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炜评传》(连载之二十)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六章 大地的忧伤
第三节 大地情深
一
做事一向认真的张炜,到龙口虽是挂职,主要目的是“体验生活”,但既然身为副市长,又直接分管公安、司法、教育、史志等工作,还是非常繁忙的。张炜告诉我们,他在龙口市政府挂职时,工作十分具体,想要清闲也不可能。两年多后,他改任龙口市委副书记,工作才稍微轻松了一点。
张炜说他的好奇心重,总是闲不住,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做点什么,并且一度喜好“实业”,他初到龙口挂职时也是这样。当地领导让他分管文体工作,他不愿纸上谈兵,就想干点实事。他在那里费了很多周折,建起了一座体育馆、一座影剧院,影剧院被当地人称为“俱乐部”。张炜说:“在很长时间里,那个俱乐部里面都是锣鼓喧天的,常常有各种演出,是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去处。我在那里看过市剧团演出的吕剧《红色娘子军》片段,还看过一些电影、外地来演出的现代京剧。最重要的是,我参与编剧的一个歌剧还在那里上演过,当时我坐在前几排,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演出结束时,有人登台献上花篮,还把我拉到台上去照相。”张炜说,他参与编剧的这个歌剧是《徐福》。
回到龙口之后,他对徐福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开始撰写和编辑《徐福文化集成》;1989年,他还担任了山东省徐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歌剧《徐福》应该是他参与徐福研究的一个成果。张炜后来回忆:“我参与这部歌剧的过程真是高兴,因为那时得以接触许多音乐家和歌唱家、导演等。我第一次就近听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声震广厦的嗓音,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这部歌剧后来获得了文化部的文华奖。”根据有关资料,歌剧《徐福》1994年由山东歌舞剧院排演,1995年获中国文化部主办的舞台艺术领域最高奖——第五届文华奖。
后来,这两座建筑被淹没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一片林立的高楼中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了,但大家还是不忍心拆除,一直将它们保留到今天。在那里搞经营的人曾经挥着大手对张炜说:“不能拆,这么大的屋子谁好意思拆?”的确,屋子大了不能拆,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留下一点记忆和怀想。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一个建筑寿命极短、更新换代极快的时代,这两座建筑能够保留下来,也说明它们的设计理念、建筑质量还是靠得住的。大概这就是真正把工作当“实业”去做取得的效果,要不然,它们也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多年之后,张炜还记得在龙口分管教育、征收“教育附加费”的经历:“当年有个事情很难做,就是收‘教育附加费’,公办教师每个月有工资,是国家财政拨下来的,大量的民办教师工资就靠教育附加费,这个要从公社和大队收上来集中发放。这个工作很麻烦,矛盾多,当时就让我去收。一个个乡镇串,倒是非常有意思。整整做了两个月,了解了许多事情。关于一些近乎失传的拉网号子、海边河汊的掌故,都是那段时间收集的。”这可真是工作、采风两不误。
的确,张炜在任何一个岗位、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愿虚度光阴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最诚实的劳动者”,当年在南山小村“制造”机器时如此,在烟台师专清理垃圾时如此,在档案馆选编资料时如此,现在回乡挂职也是如此。赵鹤翔曾经看到,张炜到济南开会时也总将一些文件材料带在身边修改,有一次他看到的是一篇《谈谈依法治市》。赵鹤翔说:“他这个人干什么都是认真的、一丝不苟的。”1989年1月,他因在1988年的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被中国作协山东分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90年3月,他还因在龙口市政府领导史志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表彰。
二
当然,张炜不会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不会忘记他所挚爱的文学,他在勤奋工作之余,也在勤奋地阅读和写作。赵鹤翔说:“他在龙口市政府兼职副市长,干的是实职,忙得他不可开交。但他有一个特点,他在忙完工作之后,差不多坐下来就能写作,就能进入作品的特定情境。”“我很少见到像张炜这样能够在紊乱和繁忙、喧嚣和动荡中保持冷静和沉着的人,他差不多总是能够安下心来读书和写作,一张又一张卡片,一沓又一沓稿纸,都被他写得满满的。”赵鹤翔还说:“张炜非常赞赏老一辈作家如柳青的抉择,虽然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与上一代的理解有些不同,但他认为一个作家回避和迎接总是同时发生的,深入生活道路有千条,重要的是‘行动’——张炜说:‘让我们回到行动的概念上来吧。’——他认为今天作家缺少的正是行动,而从书本到书本的推导和冥想太多,这当然对文学没有好处。生活沸沸腾腾,一个作家在选择上的果断和勇敢,往往和他在艺术上的探索连在一起。”“生活、工作、创作‘三不误’,这条路子走对了。”
