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抚养堂姐的义务，把堂姐视为己出，待两个姐姐像待双胞胎一样。1956年祖父去世后，祖母一直由我父母奉养。那时我们家虽不宽裕，但吃、喝、穿、戴没有让祖母受过屈。我小时随祖母睡，我记得每天晚上，父亲无论何时回家，都要先到祖母炕前报到问安；母亲每天睡觉前，都要给祖母送便盆，第二天天未亮又把便盆倒掉。祖母晚年两次去运城住院，完全由父亲侍奉。祖母去世时，我们家境大不如前，但还是由我家安葬。父母孝敬老人的举动，在亲朋邻居中留下好名声，也为我们后辈儿孙做出了榜样。

父亲一生勤劳，我们姐弟七人，生活的沉重压力使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在生产队多挣工分和劳动粮以养家糊口。父亲不当干部后，被生产队安排当上了饲养员。那时，牛是生产队的宝贝，又是队里的半份家当，因为父亲热爱集体，又吃苦耐劳、勇于负责，才被干部与社员群众选中。当饲养员，除冬天外，每天都要到地里割苜蓿。因为应割的苜蓿有定额，他还要多割些野草。他总觉得自己辛苦些，让牲口多吃些青草以利增膘。我曾多次帮父亲铡草，他常说：寸草铡三刀，多吃肯上膘。因此草铡得细碎。喂干草，也要多筛几下，再用手在筛子里翻拣几次，防止杂物被牲口吃掉。喂牲口的水槽，及时清理，保证牛马喝上干净的水。牲口吃草时，他细心观察，发现异常及时请兽医诊治，然后又不厌其烦地给牲口灌汤灌药。牲口拴出圈后，他又用小刨子把牲口身上的毛梳刮一遍。我们队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毛色发亮，每次大队组织给牲口评膘，总能受到增加工分的奖励，每当这时，父亲也会哼几句《一颗红心》的唱段：大黄牛，把我望，时刻不让离身旁……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很困难，我们生产队每人每年分不到三百斤粮食，而我们弟兄几人正是能吃饭的年龄。父亲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孙吉或荣河买些高粱、玉米。那时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收入太低，弟弟久安有幸被县建筑工程队招去，但工资也不高。父亲不仅要维持眼下的生活，还要考虑我们的成婚，家境所迫，父亲真正成了拉车的牛，开始了给儿女当牛做马的艰苦生涯。

家里烧的煤，是父亲拉着小平车，往返三天从北山拉回的，因为这样省钱；七十年代，毛主席号召根治黄河，万荣县组织了治河大军，各村都派一些吃苦耐劳的壮劳力到荣河组成了运石营。汽车从山上把石头运到贾村，运石营成员从贾村把石头拉到黄河边垒堤坝，父亲毫不犹豫加入了运石大军。贾村到黄河边三十多里路，每天往返一趟。父亲与同伴们一样，每次装一千一、二百斤石头。他肩上挂着拉带、低着头、伸长脖子，两手紧紧抓住辕杆，身子几乎贴近地面，吃力地行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下吴村大坡，最是费力费神，所有拉车人都必须用胳膊把车辕紧紧顶住，依靠车后边的磨杆当车闸用，以保证平车平稳运行，稍不经心，就有翻车的危险。上坡时，两人互助，一人在前面使劲拉，一人在后面拼命推。即使秋冬季节，也都袒胸露乳，汗流浃背。冬天把石头拉到河边，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风吹着，极易感冒，但父亲和同伴哪管这些，每拉一次，都是一次超乎寻常的付出，都是对家庭、对儿女爱的奉献，都是对家庭重担的承载。为了节省体力，父亲极少回家，晚上住在荣河运石营宿舍。运石营灶上有两种馍：二面馍和黄馍，父亲舍不得吃二面馍，只吃黄馍。每到星期天学校放假，我抽空给父亲送一碗白面做的面条，算是改善生活。每次看到满脸皱纹、又黑又瘦的父亲，我都眼睛湿润，我曾几次劝父亲别干了，由我代替，但父亲把我民办教师的工作看得很神圣，总觉得我老带毕业班，不能耽误学生。

