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姐(小说)
文/舞笛
我表姐她虽然人长得不漂亮,却有个动人而富有诗意的名字——明月。
她是我姨奶奶的孙女,小时候常到我们家串亲戚。最后那次到我家时,她那一脸忧愁的神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原来我表哥,也就是表姐的哥哥,为娶媳妇儿筑下二十五块钱的“债台”,已懂事的表姐为此叹息不止,忧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
自这次她离开我家到再次见到她时,已是二十七年后的事儿了。十七岁的表姐为给家里减轻负担,抹抹泪走出了那片养育她长大的澧河湾。经一位亲戚介绍,来到豫西矿区一户煤矿工人家里当保姆。从此,她走上了 “自食其力” 的艰难人生之路。
当时尚未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那是个“双职工”家庭。日子应该是挺好的,只是孩子多,家里常常一塌糊涂。本来已有五个小子,表姐来到后女主人又相继生了两个丫头。刚好五男二女。五男二女什么概念?那是古往今来中国人家家户户世世代代期盼的一致认为最好的家庭修行结果。表姐一个接一个地抱。整天是哄了这个又喂那个,擦完小子的屁股又洗丫头的脸,“月薪”才十元,但表姐还是把孩子一个个的抱成人了。
那家男主人为表姐那吃苦耐劳精神所感动,眼看孩子们一个一个离手脚了,有心打发她回家,可又于心不忍,他们知道,家境好的话还能会出来干这个?便张罗着为她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对象,也好让她有个安生立命的归宿。可一连介绍了五六个对象都没说成。
你想啊,一个乡下姑娘,家境一贫如洗,相貌又不出众,有正式工作的青年小伙子,都想成个“双职工”的家,谁会肯娶她为妻呢?尤其是“农业户口”这一条,最是让人退避三舍。无数事实教训已经表明,找个农业户口对象,无疑于往泥坑中跳。如今的年轻人难以理解,那时农村户口一旦自主离开户籍所在地,可是寸步难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男人尚且如此,女子更是悲凉。谁不信就去问问那些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怕谁都能给你讲出成串成串的苦涩实事。
然而,几经波折,最后还是给她找到了个在矿井一线干采煤工作的男朋友。只是那小伙子除了具有“国家职工”这一优势外,家庭条件比明月表姐也强不到哪儿去。
小伙子叫大铮,家在市郊山沟沟里的一个小山村,有两个妹妹四个弟弟,也是一个五男二女之家,家里穷的锅能当钟敲。明月表姐第一次去他家相亲,尽管已是深秋,却见他八九岁的五弟只穿了一件破单裤裹身,冻得嘴唇发紫,其家境之寒不用再描述也能想象得出了。
大铮的工作虽然是一般城市姑娘不肯下嫁的煤窑工,可那顶国家职工的“红帽子”,毕竟也是她能够赖以托付终身的可靠条件。大铮及全家之所以愿意这门亲事,一来是因为自家条件也不好,媳妇儿太难找;二来则是看中表姐甘于吃苦和忍辱负重的勤奋操劳精神。婆婆着实希望有个能帮她操劳的人。
表姐婚后生活艰难而拮据。表姐夫大铮每月从井下挣来的六七十块工资钱,除去生活用度,还要拿出一部分帮补双方家里,常常弄得捉襟见肘,食不饱腹。
表姐操劳惯了,婚后享了一段“清福”,反觉难受。加之常向人借钱,整天寝食不安。于是,便让大铮央人到矿家属队找“小工”干。所谓“小工”,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不在国家任何编制指标内“五七工”。大铮花去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去走后门,才找到一份煤楼上拣矸子石的临时活儿。尽管天天累得筋疲力尽,可月底那三十八块钱的报酬,还是每每令表姐喜笑颜开。
谁知好景不长,半年后矿上清理没户口的临时工,表姐便在一夜之间又“失业”了。我之所以把“失业”二字加上引号,就是缘于那时节临时工根本不在就业计划之内,即使暂时有活干,也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清退,不算正经营生,和“无业游民”是一个概念。后经多方求情,总算找到一位有点小权力的同乡,到一家街道办的饭馆去卖饭。每月除吃饱肚子,还能挣个二十多块钱,家庭经济状况由此而有所好转。总算能替丈夫分担点家庭经济负担了,白天的苦和累,都化作了晚饭餐桌上甜甜的慰籍。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个“盲流式”的临时活,才干了三个月,上边政策一“紧”,又因“户口问题”而首先被清退了。
