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神游道统之源的中国(中)
——《虞书》札记
胡春雨
中篇:尧典和舜典
(一)薪火相传
《尚书》对华夏文明的记载,从古帝唐尧开始,然而把记录唐尧的“尧典”,纳入了虞舜时代的“虞书”。其中缘故,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为:“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因为是虞舜史官追记前朝,故纳入虞书。
遍览《尚书》,惟有对尧舜的记载称为“典”。中文所谓“经典,”从词义上看,“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本来都是“皆可为后代常法”的意思。区别在于“经”是中华元典的总称,“典”意味着“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难怪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说最高理想,就是“尧舜之道”。所谓“帝”,本来是对天道自然的一种称谓,取其“言天荡然无心,忘于无我,言公平通远”的精神,由此实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可见五帝的历史,始终寄托着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
正文的记载从“曰若稽古”开始,意为“顺考古道”,意谓《尚书》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指出“古人之道非无得失,”要在“考其事之是非,取其宜于今世”。既要继承历史遗产,“后世为治,当师古法”;又反对泥古僵化,“居今行古,更致祸灾”,必须从实际出发,“今古即异,时政必殊”,体现了中国人开明务实的历史态度。经典之所以不朽,在于揭示了永恒真理,不可能是一笔自欺欺人的糊涂账。
《谥法》云:“翼善传圣曰尧,仁义圣明曰舜”。有种说法,尧舜的称号乃后人对其一生行能的定论,“放勋”才是唐尧的名字。历史记载亦由此展开,后人评价唐尧“钦明文思安安。”经书的笔法极为简洁精到,一笔写出了先圣超凡的品质:“心意恒敬,智慧甚明”,既有“经天纬地之文,”又有“虑深通敏之思”,以其大仁大智安定天下,以其恭勤谦让赢得万邦。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人品敦厚的成功学。
唐尧以德治国,从自身修养开始,团结带领有德之士,注重由近及远、以上率下,凝聚普世价值、引领社会风尚:“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画出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图。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灯红酒绿,在于以普遍的道德养成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黎民于变时雍”的理想。在科技高度发展、文明乱象丛生的今日,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尤其具有深刻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乃人类文明面对的最主要矛盾,中国人的选择是敬畏宇宙、顺应自然。朱子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
但“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什么时候都不要想象可以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唐尧历经一生忧勤,仍然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到了晚年,面临交出历史接力棒的难题,“禅让”的实质,在于确保历史发展的延续,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唐尧知人善任,洞察朝臣推举人选的种种缺陷,一一否决。此时洪水袭来,治水又成为决定天下兴亡的大事。朝议公推了声名显赫的鲧,唐尧知其不可,但权衡当时的人才现状决定暂予试用,结果“九载,绩用不成。”艰难之际,历史把大舜推向了前台。
“朕在位七十载”,面对
(二)砥砺前行
在人类心目中,似乎伟大人物的降生总是充满神奇,预示着上苍降下超凡的生命。大舜也不例外,史云大舜的圣母握登,“见大虹感而生舜 。”这分明是文明降临的意象!《周易-
与对唐尧的刻画相映成趣,对大舜的记载首先是“曰重华协于帝,”后人一般认为重华是大舜的名字,而前贤的注疏则揭示了更深的含义,言“此舜能继尧,重其文德之光华,用此德合于帝尧”,阐释了尧舜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只有保持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围绕既定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才能开创辉耀万古的大业。驾驭非凡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才干,大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既有深沉的大智慧又温和谦恭,充满人格魅力。难怪我们济南泉城广场上的大舜塑像,既俊朗轩昂又平易近人,在子民身边充满亲和感。
大舜的工作,首先从倡导家庭伦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开始,“慎徽五典,五典能从”,推行不可偏离
禅让大典在至神至圣的“文祖”举行,汉儒马融解释:“文祖,天也,天为万物之祖”。皋陶曾赓歌虞廷之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可见民心既是天意,乃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既然“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住人民的心需要树立共同信仰,而天道乃中国人灵魂世界的制高点。大舜以虔诚之心仰观天道,遍祀群神,向天地庄重祭告接受禅让,“行天子之事也”。新时代开始,大舜“乃日觐四岳、群牧,颁瑞于群后”,大会朝廷重臣和地方领袖,重新授予象征权力的符信,“还五瑞于诸侯,与之正始。”
早期国家治理从巡狩四方开始,透露出大一统的基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恢廓的东亚大陆,乃文明融合的大舞台,塑造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性格。第一站当然是泰山,山东人世代守护着巍巍国山,乃自古以来的荣耀!按照神圣的“宪制”程序,大舜首先举行盛大祭天仪式,随后大会东方诸侯,统一历法和度量衡,推行吉、凶、军、宾、嘉“五礼”,颁发公、侯、伯、子、男“五玉”,从制度上、层级上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构建礼义之邦。
大舜按照既定的路线,于摄政元年巡狩四岳,周遍天下,年底回京祭告文祖,向上天报告工作。此后“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遂为成宪,实现中央对天下万邦的治理。其间“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舜在听取诸侯汇报时,“各使自陈进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试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验,则赐之车服”,在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基础上,严明政绩考核,根据治理实效作出表彰,让能者上劣者下,彰显出中国政治文明与生俱来的责任伦理精神。
大舜摄政期间,在任命大禹治水开拓九州基础上,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十二州,每个州封建“镇山”雄镇一方。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疏浚河道改善交通,近代以前水运长期是中国的主要交通方式。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制定,明确立法和司法原则:一方面罪刑法定,“详其罪罚,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当其刑”;一方面宽大为怀,“用流放之法,宽宥五刑”;一方面区别对待,“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刑杀之”;一方面严格执法,“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难怪其中的法治精神,被苏轼赞誉为“忠厚之至也。”商鞅云:“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各种权贵势力才是法治最大的敌人。大舜在唐尧支持下,严厉打击了一批野心勃勃、为非作歹的太子党,镇压了动乱边疆的三苗,“四罪而天下咸服”,以法治手段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历经艰苦奋斗,大舜没有辜负唐尧的重托。“二十八年,帝乃
