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七）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五章“古船”驶来

第三节驶向远方

一

　　尽管围绕《古船》的争议很多、压制《古船》的声音也十分强势，这些争议、声音甚至使它出现了长时间不能再版的局面，但当我们穿越三十多年的历史风云回望《古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条更为壮阔的“远航”之路，是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无上光荣。那段曲折，也正应了一位伟人的那句“蚍蜉撼树谈何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古船》的版本已有六十多种，其中包括中国的汉文版、蒙文版、维吾尔文版、朝鲜文版、香港版、台湾版，国外的韩文版、英文版、瑞典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俄文版、土耳其文版等，总印数已经无法估量。这是张炜作品被对外翻译文种最多、印量最大的一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1989年4月，《古船》繁体字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7月，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这是这部作品走出大陆、走向港台地区的开始。此后，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又分别于1991、1995年再版此书。在1995年的台湾再版本上，还印有这样一段推荐语：“‘五四’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未看《古船》，怎算得上邂逅文学之美？”

　　1994年3月，《古船》韩文版分上下卷由韩国草光出版社出版，这是《古船》走向海外的开始。之后的主要外文版本还有：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2008年英文版、瑞典锦联环出版公司2013年瑞典文版、法国Roman Seuil出版社2014年法文版、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公司2015年西班牙文版、俄罗斯Hypcrion出版社2016年俄文版、土耳其Yeditepe出版社2017年土耳其文版等。

　　《古船》在国内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9年5月，获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大众日报社、山东省作协、山东电视台主办的“山东青年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

　　——1989年12月，获台湾年度金石堂选票最受欢迎图书奖。

　　——1994年12月，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1986—199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

　　——1999年6月，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1999年12月，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组织评选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年）。

　　——2009年，入选由中国作协、文化部、教育部、国家图书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共同发起选编的超大型数字版文学作品选本《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文库（1949—2008）》。

　　——2018年9月，入选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四十部小说”。

时间之后，一切各归其位。这些足以说明，如果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四十多年时间、已经开启了“经典化”历程的话，《古船》无疑是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二

　　同时，对《古船》的评论、介绍与阐释，几十年间也从未间断。《古船》是张炜作品中评论界倾注极大热情的一部，它的深刻意蕴也借助于不少精彩评论进一步焕发出来。

　　1986年11月，《古船》在《当代》第5期发表后不久，《山东青年》第11期就刊载了王建国的《张炜与〈古船〉》，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篇关于《古船》的介绍。济南、北京《古船》讨论会召开之后，《文艺报》《文学报》《文论报》《文汇读书周报》又迅速刊载了消息和评论。在那个互联网远未到来，甚至连程控电话还没有普及，整个社会还处于一种纸媒状态的时代，这些信息和评论的发布已经是够迅捷及时的了。

　　进入1987年之后，关于《古船》的评论不断增加，《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作家评论》还分别在第2期设置了《古船》评论专栏。《文学评论家》刊载的评论文章有：程德培的《〈古船〉沉浮》、冯立三的《历史和人的全面凸现——评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陈宝云的《从希望之歌到忧患之歌——张炜创作发展的一个脉络》、姜静南的《一艘满载苦难驶向未来的生命之舟——我眼中的〈古船〉》；《当代作家评论》刊载的评论文章有：陈宝云的《张炜对自己的超越——评〈古船〉》、宋遂良的《真实的人生完整的人性——〈古船〉人物漫议》、吴俊的《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古船〉人物论》。其中，吴俊指出：“毫无疑问，《古船》具有一种史诗的气势。但是，如果有人把它说成是一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史诗，或人类生活和斗争的史诗，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部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心灵的痛苦纠缠和自我搏斗的史诗。深而言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部人企求摆脱痛苦、获得新生，甚至实现灵魂的自我超越的深刻史诗。”他从心灵史的角度出发来看《古船》，与那些顽固持有“阶级斗争”观点的所谓评论家，好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1987年3月，联邦德国波恩大学校刊专门介绍了张炜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古船》，为张炜即将访问波恩大学预热。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国外报刊对张炜及其作品的评介。是年9月—10月，受波恩大学邀请，张炜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参加“波恩大学中国文学周”活动，历时二十天。其间，他在“文学周”的一次活动中朗读了《古船》第十七章片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这是张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个写作者能以作家身份、以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国访问，这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创作有实绩的体现。

