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麟

播讲：大火炮

后期：飘   然

     我爱我的姐姐

                作者：杨  麟     

 说书：大火炮

    我有五个姐姐。

    大姐在我出生那年上了花轿，嫁给老家的一个农民。

在我五、六岁朦朦胧胧记事儿的时候回了一次老家山东临沂，只记得大姐抱着她的两个孩子天天给我煮鸡蛋，却不给她的孩子吃。到哪里都带着我,让我给乡亲们表演节目，她就站在一旁总是笑眯眯的。转过年,她来沈阳看我父母时得了急性脑膜炎，扔下一丫一小两个孩子就去世了。我清楚地记得哥哥哭得死去活来，多年以后哥哥提起大姐还会掉眼泪。哥哥和大姐挨肩，总说大姐对他可好啦。所有的人都说大姐特别能干，她的儿子----我的大外甥长大后在村子里开了个饭店，买卖做得风生水起。乡亲们夸奖大外甥时，都说他能干的那股劲跟他娘一样，待人的那股热情劲跟他娘一样。每次回临沂看到大外甥的生意有长进，就不由自主的想起大姐给我煮鸡蛋的情景。

     二姐嫁给了抚顺煤矿的一名汽车修理工，生了五个孩子。

二姐夫是抚顺市劳动模范，在工作中实实在在，回到家勤勤恳恳，她们家总是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我们姐弟几个都爱去抚顺，每次都能看到新变化。我们去了之后除了能品尝到二姐和二姐夫做的美味佳肴，还爱听她唱歌，她唱歌可好听了。仅靠二姐夫一个人的工资，二姐操持七口之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引来不少左邻右舍的赞誉。只要我去她家，临走时都把我送到车站，买上车票，往兜里塞进许多好东西。可惜，1974年也是因为一场疾病二姐撒手人寰。二姐夫带着几个孩子真不容易。虽然我们也帮衬着，一个大男人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从那以后，我只有三个姐姐了。

     三年自然灾害，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三姐也响应号召去了吉林省的东丰县。我去看她时就住在一个姓徐的老乡家里。这家里有个小伙子对我特别好。领我上山采榛子，带我下河摸鱼，走九十里山路送我去山城镇坐火车回家时，一路上都是他背着我。后来小伙子跟三姐一齐来了我家，我才知道，刚满十八岁的三姐就要嫁给他了。三姐结婚那天我坐着马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乐颠颠地等着吃喜糖。可怎么也看不到三姐有笑模样。

    三姐结婚后的日子挺苦的，最难的是缺粮。

每年有两三个月要靠土豆充饥。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去了三姐家，才知道他们生产队的社员家家连土豆都没有了，于是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把苞米叶子扔进挖的坑里沤了，等到十几天后苞米叶子发了酵，用铁锹撮出来，每家分了几锹当粮吃。吃了发酵的苞米叶子拉不出屎，那个滋味现在想想还让我苦不堪言。生产队的社员们干一年活全家只能剩十几块钱，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去看三姐或者三姐来沈阳的时候，能给她什么东西就尽量多给她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拿走许多破布。这些被城里人扔掉的破布被三姐拿回家后就糊成袼褙，一家人穿的鞋就用它来做。

谁也不知道每晚的油灯下三姐要忙到几点，五个孩子还有公婆一共九口人的穿衣都出自她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缝补中。不仅如此，我们在沈阳也会经常收到她邮寄过来的布鞋。每次穿上三姐做的鞋，我都会在同学们面前炫耀一番。

     1972年春节我去了三姐家过年，那个年过得不堪回首。整个村子没有一家杀猪的。生产队的一匹老马快死了，队长就下令把马杀了，每个社员分了四两马肉。三姐夫在年前杀了几只鸡和鸭子才把年过去。

     让我感动的是，不论生活有多难，三姐夫妇俩都不忘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培养孩子的优良品质。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辍学的，五个孩子的穿戴在学校里总是最干净的。他们的学习成绩更是时常获得老师的表扬。他的大儿子高考进了城，为了供孩子们安心读书，三姐只身来到沈阳收废品。风里来雨里去，走大街串小巷，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她自己知道。现在三姐多病缠身，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敢断定这与她年轻时过度劳累分不开。看着一天天衰老的三姐，想想三姐辛劳的一辈子，我的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敬仰。多么大的困难都没能征服她，时光的绳索却绊倒了她。三姐太能干了，她身上那股不怕困苦，不向命运低头的拼搏精神是我们家老一辈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也正是这种传承，才让她们一家人终于走出了大山在沈阳安了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最近我总替她担心，害怕她会有个三长两短的。每次听到她住院的消息就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我能做的就是常去看她。祝福她健康长寿！

