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三）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四章 从“芦青河告诉我”到“秋天的愤怒”

第二节潮流内外

一

　　在档案馆的库房里吞吐着旧年陈灰也读到许多档案的张炜，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脚步。经过长期积蓄，他的文学才华开始压抑不住地展现出来。继1980年3月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之后，9月，短篇小说《操心的父亲》又在《山东文学》第9期发表。随后，他又相继完成了《芦青河边》《深林》《桃园》《永远生活在绿树下》等短篇小说的创作。

　　1981年，他继续发力，相继完成了《黄烟地》《看野枣》《天蓝色的木屐》《丝瓜架下》《两个姑娘和一个笑话》《三大名旦》《女巫黄鲶婆的故事》等短篇小说的创作。其中，短篇小说《看野枣》在《泉城》上发表，《芦青河边》《七月》在《柳泉》上发表，《黄烟地》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还参加了这年5月《青年文学》编辑部在青岛举办的“青年作家笔会”。大学毕业之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成了山东文坛一个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

　　但是此时，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与时代文学潮流形成互动关系，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既没有参与到“文革”之后兴起的“伤痕文学”之中，也没有参与到随后出现的“反思文学”中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因而他的创作没有产生当时文坛常见的“轰动”效应。

　　中国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开端的，作为一种整体性文学思潮，它以刘心武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起始，被以卢新华1978年8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之命名，意在揭露刚刚过去的“十年动乱”带来的种种灾难和痛苦记忆。一时间，“伤痕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大潮，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文学长期压抑之后的一次集中爆发，备受扭曲之后的一次集中“反正”，揭露与批判成为其鲜明主题。“伤痕文学”瞄准的靶心，是“十年动乱”以及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社会、家庭、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作家们在思想上力图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摆脱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现代迷信和蒙昧主义；在创作上力图通过纠正“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重新确立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文艺正名。一大批重获“解放”的老作家焕发了生机，许多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文学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作用，许多作品一出现便引起强烈关注和巨大轰动，许多作家刚崭露头角便被人们牢牢记住了。

　　这时，张炜的文学创作还处于摸索学步阶段。1977年末，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时，张炜还在南部山地游走，并为考大学做准备。这一年，他所完成的短篇小说《玉米》《蝉唱》《战争童年》《公羊大角弯弯》《在路上》《槐花饼》《下雨下雪》等，基本上还属于乡野叙事的范畴，有一个少年眼里的人生冷暖，更多的还是对于生活浪漫诗意的想象和描绘。1978年卢新华发表《伤痕》时，张炜刚刚走出故地到烟师就读，这一时期他所完成的短篇小说《田根本》《人的价值》《悲歌》《告别》《初春的海》《自语》《春生妈妈》《七月》《老斑鸠》《善良》等，主题内容与他之前的创作并无二致。

　　紧随“伤痕文学”出现的“反思文学”，滥觞于茹志鹃在《人民文学》1979年2月号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其后，一大批主题相似的作品出现在文坛。这个时候，以蒋子龙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朦胧诗”也迅速崛起。一大批作家、诗人“一夜成名”，文学开始迎来它在新时期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

　　这时的张炜，依然在他童年的“芦青河”畔悄吟浅唱，好像没有看到大潮涌起，又似不愿加入这场“合唱”。也许是写作的惯性太过强大了，也许是受孙犁、屠格涅夫的影响太深，即使面对生活中的痛苦、无奈和忧伤，他也像孙犁的“战争小说”那样，坚持用一种清澈明净、委婉细腻的方式来表达，力图创造一种意境，追求一种朴素、含蓄的美。

这个时期，他的记忆还被海边林子里的美好、迷人占据着，那片林子的复杂、幽微，林子之外的阔大世界，还得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张炜的文学天地。于是我们看到，张炜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文学大潮中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特立独行者。他身处潮流之外，当时并不显耀，但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发现，他那时的作品正因没有随“潮”起伏，所以也就没有随着岁月流逝完全“过时”，还有阅读价值和文学魅力。

二

　　大潮涌起，他在潮流之外，这看似“落伍”的姿态，似乎也是张炜的一种坚守。这应该是由张炜的性格和他的文学观念决定的。他是一个不太习惯在别人面前表现的人，一向尊重自己的内心，力求质朴、真淳。他的观念是不容易为时风和别人的意见所左右、所改变的。

　　1982年3月，他在接受《青年作家》编辑采访时，曾被问到是否重视批评家的意见并受其影响，张炜回答：“我十分敬重批评家，他们的话我常常反复考虑。当然受过影响。现在我正根据几位批评家的意见，修正学习、创作的道路。我永远追求自然、优美、淳朴，也想给作品增加些力度。”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他这段话说得很委婉，表达了对批评家和他们的创作指导意见的尊重，但他同时也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追求。显然，对于批评家们希望他增加作品力度的建议，他是赞同并接受的，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作品的自然、优美、淳朴。换句话说就是，作品的力度不是生硬地加在作品之上的；作品的力度能否增加，还得遵循文学创作的自然之道。

　　尽管在潮流之外，张炜的创作还是引起了山东文坛的关注。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坛风气，以及山东作为齐鲁之邦的优良传统。那时的文学界，对初显才华的青年作家是关爱的、提携的。

