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六）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五章“古船”驶来

第二节 风波骤起

一

　　《古船》的诞生的确是一件令文坛惊异的大事。正如摩罗所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像一位严肃的老者，张炜虽然以《声音》《一潭清水》连获两届全国大奖，这位老者一直神情淡漠。《秋天的思索》诞生了，老者这才有一丝赞许的微笑；《秋天的愤怒》出现了，老者高兴地点了点头；直到《古船》开进文坛，老者才热情地给张炜让座，张炜这才在偌大的作家沙龙中占有一席之地。”

　　它的出现，首先在山东引起了强烈反响。1986年11月17日—19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山东省文学创作室、《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企业家》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古船》讨论会。会议还邀请了《当代》杂志社何启治、王建国，以及《文艺报》《上海文学》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作家、评论家参加，共计五十余人。随后，《当代》编辑部又于12月27日邀请在京的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近四十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东中街宿舍会议室召开了一整天的《古船》讨论会。北京讨论会召开时大雪纷飞，交通阻塞，但与会者还是踊跃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当代》主编孟伟哉到会祝贺。张炜参加了这两次讨论会，并做了发言。“讨论中，绝大多数讨论者对《古船》倍加赞赏。有人认为《古船》是当代文学至今最好的长篇之一，可视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它给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实绩。”这艘古老陈旧、满目疮痍的大船，以其撼人心魄的苦难意识和悲剧色彩，让很多人穿过历史的迷雾，重新抚摸自己心头的伤痕；也让很多人面对现实，陷入了深深思索之中。

　　但围绕《古船》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其中既有文学范畴之内的争论，也有文学范畴之外的争论。

二

　　在当时济南、北京的两次讨论会上，一些人对《古船》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据何启治记述：“第一，作者运用了《共产党宣言》作为隋抱朴性格突破的依据，却没有把握好《宣言》的基本主题：阶级斗争。如何看待土改以来几十年的政治、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史诗’应对此做全面的总结，而《古船》并未达到，作者对土改这段历史的主流并没有足够的表现。第二，小说对鲁迅所说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没有足够的挖掘和表现。小说对赵家的描写缺乏人物系列；李家没有摆在这个重要位置上；而隋家的抱朴则是具有奥勃罗莫夫性格的人物，想得多，做得少……高大全式的人物是没有的，但高大的人物是有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是有的。像《古船》这样的小说应该让这样顶天立地的人物占有一定的位置。”

　　何启治是《古船》发表的终审者，也是两次讨论会的亲历者，他的记述具有权威性。从这段文字看，那些批评者所掌握的批评工具是何等可笑：一曰“阶级斗争”，二曰“顶天立地的人物”。他们对《古船》的要求则是应该“对此作全面的总结”“让这样顶天立地的人物占有一定的位置”，显然还没有摆脱那些“概念化”“公式化”“高大全”的思维怪圈。他们似乎忘记了《古船》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一部历史学、社会学著作，那些极端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一部表现人性的文学作品是不适用的。而“阶级斗争”，不但不是隋抱朴所理解的《共产党宣言》的主题，还正是他所反思、反对和要抛弃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明显处在极左思想的思维怪圈中，与《古船》的主题意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从张炜在这两次讨论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和一种难以对话沟通的苦恼。他在济南讨论会上说：“我在会场上听到了很多大心扑扑跳动的声音——我知道一颗大心与一颗小心相碰撞的时候，往往非常尴尬。我并不是说自己的心有多大，我很渺小。我比起那些巨人，太微不足道了。但我讨厌的是另一些东西，它同样掺杂在艺术活动中，同样……没有什么可谈的，它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写作时沉浸在一种什么状态里，我清清楚楚地记住了。那个时刻的激动、畅想、愤慨，都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对于这部书来讲，它们同样是重要的。”在北京讨论会上他又说：“前一个（济南）讨论会快结束时，我说了这样几句话：‘当一颗大心和一颗小心相碰撞的时候，常常都是很尴尬的。在这个会上，我听到了许多大心的声音。’今天的会，我要再次说这句话。我想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被理解的，我不能理解别人，别人也不能理解我。但每个人又不断试图让别人理解，也不断让人理解。”“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个朋友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流淌和保存。从这个意义上去看作品的创作，立足点是很高的。我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他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些论者显然不能理解如何“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流淌和保存”，他们所坚持的还是“阶级斗争观点”、塑造“高大”人物。他们以此来认识和评论《古船》，离真正的文学何其遥远。