(三)建国大纲
历经长期奋斗,大舜赢得人民一致拥戴,《孟子》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民心所归即天命所在,大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新朝的治理,从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吸纳人才、汇聚群智开始,被形象
洪水消退后百业待兴,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食哉,惟时!”粮食安全从来是天大的事。自古政治文化建设关乎邦基永固,大舜倡导以德治国,推广廉政文化,“柔远能迩,敦德允元,”一方面“欲令诸侯皆厚行其德”,一方面“而难拒佞人而斥远之”。社会风清气正,不仅人心稳定,“则诚信昭于四夷”。可以想见,文明典范的成功树立乃强大的软实力,势必扩大华夏文明在上古东方世界的影响力,“蛮夷率服”。
在组织新一届政府,发布施政纲领的重大时刻,大舜首先重申了全部国家实践的主题:“奋庸熙帝之载”——继承唐尧开创的事业,一张蓝图干到底,为此征询总理朝政的人选。大禹乃众心所向的人选,从推荐“汝平水土”到“使宅百揆”,大舜始终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没有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躲在阴暗的视角里争来斗去,战胜滔天洪水将不可想象,则中国人对洪水的记忆,只能求之于来自天外的诺亚方舟。
大禹提出,将这一关键岗位让与一起艰苦创业的稷、契和皋陶,大舜对这些老战友另有重用,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在开拓中华文明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皋陶被大禹选为接班人,不幸先于大禹去世,与尧舜禹并列上古四圣。契的后代创建了商朝,稷的后代创建了周朝。“三代”的始祖,全部出现在以大舜为首的领导集体,足见大舜时代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列圣相传的道统,以尧舜奠定的事业发端,构成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
在各项国家治理中,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仍然是第一要务,大舜任命弃继续担任后稷职务,负责农业生产;文明进步永在路上,大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任命契担任司徒,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敬敷五教”,立足家庭家道家教,从基本伦理出发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要宽和;针对“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即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内外势力,任命皋陶以法治手段予以治理。在方针政策上,要做到区别对待、轻重得中,注意教育感化、仁爱为怀,“惟明克允”,只有公正明察才能赢得人民信服。
工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对于社会经济繁荣无疑具有重大支撑作用,大舜任命垂负责“共工”,益负责“虞”。沿着大舜的思路一路前行,在经济管理领域服务市场“通商惠工”,在资源开发领域顺应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乃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大智慧。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自古乃中国人构建共同价值及其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基础上,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大舜任命伯夷担任“秩宗”,以夙兴夜寐的恭敬态度,“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理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内心的关系,通过“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自古以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历史证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根本在于道德醇厚。苏轼所谓“国之所以存亡,在乎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对于今日发展阶段的中国,尤其发人深省。
礼乐文明的另一半是乐,大舜任命夔“典乐”,负责“教胄子”,塑造“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的国民精神。《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又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发挥如此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不仅是音乐一种形式,大概包括了今日整个文化艺术领域。毕竟,“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对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大舜高度概括的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雅乐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言之有物浸润人心,达到“八音可谐,无相夺论,神人以和”的崇高境界,迄今乃中国文艺颠扑不破的真言。
最后,大舜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避免各种“谗佞之说”、邪僻之行蛊惑人心,维护思想文化领域风清气正。任命龙作“纳言”,担负“喉舌之官”,负责“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做好思想宣传和下情上达工作。新一届政府成立大会结束,大舜发出了响亮号召:“钦哉!惟时亮天功。”撸起袖子加油干,担负起平治天下之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在政府工作中,“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以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长期推动各项工作,坚持奖罚严明,各条战线“庶绩咸熙”。对于强大的中央之国而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长期在南方分庭抗礼的三苗势力,终于被中央政权挫败,“分北三苗”,残余势力被分化瓦解,再次推动了早期民族大融合,成为大舜时代又一重大历史事件。
回顾大舜辉煌的一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乃死”。大舜一生走在中华文明开拓前行的路上,崩于南巡途中,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南北统一大业。今日之中国,也是历史之中国,黑色的眼睛应当看得见光明,中国人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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