到龙口挂职不久,张炜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这是大家对张炜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这一职务也预示着他将在山东文学事业的发展上肩负重任。张炜没有辜负这一重托,他的地位高了、身份变了、工作和创作任务更加繁重了,身段却放得更低了,与那些文学青年的情感也更深了。因为他不会忘记自己当年艰辛曲折的“拜师”经历,也不会忘记其间遭受的白眼和伤害,他不能允许这些“坏”的东西出现在自己身上。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他们经常在一块儿讨论文学问题。1988年6月,他还欣然接受聘请,做了烟台市青年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们回望他这一时期的经历看到:他经常参加一些文学讲学活动,参加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研讨会,为一些青年作者写序,出任一些文学评奖活动的评委或顾问等——他为培养文学新人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赵鹤翔曾说:“这些年来,身受张炜帮助的文学青年可谓多矣!他每年都在百忙之中为他们读上百万字的习作,推荐几十万字的稿子,很多作者讲起这些,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张炜,却把这些视为他应该做的。”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利用业余时间与当地那些文学青年畅谈文学。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在城市和乡村、白天和夜晚,在一切合适的时间和地方,交流见闻、心得,畅谈文学、社会、人生,一起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那些夜晚的畅谈,尤其令人难忘。张炜说:“有多少个夜晚,挚友们一起在林中、在田野和斗室、在海浪边,畅谈倾诉。这是沉浸和回忆,向往和拒斥,希望和企盼。这声音被我们布撒在葡萄园中。”张炜说:“传播文学。它是这个世界上某一部分人培植幸福的方法。它寻觅善良的人。”“我每到一地便‘传播文学’,而且从未有过羞愧感。事后,很久以后,当有人善意或非善意地指出这种布道之‘癖’,我的心头才突然划过一阵灼热。”“然而我仍然要传播、投入、沉浸、寻找。因为唯有如此,我才有类似的感觉:‘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生活有可能是多么美好啊!’”张炜告诉我们,这是他生命中最为饱满、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
十分难得的是,张炜当年与那些文学青年的漫谈,都被细心的文友认真、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后来,他又将那个时期的一些阅读心得、思想感悟、文学讨论会议发言等,与那些记录集中在一起,取名为《葡萄园畅谈录》,1996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畅谈录”从1987年11月20日起,至1992年9月16日止,历时几近五年时间。这些文字,就像一部相对完整的“文学日记”,可以让我们重新触摸张炜那五年的心路历程,感受张炜对文学、对那片土地的无限深情。
三
这一时期,张炜的文学之路也在不断向前延展,但这时的“延展”就像地下潜流一样,有点不动声色。因为从1986年10月《古船》问世,到1992年5月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在《收获》上发表,中间间隔将近六年时间。一个作家的两部重要作品之间的时间跨度这么大,既让那些对张炜充满期待的读者和评论家有些焦急,也让一些人对张炜的文学创作力产生了猜疑,有人甚至认为张炜创作《古船》时已经有点“精锐倾尽”了。这么说,显然对张炜是缺乏了解的。
其实,在创作《古船》的同时,张炜的另外一部作品的重要构思已经形成,只是极少有人知道而已。赵鹤翔曾说:“我知道他与《古船》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一个艰难的准备,多次问他,他都不说。《古船》搞了四年,极少有人知道——那时与这部作品同时来临的一个重要的构思被停止了。他只说:‘那是另一个东西。’他忍痛放下,专心写《古船》、改《秋天的愤怒》,但抽空还为它写片段、找材料。当今天不少人奇怪地预言张炜再也写不出超过《古船》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不了解张炜了。张炜当然看重自己的作品,但从不过分。他老老实实地干活流汗,不声不响。我相信他此去龙口仍是为了寻找关于那个东西的思维材料。我有幸看到了一大包绿色的卡片,都是关于那部神秘的新作的。我不想过多地去问,我只知道他已经为那个东西整整准备了好几年——它是与《古船》同时来临的一个生命!我问:‘你为什么去了龙口?’他奇怪地不解地看着我,停了一会儿才说:‘我一直在写那儿的故事啊。’”“张炜出生在这里,所以他有理由一直热爱这片土地。这里有他的根,有他的童年。这里的一切有幸和不幸,都会引起他深深的关注和向往。看了电视专题片《河殇》第二集《命运》,张炜曾给我们动情地讲了一个‘泥土的故事’——他问别人也问自己——泥土中包含了什么秘密?我想他正是为了这个秘密才去亲近泥土的。”“张炜在心中珍藏的东西太多了,就带着这一切,他去了龙口。他说,你别为我担心,你以为我不爱文学了?我不会的。我在心里悄悄地滋润文学的青苗呢。”
