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二）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四章 从“芦青河告诉我”到“秋天的愤怒”

第一节 档案生涯

一

　　1980年7月，张炜从烟台师专中文系毕业，被分配至山东省委办公厅档案编研处工作。这个地方后来升格为档案局，与档案馆合署办公。一个海边丛林中出生、平原山地间长大的孩子，经过两年的大学学习，离开胶东半岛，一步踏进省城，走进了省委机关，这是不是像个神话？

　　时代确实变了。如果还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唯“出身”“成分”是举的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沉重的高山；时代的一滴雨点，落到一个人头上，则有可能滋生出一片绿荫。

　　按照当时的常规，师专毕业生应该分配回原籍，大多数师专毕业生是到中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青年学子也愿意回原籍，因为那时候渴望走出家门看世界的人还很少很少，人们普遍有一种恋家心理：依恋故土，依恋亲人，不愿远行。张炜的同学黄德民是烟台海阳人，毕业时被分配到了栖霞，他哭着闹着要回原籍，可是分配方案已不能更改。张炜得知后，就给栖霞的文友、县文化馆馆长李世武写信，请他多多关照这个到栖霞后“人生地不熟”的同学。

张炜能够走出这一步，应该是得益于文学，得益于那些赏识器重他的师长对他的写作才华的肯定。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是师长们对他个人品质的肯定——政治品质、思想品质、道德品质——这一点在那个时代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要进入的是省委机关，一个政治性、保密性极强的档案管理部门，“政治标准”应该是第一标准，各方面的考察尤其是政治审查应该是十分严格的。而且，当时从大学生中直接选调到省委机关的是极少极少的，相关程序应该更加严格。张炜经受住了这番考察。

二

　　这时张炜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从事《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就是要从堆积如山的库存档案中选出需要的历史资料。因为工作关系，他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档案史料。他们的工作，也陆陆续续地取得了一批成果。

　　1981年9月，由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张炜参与编写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86年5月，全套二十三辑全部出齐，加上第24辑“目录索引”，这套书共计一千多万字。这套“选编”出齐时，张炜已离开这里，调入山东省文联创作室任专业作家。他在这里整整工作了四年，参与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一至十七辑的编选工作；对于后续各辑的资料选择和整理，在离开之前，他也做了大量工作。这套已经出版的“选编”，全部都是当时的省级文件。据说，“原拟编完省级文件后，继续编辑各行政区（战略区）的文件，由于情况有变，决定不再续编”。

　　这段档案工作，给张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编辑说明”介绍：“本书所选档案资料为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期间山东早期党团组织，省级党、政、群机关及各区党委、行署机关的文件。文件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分若干辑出版。文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工运、青运、妇运等方面。全部文件均由山东省档案馆提供。”而为选编这些档案资料，张炜看过的材料更是海量的。

　　那个时候，张炜边工作边创作，他的刻苦勤奋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张炜回忆：“这个工作使我耗去了许多精力，因为差不多是我一个人从数量惊人的历史资料中选取篇目。除此而外，夜晚和星期天往往还要校读清样。那时候的创作主要是在每月空出来的寥寥可数的几个晚上进行的，一般都要写到深夜两点。”“那时候的写作之苦，使我觉得在从事了专业创作之后的所有辛苦都算不了什么。深夜两点以前不记得睡过觉。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这是我大量阅读和刻苦写作的年头。《秋天的愤怒》之前，我的稍有一点意思的作品都是这时候写成的。”

　　张炜在2016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独药师》，以一个档案管理员的口吻切入小说，开头的“楔子”可能就是他当年工作场景的回放，至少也是有些现实依据的：“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档案馆做档案员。这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神秘的职业。这家档案馆拥有江北最丰富的馆藏：清末以来的海量文字及图片等。因为人力不足和其他一些原因，我进馆时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原始藏品仍未归档，一捆捆一箱箱堆在架子上。库房大极了，我每次进入这里都像小鸟入林，收声敛翅。”“进库房时要穿一件深蓝色的隔离服，很像古旧的长衫。我觉得这样的装束才对得起每天吸入的一百多年的尘埃。打开那些发霉或半残的纸页，各种陌生的痕迹引人幻想。”