三

　　但不论怎样，如果是将文学论争局限在学术讨论范畴之内，那么不论观念多么不同、意见多么对立、争论多么激烈，都是有益无害的。可怕的是，在一种怪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文学论争、学术论争常常会扭曲变形，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上纲上线，将文学问题、学术问题演化为随便“扣帽子”“打棍子”的政治问题，这就超越了讨论一部文学作品的底线。对此，张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也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济南讨论会上，他对个别论者提到的土改问题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做了认真辩解，因为如果不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公开的、明确的回应，对《古船》的伤害将是致命的。

　　张炜说：“有两个同志提到了土改的描写，说虽然写的是事实，但还是不应该写到农民对剥削阶级的过火行为。我想这种想法倒是可以理解。不过农民的过火行为党也是反对的——党都反对，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也应该以自己的作品表示反对。至于土改运动中的‘左’的政策，已在当时就批判了——当时批判了的，现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吗？最终问一句，我仅仅是在写土改吗？”“有一个同志甚至说可不能否定土改——谁否定了？我否定的只是党和人民所一贯否定的东西，即否定极‘左’和愚昧、否定流氓无产者的行径。歌颂土改及土改政策，最好的方法就是写一写在火热斗争中党的领导者的形象。王书记是土改的负责人，他怎么样？为什么不提他在书中的态度、他的坚定性和牺牲精神？为什么回避他？”

　　张炜又说：“至于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尽管只有一位同志提出，我还是想说，人道主义的确有真假之别。如果是抽象的，那么是你抽象了，不是别人。你所认为应该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恰恰完全被你抛弃掉了。你不自觉地在抽象，抽象出你所谓的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对人物的言行根本不做‘阶级分析’。你希望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你所抽象出的东西去写，要按早已形成的概念、条条和框框去套。一旦离开了，离开了你所抽象出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就反而要被指责成这种主义。这真是奇怪。我偏偏要抛弃这种抽象的东西，要写一点有分析的、不盲目的、具体的东西。”“比如，出身贫苦的人一定要是好人、革命者、勇敢的人吗？你也知道不一定。穷人的打斗就一定是有理有力，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吗？你知道也不一定。你抽象出的所谓的阶级观点，其实是虚假的。你强调阶级观点的同时，恰恰违背了这个观点。”

　　张炜同时认为，虽然有人认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但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它们都是不重要的。“他们强调已有的‘巨著’是如何写的，我如何背弃了这种伟大光辉的写法——毛病就在于此。我要说的是我根本就不是在动手写什么巨著，真的不是。因而你的期望、你以那样的‘巨著’要求我的做法，同样也是无的放矢的。”

　　张炜后来谈到，他在《古船》中写的1947年的一些情况，反映的事件都是逼真的。张炜写道：“这个地方1947年的失误比较严重，这从一些老人的记述中，从档案资料中都可以了解到。教训是惨重的，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影响了后来的生活。这在今天仍然可以找到那场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当年一个最勇敢的乡村负责人谈那一切。他如今很老了，经历非常之多。他的回忆很沉重，讲起当年，几次难过得说不下去。这包括了对敌人的痛恨，也包括了对自己的忏悔。失去了人道，人将变得非常可怕，人就是非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非人的折磨’。在这样的互相折磨之下，多少美丽的人生给毁灭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更需要有坚定的‘人道主义’——即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至高的原则。”“《古船》中的记录还太简略。那个气氛是写出来了，但因为篇幅和其他原因，写得还太粗略太不够了……”

　　今天来看，张炜在《古船》讨论会上的这些辩驳似乎过于激烈了，具有赵鹤翔先生所说的“凌厉”之风。但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就会明白，如果不在这些问题上辨析清楚，《古船》可能会面对更大的危机。因为指责《古船》否定“土改”、宣扬“人道主义”，已经脱离了文学争鸣的范畴，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推测这些人的其他用心，但个别人欲置《古船》于死地的想法也不是没有的。实际上，他们针对《古船》的一些背后“小动作”一直未断。这样，就使《古船》的命运沉浮不定起来。

