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九)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六章 大地的忧伤
第二节 故土感怀
一
张炜的这种浓烈的自然之爱、大地之爱、民间之爱得以不断积累,与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思考有关,也与他重回故土大地、亲身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痛苦与哀伤有关。
1987年11月,张炜访德归来后不久,便被安排到龙口挂职,任龙口市政府副市长。1990年2月,又改任龙口市委副书记。前前后后,他在这里挂职工作了九年时间。此后,挂职工作虽然结束,但他又在龙口创建了万松浦书院,并被聘为院长。龙口,成了他除济南之外的另一个长居之地。也可以说,从1987年11月至今,张炜一直过着一种“济南—龙口”的双城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对张炜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否则,要写出《你在高原》中宁伽那样的人物恐怕很难。
作家挂职,当年并不稀罕,这是他们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张炜说,他当年被安排挂职是为了纪念“五二三”,全国有一批作家都以这种方式被投入到“第一线”去了。当时,很多与他同时下去挂职的,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回城了,只有他一直在那里待了九年。张炜说,当年他接到挂职通知时,正在山东西部的冠县林场住着,那里有他喜欢的一片大林子。他开始不想去,但一看要去的地方正好是龙口,也就高兴了。这时,距他离开家乡到烟台求学已有九年多时间,距他从烟台到省城济南也有七年多时间。他写了那么多“芦青河”的故事,他多想再回“芦青河”畔去寻找新的感受,激发新的灵感啊。张炜说:“我也乐于去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事物。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那儿上的。我和大家一样,想念度过了童年的地方。”
张炜认为挂职最大的好处是它与实际任职不同,不用被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同时也因身处其中,可以了解当地的行政、民生,有助于作家开阔视野、启发思考。张炜说:“像当地兴建大的工业项目,先要有计划书,对污染情况的考察、对土地的研究、对地质方面的调查,这些在书中都有许多反映。龙口港的建设,大的化工项目,各种各样的计划书,都要涉及地质、土壤、海洋、大气污染、环保,每个方面都需要专家来做计划书。参与这些工作,对《你在高原》的写作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参与机会,要得到这些资料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实际工作中的收获。”“一个写作者对官场的了解是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很多东西、对那种结构关系不敏感,就会影响对社会事务的判断。因为我很早在机关工作过四五年,后来又有挂职的经历,所以对它的形态会有一些切近的考察。这是当代生活的一部分。”
1987年12月,张炜在济南参加大学生周末文学讨论会时,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出生地情况,并特别提到了林野和葡萄园:“我记忆中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树林,有一片连一片的葡萄园。特别要强调的是,那里是烟台国际葡萄酒城最大的生产基地。可能是水土的关系,那里的葡萄含糖度最高。国内有没有比它更大的葡萄园,不清楚。大概要有也不多。”
葡萄园,葡萄园,张炜这片记忆中的葡萄园,如今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二
重回故土,张炜看到这里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时代的狂风已几度吹过、时代的浪潮也几度打过。张炜说:“一切却触目皆生。像来到了一块生僻之地。偶尔能够看到十多年前的痕迹,但只是一闪,另一种感觉就将其覆盖了。”到处是推土机的隆隆声音,到处是野蛮开发带来的巨大破坏,张炜说:“一些建设工地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铺开,这大概要毁掉一些葡萄园。还有煤矿的开采。有些所谓开发区围了大墙,墙内空空如也。”张炜感到:“这是和平年代里的一种摧毁,是特别的危险。”更为可怕的,还有那些模仿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张炜说:“舞厅、馆舍、高级车辆,都从开放的窗口模仿而来,迎合了浅薄无知和贪婪的心性。一方面制造了虚假的繁荣;另一面到田野上看看,陋巷,穷人,泥泞的乡下小路,拥挤可怕的集市,街道,贫寒无靠的山民……又是真正的贫困。这种反差的存在,是一个地区最无耻的表现。”
正像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商业区、经济发达地区恰恰也是文化沙漠一样,故乡小城也在面临着“共同的危险”:“随处可见目光短浅的规划的实施,它不仅浪费了有限的钱财物力,更重要的是把好端端的一片土地给弄得面目全非。……良田面积越来越少,可以生成绿色的泥土越来越少。”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我们还很贫穷,为了摆脱这种寒酸和不体面,就顾不得其他了;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好虚荣、自私,不顾及明天和他人的利益,像是赶在世界末日之前一样匆忙享乐,穷奢极欲”。这是一种人心的荒芜,这种“人心的荒芜”会使一些尚存的好地方在短时间内遭到破坏。张炜说:“前几天我们又看到了路边上被烧死的三棵挺好的榆树。那会儿大家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心里想:大概有些可怕的结局是不可避免了,因为人心变坏了。”