结束了运石营的工作，父亲又在本家万锁哥的帮助下，承揽了荣河机械厂一些小宗拉货的活儿，父亲拉着小平车，独自给临猗郿阳供销社送铁锅、木器等货物，又去了三门峡给机械厂拉电焊用的氧气罐。一个星期天，我和父亲每人拉一辆车，给郿阳供销社送木铣木杈等麦收用的工具，我们早上四点多钟出发，到郿阳已九点钟了，交完货，我问父亲平时一个人拉货，碰到上坡怎么办，父亲笑着说：这一路没大坡，一般一个人都能拉上去。我父子二人空着肚子拉车跑了四十多里路，又累又饿，便在供销社门口饭店每人两角钱吃了一碗热锅子。供销社同志告我，平时父亲送完货只是开水泡馍，今天有我才如此破费，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父亲很善良，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总教育我们姐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我门边百锁、千锁两兄弟相继参军，百锁第一年走，千锁第二年也想去，苦于家中父母年迈，家里重活没人干。父亲对我说：咱家活有你弟弟干，你和千锁自幼相交，他们家的活儿你帮忙干了，让千锁放心去参军报效国家。从此以后，千锁家从池塘挑水、猪圈拉土出粪（那时生产队要求家家养猪），这些活儿全是我干。秋收时，生产队分给各家的棉花柴，也是我利用晚上帮他家拔完拉回。就这样，我把帮他家干活当作自己的责任坚持了四年。左邻右舍常在我父母面前夸赞我够朋友，守诚信。千锁父母更是十分感激，赞不绝口。

父亲性格倔强，在困难、挫折、冤屈面前从不低头。1974年，天又大旱，收成不好。秋收后农活少了，上级号召生产自救，动员社员利用冬闲外出找活干。按大队规定，外出社员每人每天给队里交1元钱，记一个劳动日（当时一个劳动日可分2角钱）。父亲便伙同几个人到韩城芝川给一家建筑工地拉砖。他们每天披星星戴月亮，从离芝川八里路的砖窑拉上1000斤重的200条砖，往返四次，干上九个多小时，能挣四块钱。干了一个月，工作队进村了，村里开始整修土地。工作队有一社办人员程某，和我很熟悉。他到学校令我通知父亲立即返回，当时通信不便，我第二天就过河去韩城芝川，第三天和父亲急匆匆赶回来。当时正是极左思潮横行，程某为捞取政治资本，又被村里的派性利用，借口我父亲归来太迟，是对抗运动，叫工作队全部没收了父亲挣的钱，还到工地批判父亲，并不许生产队给我家分秋粮。特别是程某人还诬蔑我，说我想替父亲说情，对抗运动，勒令我立即离开学校民办教师岗位，到修地工地劳动。后来学生和家长找到了工作队为我鸣不平，公社鲁书记让我替村里写小麦丰产材料，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后，才让给我家分了粮，又让我回到学校继续当民办教师。当时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找鲁书记诉说，并要求返还父亲多交的钱。父亲一再说，咱们穷，就要能忍受委曲和痛苦。再说，上交的钱生产队已参加了当年的分配，咱们吃点亏，算了，别给领导添麻烦。并特别叮咛我，别找程某人麻烦，总相信吃亏是福，善有善报。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热情。文革武斗中，常有同学在我家吃住，那时尽管粮食紧缺，但父母还是调剂花样让同学吃好。75年我已到县城工作，我们王显联区联校长每次路过，还要到我家休息吃饭，父母总是热情接待。    

父亲常教育我们姐弟，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每当我们拿回奖状，父亲都万分喜悦。父亲常说：“敬人者人恒敬之”，让我们尊老爱幼，谦虚谨慎做人，并时刻记着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每年都要给几位恩师拜年，也尽力报答帮助过我们的人。    

1983年，父亲得了肺气肿，成天气喘难忍，但他从未在我们面前呻吟过，也尽量少给我们添麻烦，后来又成了肺心病，住到万荣县医院，姐姐日夜照顾，我和弟弟的朋友们探望时，父亲总是非常感激。那时链霉素药较缺，一位学生家长知道后，给送了一盒二十四支，解了燃眉之急。父亲多次念叨此事，一再叮咛我好好工作，当个好教师，用实际行动报答学生和家长，我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嘱托。    

我的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吃的苦比别人多，受的难比别人多，一生拼搏劳累，苦苦支撑着我们这个家，过早地耗尽了心血和生命。尽管命运有时对他极不公平，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从未在我们面前贬损过伤害他的人。他总是教育我们后辈，只要走正道，肯吃苦，好日子总会到来。总是期望我们成人成才，生活幸福。尽管父亲平凡地像脚下的黄土地一样，但他身上具备的中国老农民的可贵品质，永远铭刻在后辈儿孙心中，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姐弟几人在父亲言传身教，长期熏陶下，在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受到称赞。    

改革开放以后，托共产党的福，我们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但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时常想起我的父亲，愿父亲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