　　1982年3月，张炜的短篇小说《看野枣》获《泉城》编辑部1981年“泉城文艺奖”，这是张炜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4月，这篇小说又获得了山东省文学评奖委员会评选的小说二等奖。同月，他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次年3月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82年5月，《山东文学》推出张炜的短篇小说《声音》，这篇诗意浓浓的作品迅速引起了文坛注意，7月即被《小说选刊》选载。11月，《山东文学》刊载赵鹤翔的《〈声音〉艺术特色初探》，指出“这个短篇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我认为作者是以高尚的美的情感，恪守美学原则来完成这个优秀短篇的”。次年2月，《声音》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张炜作品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开始。两年之后，他的短篇小说《一潭清水》又获得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两个短篇小说获奖，预示着张炜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一位令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他的成长速度之快，确实令人惊异，这是他长期厚积薄发的结果。不知他获奖之时，是否记起了当年听到萧平老师连获大奖的激动心情。这时的张炜，已经可以用文学创作实绩来回馈老师的心血和培养了。

　　这一时期，《青年文学》对张炜的扶持也是不能忘记的。1982年5月，他的短篇小说《天蓝色的木屐》在《青年文学》第三期发表，同时刊载陈静的短评《富于表现力的细节描写》，这是关于张炜作品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尽管很短、很简略，却具有标志意义。张炜随后参加了《青年文学》编辑部组织的青岛笔会。1983年，《青年文学》又推出了他的短篇小说《拉拉谷》和创作谈《在肯定与1981年，张炜（右）在龙口海边采访渔民否定之间——我为什么写〈拉拉谷〉》，小说随即被《小说选刊》选载。1984年5月，《拉拉谷》获得青年文学杂志社首届（1982—1983）青年文学创作奖。6月5日，他在北京参加授奖大会，受到肖华、宋德福等领导的亲切接见。这对一个青年作家的鼓励是巨大的。

　　1984年7月，在山东省第二次新长征突击手代表大会上，张炜被表彰为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随后离开省档案局，调入省文联创作室。1984年12月28日至1985年1月5日，他又作为山东代表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张炜第一次参加这一盛会。

张炜在毕业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到一个在全省、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的转变，他靠的不是在潮流之中随潮涌动，而是在潮流之外默默耕耘，在潮流涌来之时屹立坚守，此时如此，今后也是这样。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甚至超越潮流之上，俯瞰大潮涌动，思考我们的时代和人类的未来走向，这是张炜独特的思想品质、精神品质和文化品质，也是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

　　张炜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83年10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中，这是他1980—1982年三年创作的主要部分。从书名也可看出他对故乡、对“芦青河”的珍爱。

张炜笔下的“芦青河”，最初是指从龙口海滨平原上流过的泳汶河。张炜说：“芦青河与泳汶河是同一条河流。泳汶河发源于南山，它的上游叫泳汶河，到北边就不是了，而随流经的村庄取名。”“现在那条河干了。过去印象中芦苇青青，遮了河道。所以为它取名‘芦青河’。”张炜说：“一回忆，就是关于河的一切，声音、故事，等等。那条河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上，在那儿入海。我印象它非常宽大，水很凶；也有平静的时候，但一般都在冬季、春季。秋天它就了不得了，还有夏天。总之它一年到头有水。芦苇茂密，蒲草荻草很多，所以我给它取名芦青河。”　　

是什么时候将这条河命名为“芦青河”的，他已记不清楚。他曾翻看少年时代写下的一些旧稿，发现其中很多小说、散文中都用了这个名字。当然，那时也用了其他的名字。后来，他把它们统一写成了“芦青河”。张炜说，他后来又见到了烟台的夹河、济南的黄河，看到了比芦青河更宽更长的河，于是这条记忆中的河流也就越变越宽，越变越丰富、复杂。他说：“最早作品中的芦青河就是泳汶河，后来就不是了。它幻化成了北方的一条河。随便哪一条河都可以。可以把它看成黄河，也可以把它看成夹河（烟台市郊的一条大河）。芦青河在这儿是北方河流的总称，作品中狂想写出它的总体性格。”

　　当然，在《芦青河告诉我》中的“芦青河”，还是一条童年的河、故乡的河，还没有幻化成“北方河流的总称”。他对这条河是充满了深情的。张炜说：“芦青河（泳汶河）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上。我出生在河边，在这个可爱的地方生活了近二十年。后来我离开了，到山区、到城市……我再也没有遇到比那儿更好的地方。芦青河穿过小平原注入渤海，河两岸，有平展展的原野，有密匝匝的林子。大约因为河水的滋润，一切都长得那么茂盛——还记得夏秋的树木和稼禾，浓绿浓绿，真正是苍翠欲滴啊！不记得庄稼有歉收的时候，人勤劳，土地也太肥沃了。总之，河两岸出奇的美丽，也出奇的富庶。”“我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常常思念母亲，思念故乡。思念故乡和思念母亲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是带着深深的思念，写起了这些小说的。我很爱小平原，爱海，爱芦青河，爱密匝匝的林子，更爱那里的人们。”