　　他当时的工作，也确如《独药师》中的“我”一样，既辛苦寂寞，也常有新鲜、惊喜。因为那时他所接触到的历史档案，有一部分还是所谓的“秘密”。张炜说：“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接触那样的材料还是有很大的新鲜感、刺激性。以前看到的文学、书籍都是被别人过滤了的、重新组合编辑过的，而我这时看到的几乎全是原始资料。早已过世的声名显赫者的手迹、他的图片、声音，等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常常使人一整天处于激动之中。人的想象难以超越现实。当时，无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留下来的记载、形成的文字，都是极其特殊的，弥散着无法言喻的气息。你真的可以不时嗅到血腥味和硝烟味，还有历史的莫可名状的气味。”

　　1982年12月，张炜在济南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为其举办的短篇小说讨论会发言时说：“我现在做档案编纂研究工作，很安定，也可以接触大量的材料。有时看着看着，就沉浸到过去的那个生活场景中去了。它可以使我对照眼前的生活，无形中帮助我的认识能力。还有，我虽然现在不能直接消化处理它们，但将来一定会有用的。”“我已经读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当然读得很粗。我感到这是一笔财富。其中的内容有的记不清了，但留下的感觉还在，滋味还在。有时候我待在档案库房里，一待就是一个上午、下午，出来时两手陈灰、满襟土末。看完这些奇怪的各种文字，要费好大劲才能返回小说创作中。但我一旦返回之后，就觉得现在写下的纸面上的语言特别鲜亮。”这是多大的阅读量啊，又得需要多少时间！

　　由此我们知道，张炜的阅读不仅有文学阅读，还有广泛、深入、扎实的档案阅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和助力都将是巨大、深远的。张炜说：“作为一个编者，我看过的所有东西，有些是深刻地记住了，有些要在潜隐的记忆深处发挥作用。”

三

　　四年的档案管理生涯，对张炜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启发他不能轻信一些“成说”，而要从丰富、复杂的历史记录中去探寻历史、观照现实，思考那些所谓“历史结论”的真实性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些档案资料记载的事物原貌和本真，打破了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通行概念，让他看到了过往历史的另一面。

　　张炜说：“我可以从那些记录中看到大量活生生的人物，那不是被别人加工了的事件和人，而是第一手的资料。……从真实的记录出发，再配合实地勘察，让思维材料变得进一步坚实。档案是凝固成文字的历史，是见证，它将与生活互补印证，这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比如韩复榘这个在民间和曲艺作品中被丑化、嘲弄的历史人物，张炜看到，“照片上的他不但不是一副蠢样子，气质还有点斯文，看起来是睿智的。他的毛笔字也很秀气。记载中他被誉为‘常胜将军’，打胜仗很多，非常英勇，身先士卒，还是西北军内三个体育健将之一；他的文笔很好，写文章能够抓住要点，思路清晰。就是这些非凡之处，使他在部队里青云直上。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流传中的傻子？”

　　让他感到震惊的，还有民国时期有名的山东枣庄抱犊崮土匪劫车案。当时土匪劫持了一列火车上的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将他们拉到抱犊崮上，目的是利用外国人要挟国民政府，要钱要官。档案资料中的那些报道和来往电文，包括记者对事件的目击记录，其惨烈程度让人惨不忍睹。这些记录让张炜形成了一个“底层痞子”的概念。他发现这些人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也是一些不合理社会的受害者，但他们在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人性中善良的部分渐渐消亡，兽性则被极端放大以致爆发，最终成为令人恨之入骨的野蛮暴力的代表。可怕的是，他们还常常为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所利用，并会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受到重视和赞扬。张炜指出：“对于这部分人的社会意义，正常人既不相信，也不苟同。出于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有人会歌颂野蛮的暴力和底层痞子，这太可怕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被他们毁掉的。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经济建设，常常毁于野蛮的流氓痞子。我们一度盛行和推崇的痞子文化中，对所谓的痞子的勇气、痞子的牺牲精神、痞子的奋不顾身，给予了大量的赞扬。它在我们的传统里，在我们不是太短的文化传统里，流脉长远。但是如果看了抱犊崮匪事，看了关于它的这批档案资料，就会觉得再泼辣的笔墨，都难以写出这部分黑暗的人性，都难以把这种底层的野蛮凶残充分地表达出来。”

