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年代，是值得怀想和纪念的年代。而1986年和《星星》诗刊，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阴差阳错地完成了人生履历一次大转折，由铁道兵转中国铁建员工，再成为《星星》诗刊社编辑。后来虽然又变换岗位，却没有离开四川省作家协会，直至退休。

一直致力于当代新诗研究的姜红伟说：“1986年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黄金年份，而1986年12月，更是属于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黄金月份”。

作为一名曾经的“星星人”，我明白他说的是“中国·星星诗歌节”。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一年《星星》不仅策划了“中国·星星诗歌节”，而且还于当年8月，在李白故里举办了“江油诗会”。这个诗会邀请了包括现重庆在内的原四川老中青优秀诗人集结一堂，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黄金笔会。

1986年《星星》诗刊创刊30周年。“中国《星星》诗歌节”暨“我喜爱的当代中青诗人评选活动”在成都举行。

（一）

处于中国诗歌黄金岁月的《星星》诗刊，事业青春勃发，人手却严重不足，而且平均年龄偏大。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是美术编辑甘庭俭，次之是魏志远，却又作为援藏干部并不在岗位上。在“江油诗会”召开前夕，我去了趟星星诗刊编辑部。并不是去投稿的，是想告诉一下各位老师，原单位奉国家之命，已经集体脱下军装并入铁道部了，今后如有活动什么的，不要把我算到军队作者群中去。为此，我还特意穿了一身刚发的铁路制服。串完编辑部的门，准备离开的时候，不料当时的四川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刘俊民把我叫住了。随后她又叫来了《星星》副主编叶延滨耳语了一番，大意是这小伙子是你们的作者吧，看得出来是铁路上的。当时地方上汽油奇缺，搞那么大的异地笔会，用油十分困难。随后他们试探着问我能否帮省作协买点汽油时，我未加思索便答：可以，需要多少吨？刘主任听后，眼中露出惊诧，我们哪里要得了那么多……

他们不知，当时我担任原单位团委和党办秘书，而原单位管着西南片区铁建系统工程物资，办这点小事有何困难？刘主任真是做行政工作的一把好手，见我爽快，便进一步要求，要是找一辆小车，到诗会上帮忙跑腿更好，于是我又爽快地答应了。作为仅仅在《星星》发过三、四次习作的作者，能参加这样规格的诗会，在那个诗歌沸腾的年代，也许会被许多人羡慕，也许是运气使然，也许是缘分伊始。

（二）

江油诗会是当时《星星》诗刊编委、著名诗人孙静轩领着我去打的前站，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孙静轩，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运气与缘分是事出有因的。1986年，《星星》需要做的工作的确是太多了。当年7月，《星星》诗刊就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我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中青年诗人”投票活动；因为《星星》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1987年1月正是《星星》创刊30周年纪念，所以在“我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的基础上，又有了“中国·星星诗歌节”的策划创意。于是，“江油诗会”结束不到半个月，我又被召唤了。虽说《星星》领导通过省作协人事处给原单位发来了公函，希望借调帮助工作至年底，但原单位政委（那时还改不过口，习惯叫政委）心里老不愿意了，最后说，考虑到我们刚刚从军队转制到地方上，要搞好各方面关系，才勉强同意了。运气又一次助推了我与《星星》的缘分。

（从左至右：吉狄马加  李钢  叶延滨 在江油诗会）

（三）

到《星星》的首件工作，便是协助当时的编辑部主任蓝疆老师清理“我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中青年诗人”选票。活动选票是由当年三季度出版的七期《星星》诗刊附页发出的，读者以回执方式寄回选票。当年10月评选结果揭晓：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榜上有名。

1986年《星星》诗刊创刊30周年。“中国《星星》诗歌节”暨“我喜爱的当代中青诗人评选活动”在成都举行。部分编辑部同仁和合影留念，从右至左，前排：舒婷、傅天琳、甘诞俭、叶文福、孙敬轩、顾城、白航、曾参明、蓝疆、鄢家发、沈重、古杰；后排：魏志远、张加百、叶延滨、李钢、北岛、王志杰。

1986年12月6日，为期四天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开幕式在成都月季皇后大酒店隆重举行开幕式。上榜的中青年诗人舒婷、北岛、傅天琳、顾城、李钢、叶延滨、叶文福，以及陪伴顾城参加活动的妻子谢烨出席，而杨牧、杨炼、江河则因各种缘故未能亲赴成都出席“中国·星星诗歌节”。

（从左至右：谢烨  李钢  傅天琳  舒婷  顾城）

现今有资料显示：出席开幕式的有《星星》诗刊主编白航、著名诗人孙静轩、编委诗人沈重等，还有编辑部工作人员蓝疆、曾参明、鄢家发、甘庭俭、魏志远、王志杰、张加百、孙建军、古杰。但说漏了一个人，现今旅居德国的女诗人邓瑛，她是孙静轩先生专门从德阳文化单位借调过来帮助工作的，而且十分努力，不应当被忘记。