　　因为张炜是带着深情来写这一切的，他把一切写得那么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尤其把无限美的情愫倾注到了笔下的一些女孩子身上，像《看野枣》中的大贞子、《生长蘑菇的地方》中的捧捧、《山楂林》中的阿队、《紫色眉豆花》中的小疤、《声音》中的二兰子、《芦青河边》中的小碗儿、《天蓝色的木屐》中的小能、《三大名旦》中的大萍儿、《夜莺》中的胖手等，都让人过目不忘。张炜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芦青河”世界，写出了“芦青河”两岸美好的人与事。

但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背景下，的确是显得轻淡了些，与时代游离了些。不过，对一些批评家和文友“不能只写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印象，那样写会失去强烈的时代主旋律”的提醒，张炜的观点一如既往，并不能完全赞同。因为他觉得“主旋律”一定有很多人去表现和追踪，他不想挤入那样一个热闹的行列；他也不是没有能力变换自己的写作内容，像大学、中小学、山区、工厂、机关的生活他都很熟悉，但他还是坚持写自己更乐意写、更会写的东西，写他的“芦青河”。张炜表示，他对童年、少年时代那一段段生活的印象太深了，他只能这样写下去。也许这样写上很久以后，他才会渐渐走向更广阔的地方，但即使走得再远，他的作品中也仍然会留有童年、少年时代的印象和痕迹。　　

若干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张炜对“伤痕文学”的看法时，张炜说：“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它所积蓄的淤愤使其有了力量。它推动中国文学走了很远，直到今天。但它缺乏更高的审美理想，显得单薄了些。”“我更早的一些短篇，如《他的琴》小说集中的不少短篇，属于‘伤痕文学’的大范畴。而我的主要作品大概不属于‘伤痕文学’。它们往往游离于当时的文学主潮之外。”“回头看自己二十余年的创作，我的作品常常并不属于一个时期的文学潮流。”显然，相对于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来说，张炜注重和追求的是它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他从不为所谓的“主旋律”写作，也从不为追求“轰动效应”跟风而动，他的写作只遵循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样，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他这段话的深意，也可以理解他的“芦青河”为什么会呈现出与时代文学主潮完全不同的风貌了：“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美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我常常想，世界上如果全是善良正直的人多好啊。社会主义在前进，有好多伟大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断剔除那些丑恶的灵魂。我瞧不起那些工于心计、使用小手段骗取各种利益的人；当我在生活中产生那些卑微的念头时，我同样也瞧不起我自己！”原来在张炜看来，违心逆志去写“伤痕”“反思”“主旋律”，即使爆得大名，也是工于心计、使用小手段骗来的，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样他会瞧不起自己的。这是一种多么严格的自警与自励，又是一种多么严肃的创作态度。

他当然渴望自己的作品深沉、复杂、厚重起来，但他知道，那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事情，也不是“紧跟”和“拔高”就能做到的，那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积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阅读和学习，他深知自身丰富作品才能丰富、自身厚重作品才能厚重的道理。而现在，他还只能这样做。

四

　　但是，现在只能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张炜满足现状、故步自封，也不意味着他会把那些批评家和文友的意见置之一旁。对他们的意见，他是尊重的，也是用心进行思考的，只是不愿也不能盲从而已。在1982年12月召开的一次张炜短篇小说讨论会上，他就坦承自己的作品冲击力不够，调子软了一点，但要他改变自己的艺术个性，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他深知，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了艺术个性，将自己的艺术融入所谓的“共性”之中，就会泯灭了自己。

　　实际上，张炜在描写“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的时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这内心的“不宁静”如何化作文学表达，是他将来实现创作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芦青河”畔，他也在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比如他笔下的一些“村头”形象，像《看野枣》中的三来、《生长蘑菇的地方》中的刘兰友，虽然还称不上恶棍，但总有些“不正经”。他的小说中也写了一些真正的恶棍，他们最终都受到了惩治，像《操心的父亲》《猎伴》中的村支书刘三拐子，虽然公社、县里都有人，什么事都敢干，还是被大碾、二满、三喜等一帮年轻人告倒了；像《丝瓜架下》中有人命在身的村支书卢大麻子被判了重刑，做了不少害人之事的村调解委员“二老鬼”李来祥也被戴上手铐拉走了。

　　这个李来祥的经历尤其值得注意：“人家解放前虽然吃喝嫖赌，连偷墓的事都干过，却是叮当响的真正的穷人，早几年趁着动乱当过贫协主任、治保主任，如今又是‘调解’；人家到了哪里不是吃烟喝茶，耳朵上什么时候断过雪白的烟卷儿！哪回‘运动’都离不了他，哪回他都‘坐三抽桌’啊！共产党的‘运动’又多，就该他李来祥‘坐三抽桌’了……”张炜：《丝瓜架下》，《芦青河告诉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28页。这正是一个张炜所无比憎恶的“底层痞子”。他在一些作品中也偶尔写到了“民兵”，如《操心的父亲》中的“民兵连长”，在村边树林里抓住了一对“说夜话”的青年男女，将他们当成流氓挂牌游了街。这些人虽无大恶，却是十分蛮横霸道的。