张炜痛心地写到,“芦青河”时代的清纯、美好也已成过去,上游修了水库,河两边的村庄都在盲目地侵河造地,“它现在很寒酸。一年里没有多少时间有水,河岸上那些高大茂密的树木也快完了。没有水的滋润,你想两岸的植物也不会好”。“时代变了,河也的确是变了,变得更荒凉更平淡,更明明白白了。它好像越来离诗意越远,离世俗的东西越近”。那些故土大地上动人的河,那片迷人的土地,已经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了。
张炜写道:“比较起来,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讲,这里具有最根本的优势:食物、水和空气的新鲜,呈现绿色的泥土,空旷的田野……我们唯一担心的是这里的人究竟有多少力量来保护这一切,使它不受破坏、不受扭曲——不像省会城市那样,以高昂的代价来获取那点可怜巴巴的繁荣。这是我们真正忧虑的,也是我们害怕看到的……”
读着张炜这些文字,我们好像看到了他心中喷涌的烈火一般的情感,他的忧愤和伤痛。刚刚访德归来的张炜,深知这些“罪孽”的来源——这是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机械照搬,也是对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简单模仿,它所带来的是自然大地饱受蹂躏,人的可耻欲望肆意发泄,世间无数美好的东西在时代的“推土机”面前被彻底损毁。
三
更为关键的是,是谁掌握了发动这架野蛮机器的开关?是谁在操纵它横冲直撞?是老得、李芒、隋抱朴,还是王三江、肖万昌、赵炳?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些机器又掌握在了王三江、肖万昌、赵炳一类人的手中,这些人后来将会变成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中的唐童,《外省书》中的史东宾,《你在高原》中的“嫪们儿”、老“得耳”、“大鸟公司”老总和他的代理人,《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等。他们都发迹于这个时代,都是一些以灵敏的嗅觉闻风而动、靠不择手段追逐物质财富的“开拓型”人物。时代变化太快,几乎没有给老得、李芒、隋抱朴他们留下多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个世界就被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挤满了。就像“五四”时代那些宝贵的人文思想种子尚未落地就被狂风卷走一样,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走出了思想文化的桎梏,但一片欲望的大地也只能产生欲望,而不是圣洁的精神。
就像此前一样,重回故土的张炜对那些所谓的“开拓型”人物继续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认为,一个地方最令人害怕的就是这类人物。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开拓”已经成了无知蛮干的同义词,他们就像战争年代那些一度被利用过的“底层痞子”一样,毫无法度、禁忌,没有操守、信仰。张炜认为,这样一类人的得意之时,便是大地一片狼藉之日,因为他们搞起所谓的“现代化”来简直是疯狂,“别人引进一个项目,他可以引进十个;别人围十亩良田搞‘开发区’,他一口气可以围上百亩。不计后果,不思民意,不管得失,以推波助澜为快意”。张炜看到,这种人物不仅在经济领域比比皆是,在学术文艺界也不乏其人,“学术界、艺术界的冒进人物、自大狂、二流子、冒险家,简直像蘑菇一样破土而出,他们蜂拥前台,招摇过市。喝彩者很快出现,喝彩也是一种时尚”。在这样一股潮流之中,张炜不仅对这些人物表示了极大的鄙夷和不屑,而且毫不犹豫地发出了自己的“恶声”。他认为“这种‘恶声’有利于民族,有利于明天。一个个唯唯诺诺,跟从尚且不及,生活就要一塌糊涂”。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说,也许一个地方的变革使一切都发展了、富强了,而唯独这里的人给弄坏了:人变得比过去更自私、更危险,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大大退步了——仅此一条,我们的这种变革也需要极大地修正了。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承认:人是最可宝贵的”。
张炜认为,这是一些“没有明天的人”。“到处都可以见到放肆消耗的人:对物质和文化资源毫不顾惜。他们的狂饮和享用、掠取和贪婪,让人想到这是一群没有明天的人。他们明确无误的只有一点,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一次。所以他们认为不必负责,不必怜惜,更不必多愁善感。他们只为自己的一生负责。”“这一类人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明天的人实际上也没昨天。他们否定人类业已建立的一切理想和规范,特别不能容忍道德伦理范畴的框束,砸毁和推倒各种制约,以便堂而皇之地夺取。”“从长计议的任何步骤都在其嘲笑的范围,对自然环境、精神环境,给予毫不犹豫的摧毁、毫不顾忌后果的榨取。对于明天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都不闻不问。”“这就是毁坏者的特征。他们在一个鼓励竞争的时代是颇有活动余地的,因为一切都得到了合理合法的遮掩,毁坏被说成了‘开拓’,掠夺被说成了‘开发’。”“在一场可怕的放纵和掠夺之后,留下来的将是需要几代人打扫的狼藉。”