四

　　最先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力的，是《当代》编辑部，首当其冲的是小说终审者何启治。何启治后来回忆：“对《古船》除了公开的批评文字，据说还有更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虽然未看过作品，却对我指示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我认为这种违反惯例（一般都有几千字的、主要反映肯定作品意见的报道文字）的做法会有损于《当代》的声誉。争取的结果，是同意发表讨论会的意见，但必须突出批评性意见，而且要把两地四天讨论会的意见压缩到一千多字的篇幅。这就是发表在《当代》1987年第二期上的报道文字和当时文坛舆论对《古船》的赞扬很不相称的原因。报道是我整理的，但确实是在主管领导干预下的违心之作。”随后，“社长又以行政命令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单行本”。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书，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如此，《古船》才得以在198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何启治说，当时社长孟伟哉也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做过解释和争取工作，否则此书是断难出版的。“但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已于同年1月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职位，改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孟伟哉在当年的涿县（河北）组稿会的发言中，在他列举的精神污染在文艺界八大表现的第二项中，批评有的作品‘以人道主义观照革命历史’，还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古船》。”

　　从孟伟哉参加北京《古船》讨论会到支持《古船》出版，再到他不点名地批评《古船》，也可以看出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沉重的政治压力。

　　何启治在他的《文学编辑四十年》中，完整地保存了他当年的一些信件：1987年1月15日致朱盛昌，谈刊发济南、北京《古船》讨论会综述事宜。17日朱盛昌回复，要与孟伟哉商量一下，暂时不发。19日夜致信张炜，谈收到张炜16日信后对《古船》有关问题的看法，其中写道：“其影响如何，还要看一看。但直接的作用是：我们不得不把第二期准备上的关于《古船》的评论文字全部暂时停发。”“我多次说过，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文学想和政治抗衡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力量太小了。因此，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讲策略，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孟确实已经就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他的新职不允许他长久地管文学出版社和《当代》。社长大概再当个把月，……但我已当面力陈我捍卫《古船》的意见。我不信一代评论家的眼睛都瞎了。”“关于《古船》，我还有一点自信。某种力量可能限制它的影响，但它最终会被这个世界承认，因为它太有分量了，不是一两脚就能踢倒的。但在具体做法上，也请你理解和支持我们，而且也请你冷静些，好吗？”2月2日夜致孟伟哉，谈在《当代》刊发“综述”和《古船》出版问题，其中写道：“我主张明确回答作者：《古船》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哪怕先印一万册也好。前些日子出版局的会议上，刘杲同志说迄今禁书只有一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古船》不在查禁之列，就不必因拖延或别的原因而刺激作者或有负读者，何况载有《古船》的《当代》已经印行了二十多万册呢！”2月3日，孟伟哉将此信转朱盛昌，建议征求秦兆阳的意见，他同时表示，“综述”可不急发；《古船》出书的事估计问题不大。

　　这种压力也很快传递到了张炜身上，1986年12月31日至1987年1月6日，他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期间，“会上开始传说这些争论。会议后半截议论最多的就是《古船》。但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对《古船》的评论，好评还是较多的。”张炜后来曾说：“我直到今天为止，还从未因一部作品收到如此多的来信，在它发表当年，我每个星期都要收到几十封陌生读者的信。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他们在信中说自己如何激动。是的，我在写作的全过程中，曾陷入了怎样的感动。还让我大获安慰的是，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差不多都给予它以肯定和深刻的理解。”“公开的批评我不怕，因为公开了，就处在大家评说的境地，要受公众监督，毕竟要好得多。怕就怕一切藏在暗处——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这是不太磊落的。《古船》也有热闹的时候，可不久又突然受到冷落，传说某某权威部门调阅了发表该书的刊物多少份、某领导的具体批评。有一个阶段，在公开场合提《古船》是犯忌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矿山工作，听说我已被作了如何严厉的处置，非常难过，连夜乘车赶来济南，一进门见我正在读书，高兴得哭起来。”“出国受阻的事有过。开始几年，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举行‘文学周’，他们翻译了《古船》的几章，邀请我和几位朋友，我们都顺利地参加了。后来另一个国家两次因《古船》邀请我，据有关部门说是我自己‘耽搁了’。两次当然都不是我耽搁了。”