　　“村头”与“民兵”，包括“二老鬼”李来祥一类的人物，将是张炜以后文学作品中重点描写的对象。这些在“芦青河”畔偶尔出现的形象，不管是其历史还是现实表现，都是极其恶劣的，是农村里打着“正确”招牌的恶势力代表。在将来的作品中，这些人物将同张炜的童年记忆和他在档案资料中看到的那些残酷事实联系起来，成为张炜探索社会历史灾难成因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除此之外，张炜在《山楂林》中还写到了离山楂林不远的一处煤矿，成天在地底下放炮、开洞子，挖到哪里，哪里就塌陷成一片净长苇子的大水湾，不光不能种庄稼，连树也长不成了。小说中的姑娘阿队和爷爷想阻止这种“开采”，曾在这里当过知青、而今回城并考入大学的莫凡，却认为这是阻挡不住的现代化洪流。这篇写于1982年4月—6月的短篇小说，大概是张炜第一次反映现代化浪潮下所谓“开发”对环境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应该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较早关注此类问题的小说。这也是此后张炜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有人曾将张炜的一些作品归入“自然文学”“环境文学”之列，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如果细究一下，文学品类中是否真有所谓“自然文学”“环境文学”恐怕是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不关注自然、关注环境，还是一个好作家吗？至于那些以环保为主题进行的“创作”，与其他“主题先行”的作品可能并无二致，难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它们究竟是文学还是文学性的环保宣传品，尚需讨论。而张炜创作这些作品，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某种理念，只是出自内心深处对故土、自然的热爱，是与所谓的“自然文学”“环境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张炜认为：“如果是一颗干枯的心灵，就不会滋生出柔软湿润的绿色。”“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不写大自然，但仍然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那种柔情，遍布在每一个细胞里，这就是艺术的细胞。……自然风光部分是绝对不能矫情的，不能够图解，不能够掺假。它绝对需要你艺术触角的敏感，需要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激情。”

在《芦青河告诉我》中，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了《女巫黄鲶婆的故事》，其中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描写，如黄鲶婆的占卜算命、跳大神等，显示了张炜对于胶东半岛地区民间文化的关注，虽是初露端倪，却预示了未来的一条写作路径。我们知道，“芦青河”畔、“登州海角”，是中国古莱夷文化的核心区域，方仙道文化盛行，民间文化丰富斑斓，这些都将在张炜的作品中得到精彩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还有《拉拉谷》，在这部小说中，他写到了海边渔民的生活，写到了铺老、拉网号子。大海，是“芦青河”的归宿；海滩和海滩上的渔民，是海边丛林、小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来张炜还会浓墨重彩地表现它们。

有意思的是，在这十九篇短篇小说中，《黄烟地》和《女巫黄鲶婆的故事》、《操心的父亲》和《猎伴》的故事都是紧密相连的。很显然，那些在他的头脑中孕育的故事，较小的篇幅已经很难容纳，他需要一场更长也更酣畅淋漓的诉说。正如评论家宋遂良所说：“芦青河是张炜的文学摇篮，是他走向创作的起点，他已经从这里出发了，要驶向大海。大海是辽阔的，浩瀚的，有排天的浊浪，有宁静的港湾，熟悉渔民生活的张炜，是懂得怎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

五

　　我们说张炜的创作在“潮流之外”，是就写作内容和写作风格而言。此时他的文学活动，一直都在山东文学界、文学圈的关注之下；他的成长，与当时众多文朋诗友的关爱是分不开的。

　　1980年下半年，张炜一踏进省城，就因大学时代已在《山东文学》发表过作品、小有文名而迅速被省城文学界、文学圈接纳。他也像在山地游走、在大学里读书时一样，很快就与不少文友达成了默契。这时张炜的业余生活，差不多全被文学、艺术占据，充实而又快乐。

张炜当时的文友自牧，曾经记下了1980年9月山东省委办公厅组织的一次登泰山活动。那时张炜刚到济南不久，他们的文学交流已经十分热烈而深入了。自牧写道：“那天，我们小组的四人从一上火车开始，就谈论起了文学；从济南到泰安，从天街到岱庙，我们的交谈与讨论一直兴味不减，甚至连疲累与饥渴也未能影响我们。”自牧：《散文与随笔·编后记》，张炜：《散文与随笔》，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419页。28日凌晨，他们登上了泰山极顶，看到了泰山日出。这是张炜第一次登上这座东方名山，他为它的峭拔雄姿倾倒，为它的奇峰险壑动情，也为那些古往今来文人名士留下的满山碑文诗句吸引。　　

其后，在繁重的档案整理工作之余，他经常受邀参加文学笔会、授奖、研讨等活动，他的沉静、才华与勤奋也赢得了普遍的赞赏。

1982年8月12日至9月3日，他参加山东省青年作家访问团，赴辽宁、吉林、黑龙江参观访问。其间，游览了沈阳故宫和北陵，观看了沈阳杂技团的演出；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溥仪“皇宫”；登上了壮观的长白山，看到了神奇的天池；游览了江城吉林，参观了著名的丰满水电站；在哈尔滨登太阳岛，在松花江上摇橹划行。一路上，他们受到了东北三省文学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参加了多场难忘的文学聚会，并结识了《北方文学》《小说林》杂志的编辑们。同时，也没忘在旅途中写作。张炜回忆：“白天和晚上，只要没有安排参观活动，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了，几乎不愿过一天松散无聊的日子。从沈阳到长春、通化、吉林，再到哈尔滨，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天以上的空闲时间。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仍能铺开稿纸……”　　