表姐伤心至极,在家里默默落了两天泪。她算彻底明白了:一个城市户口,该是一笔多么贵重的无形财富,她真是尝够了置身城市中,难以立锥的“农业户口”是低人不知多少等的苦涩滋味。
尽管迷信思想早已被“破除”得无影无踪了,人们也不敢再相信“宿命”思想了,可这因出生地点因父母身份而决定一个人终生命运的严酷现实,又逼得你不得不回到“命该如此”这一“天命”迷信道路上去。诚如祥林嫂那样,明月表姐彻底认命了,她完全向命运屈服了。虽然当时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唯出身论”口号,但这种完美的高调口号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百姓来说毫无任何实际意义。
那时的“国家干部”是金饭碗,企业“正式工”是铁饭碗,“集体工”是瓷饭碗,而农业户口的“临时工”连泥饭碗都不如。
应当承认,在过去特殊的年代里,户口的“农”与“非”的籍属,对一个人的确有着决定命运的作用和难以估量的价值。
后来,也就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吧,明月表姐有了孩子。女儿囡囡刚刚会跑,她又坐不住了,总想找点活儿干,她就是这种闲着难受的的“扒叉命”。换个角度来讲,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穷则思变”吧。每天大铮一上班,表姐拾掇完屋子,就抱上囡囡到街上去玩。时间一久,和街头几个摆鞋滩的老娘们儿们呱啦熟了。闲扯中得知做这种卖鞋的小生意并不费事,只要扎个百儿八十块钱的本儿,每天就可赚上个三两块钱。现在看来,三两块钱还不够买盒低档香烟,而那时却能顾住母女俩的生活,比到矿上拣矸石还强呢。况且有了孩子再去跑到几里外的矿上去上那种昼夜三班倒换的“班”,也实在成问题。
表姐有了想法之后,便试探着同大铮商量。表姐夫却挪揄她是给他丢人现眼,端了公家饭碗的人都会不自觉产生这种优越心理,山旮旯里来的大铮亦未例外。他说他少歇两公体日,保证老婆孩子饿不死还是没啥问题的。
商量不成,只好作罢。
可表姐闲饭吃着实在难受,不肯死心,明明家里经济紧张,却不让她找营生门路。面对大铮这种典型的“君子固穷”心态,表姐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她背着大铮借来五十元钱,和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二十块钱加在一块,到繁荣街批发商那儿贩来一箱鞋子。又从家里拿来两个方凳子,一块擀面板,在文化宫门外的和平路上找个空位,搁下凳子,支上面板,摊上报纸,把鞋子掏出来一双双地摆上,再把女儿放进纸箱里——她怕囡囡不小心跑丢。就这样,她的生意“开张”了。
表姐望着纸箱里的孩子,再望望大街上的来来去去的芸芸众生,心头顿时涌出阵阵酸楚和万端感慨:给人家看了八年孩子,抱大了“叨唻米珐嗖啦嘻”般的五男二女,轮到自己有了宝宝,却只能放进这破纸箱壳里,这是啥命数呀……同样在一片蓝天下,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无奈之人唯有屈从命运。表姐就这样迈出了“经商”的第一步。
快晌午时,卖出了第一双鞋子,赚了四毛钱。到夕阳西下时,共卖出五双,挣下两块钱的毛利润。
她怕大铮知道了不高兴,就把她的“商品”寄放在邻摊吴大嫂家。回家的路上,表姐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攥紧“等价交换”来的“货币”,在衣兜里不停地捏着,到进家之时,几张半旧的纸币已快揉碎了。
后来大铮终于感到有些异样来。快到月底了,表姐竟不再象往常那样急切地计算他开工资的日子,便提出了他的质疑。
表姐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就把实情告诉了他。说二十天下来,不但还上了借来的五十元本钱,还净赚了十五块钱。大铮听了,没再说什么,嘴角终于浮出一丝无奈的笑容。
过年祭灶那天,表姐坐下来粗略的算了个总帐。这头一年一共才干了不足九个月,其间除去各种开销,还剩下四百多元净利润。两口子有生以来存折上第一次拥有这么大数额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钱,心窝的喜悦再也盛不下了,时时从嘴唇边漫溢出体外。
没想到,经过三年“滚动发展”,“经营资本”竟积累到三万之巨。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万元户”,因表姐怕“露富”遭人忌,总说赚那仨核桃俩枣的不值一提,始终没引起人的注意。随着政策的日益放宽,表姐的生意逐步有了新起色,竟租起了一间门面房,开始了“店铺式经营”。