　　若干年后，张炜在济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采访时，谈起《古船》往事，他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他对那些借“土改”方面的描写上纲上线的批评者，和以前一样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他们不是什么对“革命”负责，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理想，他们不过是沿着一种固化的思维，习惯于使用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极左语言罢了。

　　我们从这次对谈中还知道，当时还有“个别人将书复印了，摘了一些片段，然后再上纲上线”。那些极左的、封建宗法专制主义思想意识，要想从根本上清除，看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使我们想到了张炜在《你在高原》中写到一位科学院古航海专家纪及的遭遇，他那部经过深入勘察、反复研究、科学论证的学术著作《海客谈瀛洲》，因为与某些文化科学界“当权者”的观点不合，在国内刊物发表时被大量削删。这部著作在国外出版后，又有人将其中的一些片段复印，以此罗织罪名、诬陷打击。一个学术问题由此演变成了政治问题，让纪及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当然，我们不能将《古船》风波与纪及的遭遇简单类比。但无论如何，这种试图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将文学讨论政治化的卑劣行径，给张炜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这也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阴暗面的认识：“中国极‘左’的源流、痞子气、底层的阴暗残忍文化，实在是源远流长的。《古船》中涉及这些，但还远远不够。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仍然会感觉到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可不能那么天真。”

　　因为伤害太深，因为张炜那种永不妥协的倔强性格，他对那个对《古船》横加指责的“高层”，始终拒绝达成谅解。张炜说：“几年之后，否定的一方还写了一封信，让省里领导转给我看，信里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对《古船》的评论——我当年更多的是根据‘耳食之言’做出了不得当的、轻率的批评；对一部作品不能这么简单化，我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够谅解，写出更好的作品，等等。但他仍然说这部作品可能是‘瑕瑜不能互掩’——是这一类文绉绉的话。”“领导把信转给我——信没有公开，而且是转给我看的。当年过火的批评造成的伤害，对一个年轻写作者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害，已经是没法改变了。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那个“高层”不管是当初的批评还是后来的解释，都是在没有读过作品、仅凭别人的只言片语做出的，都是极不严肃、缺乏诚意的。因此，尽管他的信“写得也很可爱，有分寸”，但“有些词是用在所有作品里都可以的。原来的意见是听了‘耳食之言’，可后来也没有说怎样研究这个作品——道歉和原来的态度，前提都是差不多的，都建立在没有研究（读）作品的基础上。文学作品的复杂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是有人却觉得在对待文学作品方面怎么简单化也不过分。”这样冠冕堂皇、缺乏诚意的“致歉”，张炜当然是不能接受也不会接受的。

五

　　关于对作品中“王书记”这个人物和对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的质疑，张炜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王书记”这个人物是不是后来刻意加上去的？张炜说：“《古船》并没有刻意加上什么‘正面人物’。有文章说王书记是后来添上的，不是这样。但我在修改中可能稍稍强化了他。因为我看了大量档案，包括到实地去走访，都发现有这种人物存在——在任何时候，在某一种运动里面，在潮流中，顺着潮流的人很多，但毕竟还有很理性的人，我们要写到这部分人可贵的理性。那个可敬的形象原稿里就有，后来编辑说这个人物似乎可以强化。”这个说法与何启治的说法是一致的。实际上，此前张炜的一些短篇和中篇作品中，已经出现过一些类似“王书记”的形象，如《声音》中那个未出场的公社书记，“王书记”在《古船》中的出现并不突兀。有论者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作家对这个人物强化得稍稍重了一点，也类型化了一点。