行程中，张炜在哈尔滨完成了短篇小说《猎伴》，归来后又专门写了纪行散文《东北行》。也许是这次东北之行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加上龙口以前就是山东人“闯关东”的一条重要通道，他的外祖父、父亲当年都曾到东北闯荡， 他后来写成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中，主人公李芒就和爱人小织流亡东北。他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写到的曲予与闵葵的逃婚之地，同时也是一批青年革命者的聚集之地“北海”，以及大学教授许艮动乱年代的逃亡之地和后来能够安放情感与心灵的栖所，都在东北。张炜对东北大地、茫茫林海是很有感情的。

　　1982年12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创作委员会、评论委员会在济南召开了张炜作品讨论会，这是在张炜文学创作历程上第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山东省文联副主席苗得雨、王希坚，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曲延坤，省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任孚先，作家邱勋及《山东文学》《柳泉》《泉城》的编辑部编辑陈宝云、肖甦、赵鹤翔，省文学研究所李先锋等。据曲延坤介绍，山东省作协创作委员会、评论委员会准备为当时山东一批青年作家召开讨论会，张炜作品讨论会是第一个。会上，大家热情发言，既肯定了张炜的成绩，也指出了一些不足。苗得雨特别谈到，他在一次会议上曾当着省档案局领导的面说，张炜是个人才，他的有些作品可以与名著比美。整理档案谁都能做，张炜的长处是写小说，要支持张炜发挥自己的长处。这些文学前辈的拳拳之心是真诚而火热的，他们都对张炜充满了期待。

　　这个阶段，对张炜的文学创作帮助较大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邱勋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宋遂良。

　　在邱勋眼里，张炜是一位普通、文弱的青年，但又有其特殊之处。他不像一般文学青年那样好说一些过分热情以至恭维的话，只是张大一双聪慧、明净的眼睛，静静地倾听，只有谈到文学的时候，话才多起来。他到邱勋家中，所谈的话题永远都是文学，从来没有涉及文学以外的人事纠葛，闲言碎语。邱勋发现，张炜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作家。他不太看重获奖，也不像大部分青年作家那样急于发表作品；不愿意到热闹的地方去，自己故意冷落自己。可事实上，他对整个文学界和自己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不把一时的得失毁誉看得太重，是他对自己有更高、更严的要求。他要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一个宏大战略构想。

他最为欣赏的，是张炜的为人之“仁”和为文之“韧”。他说，在张炜身上最突出的是善良，是爱。有一次，他们一起去郊区。刚下过雨，张炜看到摊放在路边的地瓜干，就拣起一块已经发霉变黑的嚼了嚼，说：“苦味不大，还可以吃。”又拣起一块更黑的嚼了嚼，说：“这个不能吃了。”他对老百姓的疾苦，实在是感同身受。还有一次，他在邱勋家看到他家养的鸽子病了，尾部有很多糊腚屎，他就把那只鸽子的尾部浸到水里，一边揉搓一边冲洗，在浸满鸽粪的黄汤中忙活了好一阵子，给鸽子洗净。　　

作为一个文学前辈，邱勋的眼光是独特而敏锐的。我们从张炜一些朋友的回忆中知道，张炜的确是一个有着仁者大爱的中国作家。他特别牵挂那些流落城市街头的流浪汉，有时总忍不住要去看看他们，有时会给他们送去一些食物。他对动物植物的感情很深，把它们都看成一个个值得尊重的生命，常常诅咒那些似乎与树木有仇的砍伐者。这种对底层弱者和自然万物的热爱，自小生成，源于内心，这与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或许正是从这些方面，邱勋从年轻的张炜身上看到了一股绵延坚韧的力量，对张炜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写道：“芦青河是张炜的河。这不是一条喧哗的河，而是一条安静的、水底涌动着巨大涌浪的河。这不是一条浅浅的溪流，潺湲作响，用它娇嫩的歌喉逗弄着河边的杂草树木；而是一条奔腾的巨川，用它宽大的脊背负载着来往的舟楫。这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它映照着蓝天白云，娴静而又温柔；而是一条杂色纷呈的河，浑浊的河，它的流水中融进了人民的、民族的丰富而又沉重的历史。它流泻着，滚动着，婉转曲回，登高攀险，相信它会不断掀起一场场春汛、山洪和凌汛，最后扑向碧波万里、浪涛汹涌的海洋！”　　

与邱勋的这些饱含深情的记述不同，宋遂良对张炜的认识更具理性色彩，是他最先注意到了张炜的“芦青河”与时代文学大潮的不同，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尤其重要的是，他慧眼独具地看到了这些作品的独特价值，并有理有据地回答了一些对张炜的质疑之声。他的评论，散见于一些研讨会发言和报刊文章之中，最为集中的是他于1983年2月6日凌晨写下的《〈芦青河告诉我〉序》。文中，宋遂良写道：“张炜同志是从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的。他没有赶上前两年思想解放和文学创作（在经过长期的窒息后）比翼齐飞的那一股激流，他不像这个时期涌现的大多数青年作者那样以写‘问题小说’崭露头角，他不追求重大的题材，也没有迎合时下流行的一些艺术习尚，他铺开一张白纸，独自魅心魅意地去写他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他歌唱美的自然，美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