　　1987年8月，《古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就在人们都在盼望一篇重磅评论时，《当代》10月号推出了雷达的《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他的观点与吴俊有些相似，但他发挥了善于从社会历史发展高度概括提炼的长处，紧紧抓住了《古船》的精髓所在：“也许，《古船》震撼力的全部秘密在于，张炜不但要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与心、感觉与理性、反省与忏悔来重新铸造‘记忆’，并且与当代人的困境联系起来。这位作家性格执拗不甘心于接受既有的现成结论，一切要用艺术家无畏的甚至有些偏执的眼光来审度；这位作家野心太大，在这部记载洼狸镇四十年风云的、近三十万言的长篇里，他不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合，而且把洼狸镇与世界衔接，让纵的‘古船’与横的‘星球大战’同呈并现；他直面历史，不惮纷繁，历叙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济改革的种种史情，而真正的鹄的是撩起历史，镌刻一座民族心史的碑碣。毕竟，这工程是太棘手也太浩大了，作者虽尽心尽力，看来仍留下若干缺憾和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有时，甚至极深刻的发现与颇肤浅的幻象糅合在一起。但是，环顾今日文坛，能以如此气魄雄心探究民族灵魂历程（主要是中国农民的）、能以如此强烈激情拥抱现实经济改革，又能达到如此历史深度的长篇巨制，实属罕见。所以，我把它称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雷达的这一评论堪称精彩，他从“心史”的角度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谈论《秋天的愤怒》时的社会政治视角，与创作者和作品实现了同频共振，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篇文学评论经典之作。可以说，雷达的“民族心史的厚重碑石”的观点一出，也像一块“碑石”一样立在了《古船》一侧，成为《古船》一个重要的标记。从“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到“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雷达也成为继宋遂良之后张炜作品的一个重要评论者，其对张炜作品的解读对我们理解张炜作品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外，雷达对张炜“执拗性格”的论述，也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张炜的个性神采，这一论述与张炜这一时期的一些观点形成了互为参照的关系。1987年7月19日，张炜在随笔《艺术是战斗》中写道：“作家一辈子处于征服和被征服之间，伤痕累累。”“选择了艺术，你差不多也就等于宣布了你是个永不妥协、格外拗气的讨人嫌的人。你不会放过揭露黑暗和抨击丑恶的机会，与强暴和专制斗争到底，只为自由而歌唱。”“在这片土地上，再多的喧闹与欢呼、再多的浪笑也掩不住呻吟和泣哭。”“我崇拜的大师们留下了战斗的记录，而不是闲情的描绘。他们的著作是我的教科书，纸页里有他们奋不顾身的影子。这种战斗还包括了与自己灵魂的搏斗和撕扭，那是更为深刻的勇气。正因为他们比较起来更无私，所以他们比较起来才更无畏。他们是上帝派下来控诉和指证的人，是扑扑跳动的良心。揭示所有的隐秘吧。我听到了战友们在轻轻呼唤。”

　　之后关于《古船》的重要评论，还有刊载于《当代》1988年6月号的公刘的《和联邦德国朋友谈〈古船〉》。这是1987年4月8日公刘在哥廷根写给联邦德国朋友安诺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其中写道：“的确，我个人对《古船》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古船》使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激动。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十亿人生活真实面貌的杰作，它超过了《天堂之门》，也超过了另外几部获得好评的作品。它不仅展示了中国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透视了改革的中国。从平面上看去，它像一幅构图宏伟的画卷，然而，它的每一个细部又都有各自的纵深。为此，我建议，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一切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它；对于打开中国被迫锁闭已久的心灵，即所谓东方的神秘主义，它实在是一柄可靠的钥匙。”“此外，还有两点超出小说本身的重要结论，不可不提：其一是它打破了青年作家写不出有历史感的大作品的陈腐见解；其二是把那种在中国相当流行的一定要和重大事件保持远距离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原来也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番评论也独具慧眼。

　　1989年3月，《文学评论》第2期刊载的胡河清的《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从道家文化角度对《古船》中的隋抱朴和赵炳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人均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此文显示了一个优秀评论家的敏锐眼光，呈现了其独特的见解。5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写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论及张炜时指出：“张炜从编织宁静、动人的芦青河故事，到创作意蕴沉实凝重、内容博大深邃的《古船》，一步一个脚印地记录下了他那虽不很长却十分坚实的创作历程。张炜在不长的创作历程中，已经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是张炜及其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较早的一部。

其后，《古船》成为张炜的文学代表作之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已成定评。

三

　　关于《古船》的评奖，似乎也应记上一笔，其中的复杂滋味，很耐人品咂。

　　首先值得记录的，是1994年的“人民文学奖”。那个时候，《古船》还在一些人的“另册”之上，它的获奖，与当时的评委会主任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屠岸对文学品质的坚持不无关系，也与当时参与投票的评委对文学品质的坚持不无关系。何启治说：“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得以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优秀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其评奖范围为1986—1994年九年间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长篇小说（含长篇纪实文学）。评委会由人文社当代文学资深编辑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代表共同组成，但其中的秦兆阳等人因健康原因没有参加评奖讨论活动（秦兆阳于1994年10月病逝——引者）。我们在北京市郊集中了可能与会的十七位评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评议。评委会主任之一、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在发言中认为，新时期我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古船》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四部作品之一。大家经过反复研讨后，于1994年10月13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人民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古船》被认为是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历史的反思、总结都相当凝重和深厚的优秀作品，被参加无记名投票的全体评委一致通过为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同时获奖的还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南渡记》《第二个太阳》《地球的红飘带》等十三部）。”