　　至于隋抱朴会不会、能不能去读《共产党宣言》，张炜说：“后来有人讲书里写了《共产党宣言》，说完全是为了‘正面’的思想考虑、为了平衡才加上去的。这不对，原稿中就是这样的。虽然是写《共产党宣言》，但它的角度和着力点不同，它是和《天问》放在同一个量级和目的去使用的。因为这本不大的书强烈影响了中国，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要寻根问底就不可能忽略它。我是从这个很朴素的想法进入，去寻找生活的根的。所以对于洼狸镇的人来说，这一本书是不可以忽略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书中那个耽于思想的主人公一定要看这本书，要想它为什么这么强有力，从德国、从西方出发，改变了东方。东方有一个很具体的地方叫洼狸镇，竟然给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阅读行为既朴素又真实，从生命和人的生存角度去看待，与当时的政治高调毫无关系。《天问》也是，主人公要问天问地——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问地，那么屈原的书就是问天了，《天问》一口气排列了那么多问号。”我们从《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一路看来，就会感觉张炜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隋抱朴和老得、李芒一样，都是张炜十分喜爱和倾心塑造的思想者，这也是张炜一个时期思考的外化——为写《古船》，他曾用大量时间来研究《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他也试图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通过这部书来探寻出路，或者是思考其中的教训。后来，张炜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在《你在高原》中他还通过“戒子”的父亲、一个老革命之口，继续探讨国家与民族的出路问题。这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个永恒的话题。

　　对这些正常的、不带有“攻击性”的批评，张炜还是很愿意做出自己的解释的。

六

　　但不论怎样，《古船》远航还是遇到了很大阻力，因为赞美的声音虽然很多，也难敌那个“高层”的压力。

　　宋遂良曾经写道：“在济南、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认为它‘具有史诗的气度和品格’，‘是当代文学至今最好的长篇之一，是新时期不可多得的成功的作品。它给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创作的重要实绩’；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包含着非科学的、反历史学的社会内容，包含着乌托邦的幻想’的作品，书中‘这种观察与表现苦难的思路显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无怪乎《古船》能赢得新潮派批评家的青睐’。《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在1987年春天都计划开辟专栏讨论《古船》，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各出一期便中止了。”

　　赵鹤翔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古船》出世后的巨大影响力，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甚多，并且多是赞扬的态度。他很快便收集到了六十多篇，并编成了一本“《古船》评论集”，但因为“高层”的那个“声音”，这本“评论集”也不能出版。他同时告诉我们，他可能是较早评论《古船》的评论家之一。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赵鹤翔论文选》，收入其中的专论就有《深邃的反思奇异的光彩——〈古船〉思想艺术试论》《历史的道路与人的思索》《论隋抱朴》《释“素哥不素”——评〈古船〉中的隋见素》《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古船〉人物试品》《写好高层次的“内部裂变”——简论隋抱朴和改革文学》等六篇，由他来编写“《古船》评论集”实在理所应当。

　　赵鹤翔先生还告诉我们，当时何启治让张炜推荐一个写《古船》评论的人，张炜说赵鹤翔，何启治说赵鹤翔不行，一个叫“丁彭”的人可以。张炜说赵鹤翔就是“丁彭”。原来，当时何启治还不知道“丁彭”就是赵鹤翔的笔名，他的文章多是以“丁彭”之名发表的，他也是以“丁彭”名世的。

　　《古船》的再版也遇到了很大阻碍。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船》初版本只印了16500册，相对于读者的需求来说，这个印数是极小的，但之后这本书却一直得不到加印，直到1994年10月才又印了30000册，此时离《古船》初版已经过去七年多时间了。

　　1994年10月，《古船》还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此次获奖，似乎表明扣在《古船》头上的那些“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且慢，任何事情都会处在不断的反复之中。何启治说：“直到1996年底，上级主管领导机关又要求人文社全面系统地汇报《古船》从组稿、发表、出书到评奖的全部情况，似乎对《古船》的争论还没有最后画上句号。”或许正如张炜所说，中国的极左思想实在是源远流长的，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总会以各种面目不时出现，“一个写作者可不能那么天真”。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提醒人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原因。

　　当然，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强加之辞就能够否定得了的，也不是哪一种力量所能彻底扼杀的。“黑暗的东西”最终只能回到黑暗的地方去。“芦青河”水在地下涌流，迟早会成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这艘巨轮也早晚要劈波斩浪，驶向远方。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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