　　他还在分析了其中的《看野枣》《达达媳妇》《三大名旦》《天蓝色的木屐》《生长蘑菇的地方》《声音》《山楂林》《夜莺》等之后，指出：“张炜的一些优秀作品，常引起我关于人生的那种旷渺久远的遐想，和感情上的升华。像春夜高空中的一声雁鸣，使我萌动着一种开拓的、向上的力量。……张炜的全部作品，都程度不同地让人感到生活的可爱。”他同时指出，这些主题并不那么鲜明、倾向性比较隐蔽的作品，可能会使人惊异、怀疑，引起异议，因为“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要从文艺作品中寻找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具体答案；我们又习惯于要求小说里有圆满的故事，人物有鲜明的政治、阶级色彩”。导致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往往忽视艺术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强加给它一些不适宜的或不能胜任的责任”。

　　宋遂良的这些论述，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也是深刻而犀利的。他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张炜的这些作品是按照“艺术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创作出来的，它不同于“主题先行”的“问题小说”“重大题材小说”——小说中有没有“问题小说”和“非问题小说”、“重大题材小说”和“非重大题材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也不同于那些流行的“艺术时尚”，那些“概念”和“口号”，张炜写的是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家乡故园和那里的人们。这些观点是对张炜创作的极大的援助和鼓励。

当然，他对张炜的作品也不是一味的赞美。他注意到，在张炜一些描写社会历史变革时期时代变化和人物命运升沉起伏的作品中，由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把握不够，理论素养不足，是以还不能从更深更广的领域、更高更新的角度去反映社会矛盾，和人民普遍关心的时代主流。这一点，张炜也是同意的。

六

　　这一阶段，张炜的文学阅读不仅没有因工作与创作的繁忙而停步，还在逐渐加大。

　　张炜记得，那时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书全读了，所有能见到的俄罗斯时代作家的译著也几乎全读了。张炜说：“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能是小的。俄罗斯作家真是了不起。那种横跨欧亚大陆的精神，是任何国家的作家也没有的。所以我想，俄罗斯作家是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巨的一种文化和艺术力量。”他当时倾心阅读的外国作家还有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索尔·贝娄、约翰·契弗、舍伍德·安德森、波特等。张炜觉得，托尔斯泰的执着追求，雨果的浪漫，在19世纪的作家中对他影响最大。他同时觉得：“村上春树这一类在我看来是无聊的。他们在中国有大量读者，说明这些读者不值得更好的作家为他们写作。一个作家为谁写、满足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大器。为迎合‘大众’而写，只为了让他们‘喜闻乐见’，没有一个是有才华的作家。”从张炜的阅读趣味，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写作追求。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潮流日渐兴起，人开始迷乱。面对这一潮流的冲击，张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这是一股比任何文学潮流更大更猛的社会潮流，不管是文学圈里的人还是文学圈外的人，都无法不受到它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潮流面前，张炜也在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后来一直钟情的鲁迅再一次成了他大量阅读的对象。鲁迅的思想，也成了他判断时代脉象的重要依据。张炜认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以时尚为标准的理性，在于他前后一致的反潮流精神，在于他不管潮流如何始终坚持思考怎样对人类有益。张炜指出：“一个思想家只有反潮流的勇气，才会贯彻理性。独立精神，理性，仁慈，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现在是推崇纵欲的文化，这是今日世界之主潮。看看现代的一些新人物，再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是这种纵欲文化的应声小虫，怎么能指望他们？他们是毁灭和击溃中华文明的人，也是所有文明的敌人。”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对孔子也有了全新的看法。他说自己读孔子，是在1984年以后才有了一点心得的，那是他面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儒学的新认识、新发现。他认为世人眼里的孔子，是一个因为中国剥削阶级特别是皇室的推崇，被歪曲和利用了的孔子，不是本原的孔子、真实的孔子。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发现“孔子不是单向的商业和金钱思维，他对于世界的存在有立体的、全局的把握。所以他是极懂科学治理社会的人。人的欲望用来创造是力，用来破坏也是力，孔子知道这两种力的微妙复杂关系，以及它们的运用方法”，“人类的进步就是通过对欲望的种种把握，如限制和反限制的过程去实现的。中国古人比外国人，即比西方人更懂得其中的微妙”。

张炜认为：“孔子的思想对山东人影响深远。现在我觉得他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有些思想，原以为不对，后来才知道是理解错了。孔子的思想错的不多。孔子的思想对于可怕的商业主义时代，可用最伟大的疗救。比起四大发明来，孔子的思想可能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时间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中年们如果不读孔子，我不信会有大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还发现了一向“反孔”的鲁迅与孔子之间奇妙的联系：“鲁迅看起来反孔子，其实是个真正的大儒。他身上孔子的东西最多。他有儒家的入世和正气，有思辨性。他是从孔子的路上走来的思想家。而当时的胡适、林语堂一类，也许是从老庄之路走过来的，或者受老庄影响较大。鲁迅身上最少的是庸俗社会学那一套。而许多时候，从‘五四’前后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以这种庸俗为耻反以为荣。”

　　实际上，不为潮流所动，不随风向而变，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不让自己的大脑掌握在别人手中，不让自己沦落为一个可怜的“应声虫”和可卑的“传声筒”，这正是张炜所仰慕的中外作家、中外知识分子共有的伟大品格。如果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来临时，在发泄与纵欲的潮流中，不去思考、不去抵抗，而是去唱和、去推动，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作家。