这时,经商大潮已在我们的矿区滚滚涌动,转瞬之间已是汹涌澎湃之势,表姐已在心里算计着准备搞鞋业批发,想动员大铮下海助她一臂之力。可表姐夫说啥也不干,尽管他天天感受着表姐为他带来的经济日渐宽裕之乐,却始终不屑于同“商人”为伍。
他这种心态,即使在处处高呼着“减人提效”、“下岗减负”、“再就业”、“自谋生路”、“自主创业”的今天,仍然不在极少数。
表姐无奈,索性把小姑子请来帮他们照看囡囡,她自己则亲自南下武汉、广州,北上郑州、开封、洛阳去跑着进货。辛苦虽辛苦,毕竟能多赚钱,心里还是满甜蜜的。做生意赚到钱的感觉估计和垂钓者提起咬钩鱼时是一样激动的。
不过,大铮的脑筋后来还是转变过来了,导致他“转变观念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刺激因素是他俩结婚后,他曾试图帮她实现“农转非”的梦想。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因没地位、本事小没办成事。但表姐的户口从农村老家迁出后在腰包里已装了两年多,城市户口上不了,老家回不去,最后还是只得入到郊区婆婆老家那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户籍上,“农”姓依旧。
她们结婚后因为表姐没户口,只能在矿院外的棚户区里租那种又低又矮又阴暗的小屋子住。那年矿上分配首批集资住宅楼房,由于大铮与一位有点权的头头有些私交,悄悄地把三千五百元集资款交上了。谁知到了快交钥匙时,被人检举,结果家属楼没住上,反惹出一屁股臊来。因为当时全国的大环境都是夫妇必须是城市户口才有资格分家属房,谁叫你没能耐找个城市户口的媳妇呢?
这时,他听说优越路正在售商品房,房价高达六万元之巨,这在当时是天价,令一般工薪市民不敢问律。他一气之下,倾其所赚三万,又托人贷款三万,出高价买了套当时完全“市场性”的居民楼住宅。
虽然他好长时间都想不通,同样都是个正式工,为啥人家可以白白分到房,或者花很一部分钱“卖”来住,而自己非得花这么一大堆钱才能“有其屋”?在这个最讲公平的国度里,竟是这么种不平等结果?他时不时在心底发出“天问”。然而转念又一想,终究可以从此告别那间租赁的阴暗潮湿的窝窝小棚屋了,毕竟可以靠着金钱的力量,弥补了“农”姓户口造成的缺憾。从那时起,大铮便有了想“下岗”的松动意念。
话又说回来,当时出全市最高价买的这套住房,现在若出手,可买得一百多万元,不过这是最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的。
第二个刺激因素是1988年大铮患了胃穿孔重病,做了胃切除手术,一年以后才得以恢复。有一次去找队领导说说想回矿上班,可队长却带着“关怀”的口吻说让他“好好养病”。他听出了弦外之音,目前队里人满为患,给找个轻活吧,这些岗位上的人多是有些来头,动了谁都麻烦;不给安排轻活吧,胃切除了那么大一块,再让他去井下攉煤推矿车,干那种高危超强度的重体力活,又显得领导太狠心,太不懂得关心工人。自此大铮不再找矿上要求上班了。
他看表姐为生意里里外外忙乎的不成样子,便放下“国家职工”的臭架子,答应帮她去温州进进货。他的介入,使表姐如虎添翼,生意蒸蒸日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中心路市场和体育路鞋业城都设下了自己的批发专店。大铮索性找矿上办了个“留职停薪”,大模大样地当起了老板,并在郑州、漯河、开封、洛阳等地开起了鞋业专营店。

一晃又过去十来多年,他们夫妇已算得上腰缠百万贯的大老板了,又在市中心最繁华地段买了套住宅,把原来那套让给了弟弟住。他还告诉我,来往温州、广州等地帮你表姐进货,已坐过四十次飞机,这绝非当那种戴着红帽子的职工能够企及的。
明月表姐1973年来矿区当保姆,当时我并不知道,次年我也来矿区学木匠手艺混饭吃,她也不清楚。直到时隔二十七年后的千禧年,意外的遇到一位同乡,方知我们近在咫尺而不相识。
那天我去她家,表姐夫大铮给我做涮锅。就在他家逗留的短短四个多小时里,先后有两件事令我心生感慨——
一件是大铮接了个电话,竟谈了十几分钟。开始我没注意他讲些什么,末了只听大铮说:“这样吧,到后天,从营业额里抽出两万块钱给您送去。放心好了,我们一定再帮您一把。”
原来是明月表姐先前当保姆的那一家主人,向他们再次借钱。表姐结婚后,那家的五男二女也都一个挨一个的长大了,因为他们生在城市有“城镇户口”,也都陆续招了工有了固定工作。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们供职的单位,有的放了长假,有的能上班也只开个生活费,都是濒临倒闭的半死不活状态,没办法的员工只好自谋出路。
