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

“青山永志严慈德，绿水长流养育恩。”这是我妹夫王仲安给爸妈合葬的墓碑上写的一副对联。这对联写得不错，对仗工整，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表达了我们做儿女的共同心声。“严父慈母”双亲，那比山高比海深的恩情，我永远也不会忘怀。

    1951年我外出参加工作时，我家已是四代同堂，有14口人之多的大家庭。而家境很穷，两三亩自耕田根本不能养活一家人，只好租别人的田来种，其田租是“六四开”，即田主得收成的60％，佃户得40％。每年收割后，佃户要把田主请到家里来收租，酒肉招待不说，还得把租谷一担担挑到田主家去。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也去给田主送过租谷。因为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交给了田主,所以我家虽然种了100多石（读担）谷田，但粮食却填不饱一家人肚子，还得大开荒地播种红薯，“以薯代粮”解决饥饿问题。我家那时每年红薯产量能过“万斤大关”。那时我家买食盐、衣物和交学费等开消，主要靠每年出栏三四头肥猪和卖些茶油来解决。那时我家有许多散布在各山岭中的片片茶山（油茶林）。记得每年暑假，我们三个较大的兄弟，天天要背着镰刮（除草的工具）跟爸爸上山去刨茶山。这是一项苦力活，在那烈火般的夏天，我们得顶着烈日干重活，整天汗流浃背，全身衣服都湿透。一个暑假下来，手上还要被镰把磨出许多血泡，最后变成硬硬的茧子。我家每年养出的三四头肥猪，每头都达三百斤左右。那时没有饲料卖(也买不起)，全靠扯猪菜拌红薯、南瓜喂养。一句话，所有这些收益，都靠滴滴血汗结晶而成。

    基于这样一个家庭，你可想见我们的父母把我们6兄弟和1个妹妹拉扯大，还送我们个个都读到初中或高师的书，他们的勤劳节俭，艰辛困苦，是多么不同寻常！

    妈妈的吃苦耐劳精神，真的令人赞叹。“男主外，女主内”，除了田里和上山砍柴挖土等农活，她不参加外，家中的一切家务几乎都落到妈妈的肩上。虽说也有阿婆（奶奶）和大姐(大哥的童养媳，很小就来到我家，我们做弟妹的一直以“大姐”相称)帮忙，但先几年大姐还年小力弱做不了多少事，等到她长大时，阿婆又年老体衰了。所以“主内”的主心骨还是妈妈。那时她真的像一部开足了马力运转的机器，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夜深人静人们进入了梦乡时，她也还得为一家人纳鞋底、补衣裤，还得把第二天的一大堆猪菜剁好。到了挖红薯的季节，要把红薯藤剁碎晒干储藏起来，做猪饲料，得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剁完，以免烂掉。而这紧急又艰巨的任务，妈妈多半是利用晚上来完成，所以她每晚只能睡三五个小时觉，甚至通宵不睡，实在困了就随便打个盹的情况也常有。妈妈还不只是缝补浆洗、煮饭做菜、煮稍喂猪、搞好卫生等室内事，还要到室外管理好一个可供10多口人吃菜的菜园子。一家人喝的和用的水，也不是像现如今安了自来水装置，伸手拧拧水龙头就能得到，而是要挑着水桶到距家七八百米远的水井里去挑来。还有一项繁重的劳作是“砻谷”和“抖米”。那时农村还没有碾米机，米粒从稻谷中弄出来，得把它放在“砻”(用竹木制成的去谷壳工具)里，人的双手握紧“砻钩”用力推动“砻盘”，使它一圈一圈地转动，才把谷壳去掉，得到糙米。糙米变成白米，又要靠人紧握“抖捶”往“抖窝”(石头制成的“抖米”工具)里使劲地一捶一捶抖，才能得到。由于有10多口人吃饭，其“砻谷”、“抖米”任务有多重，可想而知。妈妈完成上述种种任务，都是在背上揹一个、手中拉一个小孩情况下进行的，那该是多么不容易啊!然而，再苦再累，也从未听见她说过一个“苦”字和“累”字。那时人们把人丁兴旺的人家誉为“命好”。其实，这哪是什么“命好”，明明是个“劳累命”嘛。但妈妈听见人家这样称赞，她尽管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比吃了蜂蜜还甜呢!