我们曾就此事向张炜求证,张炜告诉我们,与《古船》同时而来的那个“构思”,在当时只是一个念头、一种想法,它是笼统的、概要的,就是关于乡土大地的抒写。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它的现实与未来,等等。这个想法随着思考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逐步明晰,特别是他回到龙口之后,他所身处的现实打通了当下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联系,他找到了进入历史的切口,也加深了对那片土地的认识,并且进入了实际创作阶段。这个宏大的文学构想就是二十多年之后诞生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
考察张炜的创作实际我们看到,浩浩十部长篇巨著《你在高原》于1988年3月开始进入具体构思、资料搜集和片段写作阶段。这年3月11日,他在龙口与文友交流时曾经谈道:“一个作者的确该有一个比较长的计划。……这几年,是深入民间最好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了。必须收集一些资料,准备将来写比较长的一部书使用……”
到1992年5月《九月寓言》发表时,《你在高原》除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外,其他九部均已投入创作。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我的田园》1990年4月起笔,上部1991年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忆阿雅》(原名《怀念与追记》)1990年9月起笔;《鹿眼》1991年7月起笔;《海客谈瀛洲》1991年8月起笔;《人的杂志》1991年10月起笔;《家族》1991年起笔;《荒原纪事》1992年1月起笔;《曙光与暮色》(原名《你在高原·西郊》)1992年3月完成初稿;《橡树路》于1992年5月起笔。他的巨量劳动早已悄然开始,只是当时人们并不知情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样一部书要写二十二年。
在构思《你在高原》并为之搜集资料、撰写片段的同时,张炜这时集中精力投入创作的是长篇小说《九月寓言》。1987年11月,他一到龙口就开始了这部长篇的写作。之所以把这部作品放到优先位置,可能是那种久违的大地气息深深地吸引和围裹了他,使他不吐不快,渴望来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同时,故土大地的巨大变化也让他痛心不已,他希望能还原它的真实,探索它的精神真谛。就《你在高原》来说,因为构想实在太大了,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还需一个马拉松式的艰辛过程。
四
张炜这一时期的挂职生涯,后来也被他称为“第四次游走”。这次游走,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视野的开阔,更因为他已经开始了《你在高原》的构思和创作,他既有很大的雄心,也有充分的准备,因此收获也是极其丰厚的。
当时,他计划以龙口为中心,把龙口、福山、莱州、招远、栖霞、海阳、莱阳这几个地方的每一个村落都走到。他找到了这个范围内的地图,每到一地都做上记号,但这个计划实在太大了,要想全部细细走过是不现实的,所以直到最后,福山和莱阳这部分他也没有走完。在游走过程中,他则尽可能求全,什么东西都留意,无论是民俗、动物、植物,还是河流、山脉,只要遇到就要记录下来。他还想方设法找到了当地的一些带等高线的地图,并在旅途中始终带着海拔计、气压计、罗盘之类,真的像一个地质队员那样搜集整理各种数据。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游走中的自然地理,他甚至自修了地质学、植物学、海洋动力学、考古学和土壤学,尽管都是初步的、突击式的,但这些对他的游走帮助很大。
他的游走范围还扩大到了海上,他去了很多以前没有上过的小海岛,考察了那一带的海岛链,并对徐福东渡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在海边收集到了许多民间拉网号子、神话故事,并在屺岛上一个沙坝的小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蚂蚱庙”。那是一个桌子高的、很精致的小庙,当地百姓每到春秋季蝗灾可能发生的季节,就到这个地方进些香火。他还在一个岛上见到了一个相当于村长的“岛主”,并在那里第一次吃到了“海肠子”。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创作《你在高原》有关章节时的重要素材。