张炜敏锐地看到,这种可怕的现实并不只是几个王三江、肖万昌、赵炳造成的,这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带来的世俗狂潮冲刷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道德沦丧的结果。他的忧思,已经从具体的人与事,扩展为对整个时代变迁和人类命运的思索。何谓大情怀?何谓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应该尽在于此。那些当时和后来批评张炜反对“现代化”“城市化”和“科学技术”的人,认为张炜是试图用自己“落后”的道德观念构筑理想的“乌托邦”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一点。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也必须是社会潮流的“逆行者”,是试图平衡这个倾斜的世界的砝码。即使他感到无力、无助、无望,也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持续不断地向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提醒。
张炜说:“我没有阻挡前进,也没有反对新生。我的对美好的过去的回忆,同样也包含了对新生事物的急切期待和真诚的祝愿。但新生事物有的并不真实,有的只是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经过打扮而已。对这样的东西,我不会不去谴责。这种谴责会被误解,但我宁可冒此风险。”“我要从事艺术,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恋,不能不往后看。我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张炜:《周末问答》,张炜:《周末对话》,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76—177页。
今天,我们重温张炜1989年2月22日的这段谈话,可能会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这儿美好的自然有口皆碑。一望无边的绿畴,海滩大平原,南部的山地秀丽多姿,有《史记》记载的“四大名山”之一的莱山;有中部丘陵,随着地势起伏不息的梨园和山楂园、桃园;北部即是丰饶的平原,而它自己还拥有最美丽的一个小小半岛、两个岛屿。有哪些地方具有如此的地理优势呢?即便从历史上看,这里也没有发生频繁的自然灾害。不必夸张,这里完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可是出于短见和拙劣的模仿、盲目的跟从,这里开始大面积毁坏土地,没有遏制地乱占乱挖,再加上矿山采掘,已变得目不忍睹。随处可见令人惊讶的荒谬,只有惊讶,而难以疾呼和谴责,更难以嘲笑。这种状况,任何熟悉并热爱它的人,都只能呆立失语;没有了要说的话,只悄悄压下一个震惊……
这股摧毁的力量来自何方?追溯起来并非来自某个失策的计划,不是来自某个目标的荒诞。因为再好的计划和目的,由不同的人落实下来,结果会是完全两样。所以我们只能说:这荒谬来自人们苍白污浊的内心。
源于内心的污浊会无影无踪,弥漫起来就难以遏制。要遏制就先得达成遏制的共识,先寻找共同的语言——这是可能的吗?大面积改变人的心灵,这似乎在短时间内是绝无可能的。
这种毁坏的力量、陌生的力量,它形成的时间也许是非常漫长的。在这长长的时间里,我们藐视了最可宝贵的东西,即诗与真、一切美好的教化、心灵的指引。人们不再崇敬知识和真理,变得相当卑俗,唯利是图。这样直到今天,顽疾已经形成。
这一切芜杂,都需要土地去承受。可是土地也像人一样,只有一定的承受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可怕的、频频出现的疾病,还有灾情,如环境的巨变、大自然对人的无情报复……
是的,人一旦陷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潮流之后,要再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就十分困难了,但一个作家却不能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人道力量和追求真理的恒心。即使世间再无“瓦尔登”,即使已经陷入无处逃遁的绝境,也要坚持不懈地用文学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去感动那些日渐麻木的人心。这是一个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
四
这一时期,张炜又开始大量阅读鲁迅杂文,到鲁迅那里寻求精神援助。在《葡萄园畅谈录》中,他经常引用鲁迅的观点来揭示问题的根源。他感到自己也与当年的鲁迅一样,处在了一片现实和精神的“荒漠”之上;他渴望借助鲁迅坚定、执着的批判精神和深邃、犀利的思想武器,来认识和剖析当下。张炜指出:“先生的忧愤、不安、焦虑和慨叹,都在字里行间闪烁。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多,世间的一切发生了多少变化,特别是人性人心,又有了多少进步?”“在夜晚,在墨色中倾听那伟大的声音,寻找那犀利而仁慈的目光,确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在这巨大的赤裸的真实面前,名利物欲都失去了分量。”