“中国·星星诗歌节”获得了出乎当时编辑部意料之外的轰动，整个过程或另有人撰文记述，我仅说几件记忆最深的小事，不仅以为纪念，且其中滋味或更令人唏嘘感叹。

（四）

1986年，《星星》诗刊不经意办了一场全国之最的追星活动，那时的名星不是歌星、影星而是诗人。活动中有一场上榜诗人亮相交流暨主题诗歌朗诵会，是在“新声剧场”进行的。只能容纳800人的席位哪里够用，闻讯自发到场者估计接近一万人，凭票入场的秩序完全无法维持，开初不得不允许追星青年们站满走廊和门厅，后来不得不打开所有门窗，满足剧场外面人山人海的青年诗人们聆听的愿望。然而事故还是发生了，场外的青年诗人不满只听到声音不见大诗人尊容，便不断有人爬上窗口站立，以至于将整个剧场的窗扇全部挤压为碎片。活动结束后，我与蓝疆先生去了新声剧场，不断向人家检讨之后，赔偿现金2000余元，好生心痛。算算，当时《星星》每册定价0.3元，仅与现在的每册定价比对一下，就晓得当时的两千，相当于现在的几大万吧。

顾城到成都参加活动，他妈妈极不放心，先是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从主编处得知我是《星星》与顾城年纪相仿的工作人员，说顾城从没有单独一人出过远门，恐怕日常生活难于自理，要求我随时照顾。待我去接人时，才发现他与谢烨双双来了。当天的接风宴孙静轩安排在自己家中。妈妈以为生活不会自理的顾城，却收了桌上碗碟就往卫生间钻，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帮助洗碗。看他在别人家做客还这样讲礼数却走错了地方，大家笑了一回，以为他仅仅是对房间不熟。直至多年之后，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那件事之后，我才知道他妈妈担心的是什么。在母亲眼里没有什么“大诗人”，只有她熟知每根毫发的儿子，这重心灵的境界，是所有写作文字的诗所达不到的。所以，至今忆及那时场景，心中仍会隐隐作痛。

活动是在都江堰闭幕的，还在离堆公园照了个大合影，也是4天活动中唯一的人数基本到齐的照片。当时政府尚无旅游主管部门，离堆公园可没有现在这样光鲜。有人随便找了个宽敞点的地方，却是前高后低坑凹不平，就有人号令后排的人自寻东西垫起来。我乃“勤杂工”一个，自然不敢争先，只发现本就1米8以上的高个子李钢，早捡了三个砖头垫在脚下，绝对追求鹤立鸡群，这恐怕是他永不会变的个性。周围的石头砖块早被收拾光了，记得好像我站在最后，算是加入了进去。现在照片已经模糊，掉人堆里，李钢一侧，露了大半个脸的那人是不是我，自己都不敢确认。

（五）

“中国·星星诗歌节”之后，我正式调入《星星》诗刊工作了。事前征求过我的意见，也许正是受了这个诗歌活动高热度的影响，我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原单位政委，连借调我工作都老大不愿意的人，却忽然同意我调走。后来我听说，省作协当时的人事处长温舒文去过我的原单位，至今不知他是如何说服了原单位老政委的。反正，我就这样到了《星星》诗刊，是命运垂青，还是命运弄人，还是诗的召唤？也许说不清道不明处，正是最浓的诗意吧。

我正式到了《星星》，却有人离开了。古杰离开了，现在还在那个岗位上的是古毕，已经成为有30多年经验的老编务，德高望重。那之后，早我之前借调工作的张加百也离开了。其实早于“中国·星星诗歌节”离开的还有借调编辑杨然、余以建等诗人，皆因人事体制相关规定影响，使他们没能早于我顺利成为《星星》诗刊编辑队伍之一员。所以我才说《星星》之于我，是运气大于缘分，且体现在中国新诗黄金般的1986年。

俱往矣，35年如烟似云，35年又恍然如昨。然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在众多年轻一代诗人心中依然美丽。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有人仙归，有人老去，有人继往开来，当我们自称“星星人”的时候，美丽依然。那么请允许我以1986年和“中国·星星诗歌节”的名义，重温创刊主编白航65年前的发刊词以为温暖：“天上有三颗星星最美丽，一颗叫青春，一颗叫爱情，还有一颗叫诗歌！”同时套用老主编句式写三句，以为与新一代“星星人”共勉：地上有三个故事最动人，一个叫梦想，一个叫追寻，还有一个叫拼搏！

是“星星人”就撸起袖子，大家依然同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