他还去过鲁南和山东“南四湖”地区,真切感受到了那里老百姓的艰苦生活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张炜回忆:“最偏僻的地方到了冬天烧地瓜干,锅里煮的也是地瓜干,晚上睡觉的时候,大风刮过的感觉就像石头从头顶滚过。……(小山村)煤炭柴草都拉不进去,烧煤炭和烧柴草比烧地瓜干的代价还要高。西部的东平、马踏、微山等四湖地区我也去了。在四湖区有大量的所谓‘隐士’,他们莫名其妙地聚拢在一起,有逃避计划生育的,有捕鱼的,有逃难的。这些人在苇丛里生了很多孩子,也没法细细统计。”在那里,“苏北、河南、山东的人全搅在一块儿,什么口音都有。……那里以前经常发生械斗,两个省不停地去解决,公安都出动了人马。那里是边缘地区,三省交界处,因为抢夺资源,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山东的跟苏北的打,跟河南河北的打……”他去过青岛李沧区,看到了那里的贫民窟,贫民窟与漂亮的青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到过潍坊,对它破破烂烂的样子印象深刻;他也去过威海老区等,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他因为学术交流和出访的机会增多,行走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国外。
在行走过程中,张炜特别关注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像当时龙口的黄城阳,是抗战时期《胶东大众报》的创刊地,外号叫“小延安”;还有南部山区的潘家店、苏家店。张炜看到,这些地方“山特美,人特穷,差不多这是一个规律。电视不能接收到信号,村里(人)见了生人高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特别淳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动物特别好,家家养猫养狗,情同手足”。张炜发现,这些村子后来变化也很快、很大,只要将一台电视放进村里,少则一年多则三年,淳朴的民风就变了。张炜说:“如果没有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牵制力量,民风淳朴跟所谓的现代文明真的就会对立起来。”这些,都让张炜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张炜的第四次行走,是他身体与精力都最好的时候。张炜说,那时行走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必定出去走走,因为他根本待不住,脸也晒得花花搭搭的。他是平板脚,朋友们都奇怪他为什么那么能走,他甚至被他们送了一个“野蹄子”的外号。张炜说,这可能是他从小在沙滩上跑、爬树的结果。
张炜后来回忆:“那时候精力多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都奇怪:白天走,晚上停下来还得把感想笔录下来;同时还录音,经过哪里,有什么感触,自己对着录音机讲一通。有些录音还请人给打印出来,有些则反复听反复看。笔记很多。跟朋友一路的争论、讨论,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现在只能同时做一两件事,而当年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比如行走一天,把整个经历全记下来,到晚上还到近处走访、聊天,回到住处还要写一些片段。这些工作竟然可以同时进行,现在回忆起来还多少让自己吃惊。”张炜说,第四次行走他搜集的各种资料、积起的录音带装了好几箱子,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繁重的工作与写作,开始影响到张炜的健康。1990年,他一年里住了两次院,第一次是在1月份,第二次在12月份。这一年他有三个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头一个月里差不多不能下床,看书都不行。后来稍稍好了一点,他只想写作,用写作排遣寂寞。朋友们都认为他是累病的,他却不这么看。他说后来在病床上慢慢想明白,自己得病主要不是累的,因为“一些真正的艺术家一生写了多少东西、经历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大事,可他们仍然十分健康。真正献身给艺术的人,一颗心会用得非常专一,又激动又安宁,是不容易被磨损的”,“今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使自己的心用得更专一”。
为了文学,他愿付出一切,他只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因此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开始了行走。直到后来出了一次事故,被车撞了,车祸增加了他行走的难度,他的行走才慢慢地减少了。五
张炜在《古船》之后、《九月寓言》之前问世的重要著作,是1991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美妙雨夜》,其中的作品都是《古船》发表后完成的新作,以最终的完成时间先后排列,分别是:《激动》《采树鳔》《三想》《持枪手》《荒原》《海边的风》《美妙雨夜》《橡树的微笑》《梦中苦辩》《满地落叶》《冬景》《我的老椿树》《问母亲》《远行之嘱》《蘑菇七种》。另据不完全统计,张炜1986年至1992年间的中短篇小说还有《请挽救艺术家》《童年的马》《我弥留之际》《逝去的人和岁月》《四哥的腿》《消逝在民间的人》《鸽子的结局》《造船》《射鱼》《王血》《蜂巢》《绿桨》《夜海》《背叛》《穿越》《何时消失的怪影》《植物的印象》《金米》《阳光》《狐狸和酒》《头发蓬乱的秘书》《一个故事刚刚开始》《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赶走灰喜鹊》《鱼的故事》《割烟》《武痴》《山药架》《玉米》《面对星辰》《一个人的战争》《夫人送我三个碟子》《仙女》《烧花生》《许蒂》《晚霞中的散步》《山洞》《提防》《东巡》等,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也于1992年8月开始创作,1996年6月完成。这是《古船》之后张炜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勃发期,其间,他的中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许多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主要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只是偶尔为之,未再出现这样集中发力的情状。