张炜的这些阅读所得和思想认识，都潜移默化地表现在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中，这也成为他此后的坚定信念，使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越来越卓尔不群，显示出了可贵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品质。

七

　　邱勋发现，张炜不仅阅读量极大，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方式：他喜爱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中外作家，他就要读其全部作品，包括这位作家的传记，同时代人和后代人对他的评论。他读完一个再读一个，最传统的和最新潮的中外作家都读，文学之外的哲学、医学、文物、风俗及美术、音乐专著也都浏览。但对于一个时期走红的某些作家和作品，他并不盲从，对其常常有自己十分新奇、独特的看法。谈论作家和作品，不论是经典作家还是文学新秀，他也时常有脱离一般思维定式的想法，有时让听者难以接受，更多的则是让听者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感。

　　这一点，熟悉张炜的人都有切身感受。张炜曾多次讲过，他在年轻时每天的阅读量最多可达五万字。据此，我们可以相信他在烟师读书时“扫荡图书馆”不是夸张的说法。的确，他所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和其他各种著作难以计数，仅在一部1996年10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心仪——域外作家：肖像与简评》中，他所一一写出阅读笔记的外国作家就有索尔·贝娄、米兰·昆德拉、略萨、厄普代克、海明威、福克纳、尤瑟纳尔、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兰波、普鲁斯特、叶芝、哈代、毛姆、萨特、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阿克萨科夫、紫式部、亚玛多、乔伊斯、卡夫卡、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聂鲁达、劳伦斯、普希金、高尔基、泰戈尔、契诃夫、歌德、马雅可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阿勃拉莫夫、茨威格、莱蒙托夫、马克·吐温、西蒙、波特、川端康成、伍尔夫、杰克·伦敦、欧·亨利、汉姆生、艾略特、怀特、索因卡、托马斯·曼、米斯特拉尔、斯坦贝克、舍伍德·安德森、里尔克、黑塞、帕斯捷尔纳克、乔治·桑等五十八位，在“后记”中列出名字的还有六十九位，所点评的著作则有数百部。张炜发表这些文章时，有位朋友还为他担心，认为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平时漫谈是一回事，发表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张炜毕竟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朋友唯恐他说不到点子上。但当看到这些文字时，朋友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因为这些文字虽有不准确、不周密甚至偏激之处，但它们是那么真诚自然、精彩纷呈。

说实话，作为一个阅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我们对于张炜列举的很多作家，不仅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在张炜面前，这实在是令人汗颜的。而且，这些也不过只是张炜阅读的冰山一角。赵鹤翔曾经写到，张炜最舍得花时间读书，藏书量可能是青年作家中最多的一个。他发扬古人读书的“三上”精神，家里的角角落落，包括卫生间，都是他正在读的一些书。他的涉猎之广、阅读之深，大概也是青年作家中最广、最深的之一。他还在博览的基础上，注重详瞻，记卡片、分类归档。赵鹤翔说：“《老子》、《庄子》、诸子百家、古代航海、建筑、地质、考古、史略、海洋、地貌、植物、移民、武术、佛学、棋类、气功等等，他兴趣之广泛，你会认为他是个知识篓子。”　　

2001年11月，张炜的随笔集《远逝的风景：读域外画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其中写到的域外画家有怀斯、雷诺阿、卢梭、高更、马蒂斯、达利、列宾、米勒、杜菲、凡·高、马奈、莫奈、勃拉克、柯罗、德加、康定斯基、毕加索、塞尚、蒙德里安、夏加尔、米罗、蒙克、莫迪利阿尼、劳特累克、克利、库尔贝、康斯太布尔、大卫、透纳、德拉克洛瓦、弗洛伊德、毕沙罗、蔡斯、恩斯特、卡萨特等三十五位。这使我们想起他在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中，描写的两位画家淳于阳立、桤明对那些中外画家信手拈来的评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炜阅读的广泛程度，以及其阅读与写作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为了写好长篇小说《古船》中的“星球大战”，他与朋友一起搜集、剪贴了一大本关于“星球大战”的资料；围绕创作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他不仅阅读了大量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地质学、海洋学著作，还阅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罗伯特·迪金森的《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以及一些古代医案等，他不仅从中学习知识，而且也深为这些著作的文字打动。张炜在小说创作尤其是其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的创作中，经常变换文体，将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甚至一些学术著作片段有机穿插其中，使作品既生动活泼，又符合当时的人物和场景，这与他广泛的阅读与学习是分不开的。

应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是最注重阅读的一个。对于阅读，他也有自己清晰、明确的认识：“人生失去阅读伟大艺术、理解伟大人物的机缘是十分可惜的。人生失去了这种能力就更可悲。显然，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将获得巨大的、特异的幸福。我们总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始终拥有、并不断获得和保持这一能力而努力不息。”　　