    我爸在我们那小地方则算个“读书人”，加上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民眼中威望很高。凭他的水平本是可以走到外面去“闯一番世界”的。但一大堆呱呱待哺的子女拖住了他的脚，也就蜗居在小村庄度过了一生一世，连农村的“九品”“十品”(保长、甲长)的“粉末官”都没当过。他只被众人举荐担任过村里的小学校长多年。他当校长并不在学校上班，而仍然在家种田，是地地道道的“赤脚校长”，与普通农民毫无区别，所不同的唯一一点是：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时，别的农民被请去是做“料理”，干的是挑水、煮饭、洗菜、抹桌、扫地等一类粗活；而我爸被请去则是当“先生”，做的是写写对联、接接客人、安安席位、主持司仪等一类体面活。喜事一办完，爸也就同别的农民一样回到家里，该下水犁田就下水犁田，该上山挖土就上山挖土。而且他这位“先生”还是个“作田里手”，别人会的农活他会做，有的农民不会的他也会做。我印象特深的是，他插秧这一招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有名。记得有一丘名叫“十担头”的稻田，是村里最大的一丘田。插秧时，只见爸爸站在这丘长方形田的这一头田埂上，瞄准田那头的尖角，先下水插下7株竖的秧苗，作为标本，然后调转屁股顺着这7株标本秧苖一一插下去，脚后退一步，手便横插秧苗5株，其速度快得犹如鸡啄米。插完一路上岸，竟与预定目标没有多少差距。远远望去，这5行秧苗，笔直得可以同木匠师傅打出的墨线媲美。要是这丘田的秧苗全由他一个人插完的话,那片秧苗就宛若广场上集合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队列，横、竖、斜3条线都可对直，整齐极了，煞是好看。

    还令我刻骨铭心的是爸爸的“小气”和大方。先说他的“小气”吧。1951年我在资兴县银行上班后，每逢爸爸进城，我都会请他到饮食店去吃一碗肉丝面。开始几次，他吃了也就吃了，没说什么。多次请吃后，大概他觉得我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了，趁我又一次请他吃面时，他便严肃地对我说：“这面条也太贵了，一碗就是2角钱，买米豆腐可买四五碗，买油糍粑可买20多个。红薯、包谷更是买得一大堆。以后不要叫我吃面了，随便买点什么不一样饱肚子?”记得当时资兴城有种特产油炸食品名叫“豆糯糍粑”，是1分钱一个，5分钱6个。花5分钱买6个这样的糍粑，像我这样食量小的人，是可以饱餐一顿的，要是买煮熟的红薯、包谷吃，当然就更省钱了。比较起来，吃面条的确是“奢侈”的。但不管怎么说，爸爸从老远的农村来到县城(且不常来)，做儿子的我花这点钱请他吃碗面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勤劳节俭了一辈子的他看来却是“太浪费”了。你说说，我爸爸够“小气”吧。然而，爸爸并非事事小气，在诸如出资修桥筑路，行善积德以及交朋结友等方面却是大方得很的。这里举个事例：我在县中读书期间，爸爸从牙缝里挤出3块银元给我﹙当时我县刚解放，伪县长及其地方武装队伍，还在与我们打“拉锯战”，物价飞涨,人们不愿收纸币﹚，叫我自己买布做件棉衣穿。当时班上几位与我关系特好的同学想去长沙谋职，而其中陈某某却缺盘缠。他得知我准备买布做衣而尚未买的信息，便向我借钱。我们是称兄道弟的“铁哥们”，在这关系到他前程的节骨眼上，我能不帮他?我脑一热，胸一拍，便把这3块银元全借给他作路费了，连借条都没要他写。事后一想，同学之情谊是尽到了，但如何向爸爸“交账”却成了难题。爸爸可是个一块铜板巴不得掰成两块用的人，对我把这么大一笔钱借给了别人能不生气吗?我不敢向爸爸说这件事，只好向慈祥的妈妈讲。出乎我的意外，当妈妈转告爸爸知晓了这件事后，他不但一点都没有责怪我，而且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同学有困难，帮人家一把是对的。”你再说说，我爸爸够大方吧。

用“严父慈母”来评价咱爸咱妈，真是最贴切不过了。

妈妈虽一字不识，但不是那种没知识素质差，粗俗不讲道理的人，而是心地善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无论对长辈、平辈乃至晚辈，都是非常温和相待，这在全村有口皆碑。

妈妈的慈祥善良，只说一例便足以证明：我在县银行工作时，有一天，邮道员送来包裹要我签收。我向在场的张某借来钢笔用，谁知刚动笔，笔尖就脱落了。张说“好啊，你把我的宅搞坏了，要赔。”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回道“好，我赔。”没想到他并非开玩笑，以后天天向我索赔。我知道不赔他是脱不得壳了，就在又一次向我索赔时，我说“赔你钱吧，要多少？” 张说他的钢笔是金笔，要十五六元才能买到。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想起爸爸说过“穷也要穷得有志气”这话，便从刚领到的工资中拿出16元给了他。当时的16元钱，刚好是我月工资的一半，可供我交单位食堂两个月的伙食费。说实话，我有一种被人敲诈了一回的感觉，心里很不爽。不久我回家探亲，闲谈中向妈妈说起这事，语气不免有点气愤。妈就劝我：“这事你那同事做得有点过分，但谁都会有缺点，你要原谅他，莫要和人家结仇。和人家结了仇，就会像丝线打了结，很难解得开。”我说：“妈，我真服了你。难怪大家都说你脾气性格好。”