     四姐和五姐是我家附近出了名的一对儿美女。

从小到大两个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文革中，我母亲为了躲避挨斗回了老家，我就是她们俩一手带大的，与其说我是她俩的弟弟，不如说我是她俩的儿子。

     先说四姐。她是几个姐姐当中最有文化的，她从小就文章写得好，文字写得美。每一篇稿件都被她抄写得错落有致，疏密有度，简直就是艺术品。以高分考取了沈阳十四中学，把爹娘乐坏了，决心要把她培养成大学生。嗨！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一夙愿没能实现。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1968年四姐参加工作后很快就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四姐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是二十元钱，却给爹娘买了许多好东西，领我和五姐去中街吃了最好吃的冰果。边吃边告诉我们她一天能挣七角八分四厘三，特别满足的神情我至今不忘。殊不知，我和五姐坐在冰果店里一气就吃了她两天的工资。

     别看四姐在生活上舍得给我吃，可在学习上对我特别严，严得我对她都有点儿恨。尤其是我的作业写不好，她一瞪眼，我心里特别怕她。几十年来，我很少得到她的表扬，但我有了好成绩还是首先对她讲。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姐那次打我，就是那次挨打令我终生受益。“文革”停课期间，我天天与家附近几个坏孩子一起玩。一个叫小林子的带领我们一起干坏事。结伙打架，去商店偷东西，在街上欺负女孩子，聚在一起抽烟......反正什么坏事都干。我怕两个姐姐知道，就什么都不对她俩说。哪里知道她俩暗地里早就瞄上我了。有一天我和几个人躲在砖垛后面正抽烟呢，被四姐逮个正着。她把我拎回家，让我站在屋子中间训我。她说了许多道理，她说着说着哭了，边哭边打我。不知是记住了她说得那些道理还是打得我真疼，反正从那以后再也不与那些坏孩子们一起玩了。她听说我们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积极支持我参加，我不会唱歌她就教我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教我怎样讲故事。文艺队里有演出，她就去观看。我总会看见她在台下的笑脸，可回到家却从来不表扬我，总提一些特别尖刻的意见。我虽然不高兴，可我已经适应了。别说，就是这些意见真让我不断进步。

     我这个做过知青又长期写作的人至今都不吸烟，绝对归功于四姐的那次暴揍。现在想想挨揍居然挺幸福。

     说四姐就不能不说五姐，让我永远记住的是她十三岁时就给我做的那双鞋。看看现在十三岁的孩子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可事实就是如此。

     家里整天侄儿、外甥一大帮，父母忙忙碌碌没空照看我，四姐爱学习没时间搭理我，从小我就跟在五姐屁股后面。她完全是个小大人儿，只比我大五岁，我的一切全是她管，无论咋淘气她从不碰我一指头。她不像四姐那么会讲故事，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许多好吃的。所以，作业不会找四姐，肚子饿了找五姐是我童年生活的习惯。就是现在退休了，还动不动去五姐家解馋。小时侯苦日子过惯了，五姐特别简朴。只要我去了她家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可能受四姐的影响，我从来不表扬她，还故意挑三拣四。五姐也不生气，她知道只有在她面前我才这么谝。

     不再说姐姐的事儿了。无论说多少也是挂一漏万。

     爹娘离开我已经快四十年了，每次来到姐姐们身边就仿佛回到母亲身旁。受父母影响，和姐姐彼此都用临沂口音说话。想想有朝一日听不到临沂口音对话了就不寒而栗。我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听姐姐们的唠叨，听听那让我心醉的临沂口音，那种享受是无以言表的。朋友们都羡慕我们姐弟之间的山东话，更羡慕我们姐弟间的情份。

     我骄傲，我是有五个姐姐的弟弟。

     我真的很骄傲，也是因为我有那五个姐姐。

            杨麟写于202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