　　张炜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对这些“底层痞子”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极大的愤慨。他从来没有把他们看作一种正面和进步力量，而是清醒地看到了他们罄竹难书的罪恶和可怕的倒行逆施，这在中国文学的百年叙事中既是令人惊异的，也是令人深思的。他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写到的那些土匪的残酷暴烈，就得益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帮助。在现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这些“底层痞子”及其演变而来的“村头”“民兵”“企业家”等变种，又何其多也。

四

　　作家的创作当然要靠虚构与想象，因此，很多写作者对档案资料并不太重视。张炜当时就看到，那时国内的档案馆虽然已经开放很久，但与图书馆相比，到访的人非常少，至于作家，他所在的档案馆几乎从来没有接待过。他在那里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大多是一些因为修史撰志需要来查资料的人。而国外的档案馆利用率很高，很多人把大量时间花在档案馆里，那里比图书馆更吸引作家、记者和学者，而图书馆吸引一般读者更多一点。

　　张炜认为，作家采访，到外面走，是深入生活，是为创作做功课的一种方式；查阅档案资料，同样是深入生活，是做功课的另一种形式和渠道。张炜说：“这一系列的工作全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进行一次大规模虚构——虚构越大，求实的力量就要投放得越强。仅仅用自己无所不能和千变万化的想象力去替代求实的工作，可能仍然不够。这里面涉及一个‘做功课’的问题，功课做得越扎实，作品的虚构越有趣。仅凭斗室里翻天覆地的想象，一定会露出中空的虚症。”

　　生活、阅读、档案，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支撑了张炜的文学想象和虚构，尤其是档案，是其他很多作家都没有的难得经历。这段经历让张炜受益无穷，也产生了浓厚的“档案情结”。后来，他常常被人们称为从“兰台”走出的作家。所谓“兰台”，是汉代皇宫内藏书的石室，也曾作为档案典籍的库房。这是后人对档案馆的雅称。

　　2003年11月26日，山东省档案馆名人档案库建立暨张炜手稿捐赠仪式在山东省档案馆举行，张炜向山东省档案馆捐赠和寄存了四千余件手稿、著作版本等资料，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古船》的手稿。张炜在发言中深情回忆了那段岁月，并着重谈了对档案的认识：“档案的确具有伟大的见证力，它有时候是唯一能够穿越时空的出场者，是历史，是生命的刻记。当我打开一册尘封的历史档案，看到只有在传说中才活着的人物留下的真实笔迹，简直是又好奇又兴奋，还多少有点慌张。这一切就像梦境一样。其实档案就是让梦想复活，让历史发声，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让浪漫主义找到自己想象的归宿。”

　　时隔十年之后，2014年11月22日，“张炜创作四十年研讨会暨手稿、版本展”系列活动在山东省档案馆举行。此次活动中，张炜又将八部中长篇小说手稿捐赠给了山东省档案馆。此后，他每年都向省档案馆捐赠著作、资料，此事成为常态。或许他认为，将这些饱含热血与情感的著作、资料放置在这个地方，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我们由此想到，那些试图指出张炜文学作品中历史史实错误的人，不管是严谨科学的研究还是怀有目的的指责，都应该稍稍谨慎一些才好。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还是一个有着四年档案管理经历并且一直对档案资料情有独钟的“兰台”专业人士。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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