张炜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艺术地表现了人与自然那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表现了人的活力之源。张炜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原野大地,生命就会单调、枯萎,丧失那些与生俱来的基本能力,因为蓬勃的生命活力,只能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自然万物。就像《植物的印象》中那些植物一样,它们都是有记忆和印象的,并有自己的血型和脾气,有一颗比人更执拗也更正直的心灵,它们在城市的阳台上只能枯萎、死去,只有回到原野上去才会生机勃勃。就像《何时消失的怪影》中的“我”一样,小时候的大脑神经是多么细腻敏感,夜晚能在暗影里听到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看到一些动物的影子,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一些特殊生命的存在,并和它们相互盯视、逗趣、玩耍,但到了中年之后,这些感觉就突然消失了。张炜说,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但那种与自然万物亲近、交流的能力却无情地退化了。在《三想》中,他更写到了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那种情同手足、休戚与共的关系。在《问母亲》中,他对那些“变戏法”似的弄光了林子的人充满了愤恨。在《梦中苦辩》中,“我”与杀狗人围绕一个生灵的生死在梦中进行了激辩,但醒来之后发现养了七年的狗还是被杀掉了,在这个空旷寂寥的人世间,留下的只是“我”梦中的呼喊:“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的报复!……凶狠残酷地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必遭报应!”
于是,他热情地歌颂自然大地,歌颂那种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与激情。我们读《蘑菇七种》《海边的风》等,可以感受到其中渲染的浪漫、神秘的气息;读《美妙雨夜》《采树鳔》《满地落叶》等,可以感受到其中充溢的饱满、悠远的诗意;读《冬景》等,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残酷和生命的顽强。这些,都是张炜重回故土大地之后的重要收获,如果他还继续生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所表达的可能就只是如《童眸》《黄沙》那样对童年、对泥土、对自然的回忆、遥望和感叹了。我们看到,回到龙口之后,诸如自然、大地、民间之类的重要文学审美观念,在他那里已经树立得更加牢不可破了。他断言人力不可能胜天,人只能在大自然的允诺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所有改造自然的成功活动,都是在理解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获得的。
张炜说:“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的。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我发现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他也就算完了,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让我们还是回到生机盎然的原野上吧,回到绿色中间。那儿或者沉默或者喧哗,但总会有一种久远的强大的旋律,这是在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自然界的大小生命一起参与弹拨一只琴,妙不可言。我相信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的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间,那即是向善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它、搜寻它、依靠它,一辈子也不犹疑。”“想来想去,我觉得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信赖,今天如此,明天大概还是如此。一切都在变化,都在显露真形,都会余下一缕淡弱的尾音,唯有大自然给我永恒的启示。”
张炜这种对自然、大地的无限深情,将在他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来一次集中、充分的表达。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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