这一时期,他的执拗、倔强的个性,也再次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988年,他连续写下了《缺少稳定的情感》《缺少说教》《缺少不宽容》《缺少行动》《缺少保守主义》等随笔,他用一连串“缺少”,来说明那些被时代大潮遗弃甚至批判的东西,诸如“稳定的情感”“说教”“不宽容”“行动”“保守主义”,等等,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宝贵、最稀有的精神资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张炜可贵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人文立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感和立场,他才能将自己的双脚坚定地站在民间大地上,就像一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看待这个世界,真切体会到土地的呻吟和人民的苦痛。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宁愿承受许多误解,像当年的梭罗一样,去做一个逆时代潮流而上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拒绝廉价的“合唱”、甘愿发出自己的“恶声”。
在文学上,他不断提醒自己要守住,不苟且、不跟随、不嬉戏,永远保持质朴的品性,进行诚实的劳动。对文学艺术上各种纯粹的技术性试验,他也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张炜指出:“有人甚至头脑昏昏地指出乙地比甲地在艺术形式上、作品的技术上差距有多少年。这些荒唐之至的说法,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较权威的杂志上。看来他们把产业技术革命那一套也搬到了艺术上。艺术不会进步、也没有对错之别,艺术只有优劣之分。古代写月亮的诗,‘技术’上比现在落后吗?现在火箭飞船可以登上月球,但这是工业科技的问题,而不是艺术的问题;今天写月亮,就一定能超过古代吗?”“艺术永远是生命隐秘的流露,是生命、是特殊生命的迸发,是激情的倾斜,是灵魂的战栗……离开这些去理解艺术,就永远不得要领。”
他坚定地认为真正的艺术品不可能是雅俗共赏的,而只能是雅的,不可能与“俗”连在一起。因此,他认为民间化、俚俗化的《聊斋志异》属于民间文学,不能划入“纯文学”的范畴;而被不少研究者奉为“伟大的白话小说”的《金瓶梅》,他认为“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以文字为生的这种人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人类有可能腐烂到什么程度、有多么低劣的兴趣,都从那个作者身上表露出来了。这种东西,如果单从这个方面而论,根本不配称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应该憎恶的当然也包括这一类作品和作者。他们把很圣洁的东西给玷污了——可恶之处是,他们还打着描绘一个历史风俗画的幌子——或者是某些研究者所判定出来的”。“在有些人那里,忙于把最丑恶的东西说成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工作。《金瓶梅》当然是有用的,它可以认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风俗民情;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认识价值被他们忘掉了,那就是,一个读书写东西的所谓‘文人’,可以做得多么下流。他们搞出的一堆肮脏的东西,足够一代一代人去接连不断地清扫。”
维护文学的圣洁和纯净,是张炜极力要做的事情。他不仅倡导和呼吁作家应该力戒不洁,甚至还应当回避声嘶力竭。在中国文学涌动着色情、暴力、残忍、肮脏、卑鄙、下流的潮水,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家也不能幸免甚至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张炜的这种声音显得有点微弱和落伍,但没有人怀疑他的真诚。时过境迁之后,人们也不能不反思那些低级庸俗的趣味给文学和审美带来的伤害。
面对一种绝对强大的世俗潮流,他认为“该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得闭上眼睛,该堵上耳朵的时候就要堵上耳朵”,做到淡泊和节制、自信和清洁,远离世俗之风。他认为要保卫自己的敏感,强化自己的责任和立场,不妥协地生活,在坚守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观察事物的目光既不断更新又非常执拗。张炜指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曾出现过拜金主义,人群着魔般趋向金钱物力,不惜伤害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活准则、践踏道德和法律,形成了恶劣可怖的社会环境。”“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人民绝无幸福可言,整个民族一旦陷入这种盲目,就像人患了热病,除了狂乱失控的行为,还会有令人震惊的呓语和尖利。”在这样一个时刻,作为一个充满道义感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是十分可耻的,仅仅做到洁身自好也远远不够,还应该承担起揭露时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责任。
这些经历与思考对他创作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他的笔触因之更加贴近自然、大地、民间,也更加贴近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古船》之后,他将给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独异的文学世界。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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