先是老二儿子买了一台面包车跑出租,当时跟表姐借钱,给了他们八千元,后是老大儿子买房子,又借给他们两万。这次是因老四儿子单位倒闭了,想做生意,估计是因借钱太困难了,才再次来向表姐张口的。
表姐他们两口子毕竟都是穷困人家出身,忠厚怜悯之心终究是很浓的,那怕自己的生意受点影响,也不肯让老主人的脸面掉地上。
再一件是我们正吃饭时,来了位不速之客,带了几瓶好酒,是大铮矿上的同事。说几年前旷日持久的煤炭市场疲软,迫使矿上为了降低成本而三番五次的减人提效,最先只减那些长期旷工的或削减那种“富余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及至第三产业同样人满为患。他,就是那时候被推向第三产业的。不久前,他所在的“三产”企业垮台了,便把职工推向劳务市场。先后联系了几家单位都不肯接纳。一个堂堂大男子,上有老下有小,自己没工作,今后的日子岂不是大问题?无奈之际想起了下海的老伙计大铮,让帮助谋个挣钱的门路。
当时见新来的客人有事,我就起身告辞了。这件事下文如何不得而知,只是回家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国企职工优越感的“含金量”正在日渐降低,优越于其他身份的那种光环也以褪色,“碗”里香喷喷的美味在不少恋恋不舍者的手中,已变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胁”。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国有企业最大的“包袱”恰恰是人们这种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和思想观念。
也许表姐夫妇这种带有戏剧性变化的结果,是当初做梦也想不到的。可当我们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变化之后,依然不能转变观念,不改变依赖心理,那么我们的生活道路继续越走越窄,就不光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了。
后来表姐的“原始积累”完成了,有了一定的基础资本,她又让女儿在省城租了三家商铺,让儿子开了一家酒店,并在郑州买了房子。据说还在济南、武汉、西安等地又做了别的什么项目,表姐的几个小叔子小姑子也都在他们的资助下有了自己的生意。至于我们市的两个店面,她分别交给了帮她打理多年营业事务的侄女和外甥女,算是回报给两个姑娘的“嫁妆”。我和表姐夫妇最近这一次见面是今年春节后去郑州。聚餐时问及她家的生意,她说自己老了,七八年前都不再管多少事了,都是由着孩子们去捯饬的。并说大女儿想搞什么上市公司,随她鼓捣去吧!
她话说得如此轻巧,可这轻松地话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喻的世事沧桑和值得思索的人生回味啊!
一个黄土地上出生的穷丫头,本来生如草木,命如纸薄,于无可奈何之中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吃苦精神,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无意间成长为装点大地的林木,令人感慨万千。
有时候我总在想:天行有常,斗转星移,寒署易节,岁月沧桑,世道在变,人的价值取向不变行吗?
屈指算来,三十多年间,表姐他们这家个体户已累计向国家交纳税金及工商管理等各种税费不知多少个百万千万元了,而许多原来光荣得不得了的国家职工,反而成了企业早已不堪负重的包袱……这人生谁能琢磨得透?除非事后诸葛亮。
市场经济已为我们创造出广阔的个人奋斗空间,如果已经意识到自己成之为企业包袱的时候,还是尽快早点离开那口纷纷争粥喝的锈迹斑斑的已经见底的“大锅”吧。也许在不很远的将来,你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富翁阶层,就会成为国家富强经济大厦中的一支椽柱。

作者简介:舞笛,本名蔡全胜,大学文化,祖籍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长期工作于中原某大型国有煤矿企业,高级企业培训师,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中国煤矿作协、河南报告文学协会和群众文艺研究会、河南民间文化研究会会员,《鹰城人》杂志主编,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文艺创作协会副秘书长。曾在报刊上用多个笔名发表文学、新闻及理论作品,出版有《人在旅途》、《借题发挥》等三部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