巨量的阅读，来自无限的热爱、超人的勤奋。邱勋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张炜那样热爱文学，把文学放在和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赵鹤翔记得，张炜到省城济南工作后，“有一个窗口长夜亮着，那是他在勤奋笔耕。……他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如痴如迷，对自己身体的不爱护几乎近于残酷的程度。不久他得了胃病，在朋友家吃了汤药以后，回去又再爬格子，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里的作品就是伴着中药罐子写出来的”。他还常常用一些自创的格言来激励自己。1985年牛年那年，他请赵鹤翔给他写了一个“牛年学牛不吹牛”的条幅挂在墙上；第二年虎年，又写了一幅“虎年学虎不唬人”；第三年虽然没挂条幅，他却说过“兔年学兔勤捣药”的话。从张炜这些创作生活的花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切其来有自”的道理。

八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青春勃发、热气腾腾的火热年代，也是一个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文革”结束，国门渐开；教育复兴，知识“增值”；经济恢复，基础趋稳，而且上上下下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上框框较少，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社会包容性强、创造活力旺盛。

　　张炜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有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青年人中也有一个“人生意义”大讨论。“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很让年轻人冲动了一番。”但这些充满浪漫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有冲天的干劲，却一时找不到具体的目标。

　　这个时期，给身处省城的张炜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青年人的辩论和出走。这些青年人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也有60年代出生的，受时代风气影响，他们读书甚多，而且大多是一些思想类的汉译名著，堪称全城最优秀的青年，他们满腹经纶，青春昂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愿意在辩论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宣扬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辩论，成为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一个场景。

　　张炜后来曾经动情地回忆：“济南南部有一座山叫‘英雄山’，从山脚修起一个个台阶，山顶是一个大的平台，山下有一个广场，每到黄昏的时候，一拨人就在那里辩论。这里渐渐集中了全城最善辩的人，他们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其他行业。这些人逻辑很清晰，就跟当年齐国稷下学宫的那拨辩士差不多——记载中稷下学宫最有力量的辩才可以日服千人，令失败者心服口服。济南的山下广场上每个黄昏都有一场大辩论，围观的人多得不得了。辩论中的失败者就留在广场上，而胜利者要登上一个台阶。看起来这是很形式主义的，但那时候就是如此。经过两个多月的持续辩论，最后剩下五个人，只有他们抵达了这座山的平台，也就是说他们到了山顶。”那些最后登顶的人中，张炜的朋友占了五分之三。

　　当时，一拨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心气很高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经历单薄，不足以成大事，还形成了一股“出走”风。他们有的在银行工作，有的在公安局工作，有的还在大学读书，又都生活在很好的家庭中，可是冲劲上来，无法阻拦，他们到乡村去，到西部去，到那些艰苦的地方去体验、去感受。张炜说，他自小就有这种经历，虽然没有加入他们“出走”的行列，但很为他们这种真挚、庄严的行为感动，曾经帮助他们准备睡袋、帐篷，操持粮票之类。

　　时过境迁之后，那些年轻人的行为已经很难为人理解，但他们当年的真挚与诚实是不容怀疑和玷污的。只是没过几年，这拨人的雄心就被现实击垮了，因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过于短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整个社会迅速由“向前看”变成了“向钱看”，由“知识就是力量”变成了“时间就是金钱”，人们推崇的不再是张炜大学时代那些“公认的英雄”——诗人、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而是“万元户”“企业家”、权势人物和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官倒”。时代风气一变，“英雄山”下的辩论消失了，阅读、追溯、探寻、叩问，追求真理、壮怀激烈的精神状态云散了，接下来的是一代青年人的分裂、变化、坎坷——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下海经商，有的犯罪，有的堕落，有的没心没肺，还有的因绝望而自杀了。

在张炜的朋友中，就有一个自杀的青年画家。那是张炜初到济南时结识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好友，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法在省城待下去，回到家乡小城后也郁郁不得志，最后自杀了。对于他的死，张炜一直痛心、痛惜不已。张炜说：“我平时不太敢想那个画家，因为他跟我不是一般的密切——两个省城里的单身汉，几年来一起弄吃的，一起讨论艺术，一起幻想。我们在一个机关工作。”　　

后来张炜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不少小说人物，如中篇小说《童眸》《请挽救艺术家》中的画家杨阳，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的画家桤林，等等。《你在高原》中还有一个青年画家阳子，大概也有一点他的影子。张炜还在一些著作中使用了这位好友当年为他画的一幅肖像，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的《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封面。这幅肖像也收入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张炜文集》第二十二卷中。

中篇小说《请挽救艺术家》是一部书信体小说，据说，小说中杨阳的那些信件，就是张炜根据与这位好友的真实通信写成的。张炜说：“我写不出那样的信，只好用他的原文。这个人对生活绝望了，像许多天才人物一样，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脆弱的。我到现在认识这么多艺术家朋友，但仍固执地认为他是最有才华的人。他从省城回到了半岛，后来跳楼了，一共两次，终于……”　　

这些主要都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故事，是张炜后来着力讲述的故事。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的叙事主人公宁伽就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生人。张炜创作这部小说的宏望就是把这拨人的经历写下来，写他们的家族、家庭，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因为张炜本身就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生人，他对这代人的生活与心灵的感受，是极其真切、深入的，蕴藉于心不吐不快。而在《你在高原》中，张炜将主人公宁伽的出场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分配至省城地质研究所之时，而没有从他的童年写起，显然也是慎重考虑、精心筹划的。我们似乎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给张炜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这是他们这拨人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作品从这一时段入手，可以更好地牵起他们的过去和将来。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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