妈妈的慈祥差良，对我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爸爸则不同，他在我的印象中是很威严的一个人，对子女的要求相当严格。他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吃苦耐劳，要诚实做事，要和气待人，要发狠读书，要勤俭节约等等。众所周知，顽皮淘气是小孩的天性，尤其是男孩，少有老实巴交的。我们兄弟小时候也都跳皮捣蛋。但在爸爸面前我们个个都是“乖孩子”。哪怕我们正在任性疯闹着，只要一听说“你爸爸来了”，就会马上停下来“老实”得一动不动。说来也怪，其实爸爸并不凶神恶煞地打骂我们。只是他那双眼睛厉害，射出的光宛如利剑，只要斜着眼珠扫视一下，我们就会变成“见了猫的可怜老鼠”。这其中的奥妙，直到现在我都尚未弄明白，想学爸爸的这一招用来对付自己的儿孙，可就是无论如何都学不到手。

    爸爸对我们的学习，要求更是格外严格，尤其是书写。或许是他自己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缘故吧，他总是“逼”我们不断地练字。为了多练而又节约纸张，每张纸总是先写中楷后再写小楷，直到写得满纸毫无空白无法下笔才罢。只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字帖，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未能成为书法家。

    爸爸是个很重视文化知识的人，他勤俭节约“抠”出钱来不买田不买土，而是供我们兄弟读书，连妹妹要求“要像哥哥一样去读书”，也得到他的赞同。所以，我们6兄弟和1个妹妹，个个都读了书，起码读到了初中一年级，有的还读到高师毕业。

    除了大哥因16岁结婚17岁生子，家务拖累他没外出参加工作外，其他6人都“跳出了农门”，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爸爸的智力投资收到了成效。妹妹曾开玩笑说我：“二哥，你这个处级干部、作家，是爸爸逼着你读书读出来的，对不对?”何尝不是呢，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格外得到妈妈和阿婆的怜爱，把我“养娇了”。当我十一二岁离家到高小“读寄宿”时，特别想家，想阿婆想妈妈，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真不愿离开亲情浓浓的家到学校去过那种没亲人疼爱的生活。说来都脸红：有一次，阿婆摇动她那小脚走10里山路，把我送到学校。但当她转身回家时，我悄悄地跟在她身后，距她既不远也不近。待老眼昏花的她发现后面跟着的“小尾巴”是她的“宝贝孙子”时，已是到了日落西山，再也不可能把我送去学校了。无可奈何的她，只得把我带回家藏在楼上，以免被爸爸发现。我就是这样逃学的。你看看，没出息的我，要不是那时爸爸“逼”我上学，我能读成什么书啊，只怕初小毕业就呆在村里过一辈子了，哪能有今天的我，成为处级干部、作家，当上地区文联主席，被选为第四第五两届省文联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呀？啊！我怎能不感谢爸爸对我的“严教”呢?

    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把我们兄弟拉扯大，他们却没有享受到“多子多福”的生活。我们兄妹长大后便犹如一窝小鸟翅膀一硬就飞向外面去工作了，留下的只有大哥大嫂在他们身边。而大哥夫妇也先后生了7个儿女，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外出的6位兄妹，每位也都生了3个以上的子女，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孝敬父母。生于1908年的爸爸，早在1962年就病逝了，享年只有54岁。他患的不是什么不治之症，要是在如今，他不至于这么个年龄就离开我们的。他病重时，我正在长沙出差，当得知他住院的消息而匆匆赶到资兴县医院时，医师告诉我们他的病已无法救治了。无可奈何，我们只能含泪把爸爸从医院抬回家中。此时他已不省人事，什么话都没对我们说便走了！生于1907年的妈妈倒是高寿，活到了83岁，于1989年病逝。当时，我又正在长沙出席省第五届文代会。当我得知妈妈“病重”而匆匆冒着大雪赶回郴州时，妈妈已经永远闭上了她那双慈祥的眼睛。我连送她老人家的终都没送到啊，我有愧呀!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爸爸妈妈，现在我们生活好多了，可是，想向你们尽点孝心却做不到了，遗憾啊!

作者简介: 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曾在《散文选刊》、《瞭望》周刊、《中流》、《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湘江文艺》、《文艺生活》、《作家天地》、《小溪流》、《幼芽》等40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0多篇，其中有中篇小说《丁一进城打工的故亊》，小说《一票》、《结婚彩礼》、《我和方正的故事》，散文《爸爸为我流泪三次》、《警惕“酒军”进攻》、《不忘党的哺育恩》、《“没用的东西”成长记》，童话寓言《镜子的品格》、《蝉的肚子为何是空的？》等约20篇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