　　对于德高望重的老诗人、翻译家屠岸，何启治一直心存敬意。在《光荣与梦想——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中，他特别记述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这次会议，就是由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屠岸提议召开的。何启治写道：“2月9日，屠岸在大组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指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违反组织原则；打倒‘走资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夺权’破坏宪法；‘破四旧’导致‘四旧’大泛滥……现在需要学习，以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需要梳理思想，以正本清源。他还说自己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方面，当然也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讲话中，他慷慨陈词，相当激烈，对于平日像个谦谦君子的屠岸来说，这是很少有的。”当时的副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称屠岸在会上“投了一枚重磅炸弹”。应该说，屠岸若是没有这种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没有这种强烈的反思精神和敢于直言的勇气，后来他就不可能认识到《古船》的价值，也就不可能对《古船》评奖给以坚定支持。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船》当时能够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重要奖项，也维护了“人民文学奖”的荣誉和尊严，如果当年没有屠岸和那些评委，没有《古船》的获奖，不光这届“人民文学奖”的成色会大打折扣，也会给此奖项的历史留下一个遭人诟病的由头。

　　不幸的是，这个遗憾留给了1991年3月公布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届“茅奖”的评选范围是1985—1988年的长篇小说，但此届此奖《古船》和当时一些公认的优秀作品未能获奖，这成了后来人们回顾和反思“茅奖”时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成了“茅奖”的一件遗憾事。有论者甚至认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实际上回避了这一时期最有特征也最有活力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它对印证1985至1988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实态，是极其苍白无力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所允许的时段内（1985—1988），正是各种审美观念的小说大会演的高峰期，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相当优秀的长篇作品，如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张承志的《金牧场》、杨绛的《洗澡》、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铁凝的《玫瑰门》等，评委们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实在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只要稍稍具备一点小说审美能力的人都不难发现，如果将《都市风流》和《第二个太阳》与上述任何一部长篇进行比照，其艺术上的差距就可以清楚地判别出来。”

　　这些论断难免有些情绪化色彩，但总体来说也符合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实际。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从客观上看，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评选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主要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导致了中国作协出现了比较大的人事调整，整个评奖过程大大延后。在这种情况下，更多非文学因素也就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评奖。从主观上看，此评选结果也与主办者的“引导”“提倡”有关。有论者尖锐地指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全然回避了1985年至1988年间长篇创作领域最富特点也是最有艺术发展意蕴的实践成果，对那一时期许多很有艺术价值且艺术反响不凡的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采取冷漠的和忽视的态度；甚至在其客观上标志的评选范围和价值取向上，所选择的个别作家作品，也不堪与同期同类作家作品作比照相抗衡；以至即使我们愿意认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中寄寓的种种‘所导’‘所倡’，具有永恒的和绝对的价值，参之以评选的结果，我们仍然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为着表达‘引导’而无视创作实践实绩，为着指认样板而在艺术标准上降格以求乃至指鹿为马，能不能借‘引导’之名、行呼朋引伴之实？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就文学的评奖活动，归纳出一点结论：一旦评奖活动的真正主持者和领导者所执守的种种‘引导’与‘提倡’，事实上是与作为评选对象的那一特定时期、那一特定范围的文学实践实态实绩相疏离的，那么，这一活动所由派定的视野与视线，就会变得极为偏狭；所能提取的评判标准，便会相当乏味，相当缺乏文学的‘学科’意义上的和现时创作状貌实绩方面的规定性；所能容纳的评选方式，便是‘画地为牢’杂以‘任人唯信’；所难避免的评选结果，便是鱼龙混杂乃至鱼目混珠。”

　　当然，对这届评奖的成果也不能被一概抹杀，其中的获奖作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有大量读者。但《古船》等几部优秀作品未能获奖终究是茅奖评选史上的一个遗憾。当然，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获不获奖并不重要，获奖是锦上添花，不获奖也不能掩其应有的文学光彩。

　　其实，对一个奖项有人质疑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说明还有人关注它，说明它在人们心中还有一定的位置。我们感到悲哀的是，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文友似乎已经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奖项了，问问最近几届评出的作品，竟然一部也说不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奖”虽无人关注，今天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会像《古船》那样长久地流传下去的。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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