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大学教育遵循着现代教育的基本法则，在不同的院系开设了不同的课程。在中文系则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以及嗣后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但是，限于大学的课程多由数个老师合作完成，师生之间的互动多限于课堂上的教师讲解知识、学生听讲这种单向度的活动。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除了知识的传递之外，那种真正的内化于精神和情感深处的交流则处于缺失的状态。我之所以能够走进蒋心焕的学术人生的世界中去，恰好是因为我有了一次能够超越大学本科的师生交往的研究生学习经历。在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三年时间里，我不仅对蒋心焕的做人原则有了深切的感知，而且还对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科研上能够披荆斩棘并终成一家之言的老师，固然是少数，更多的老师是舌耕于三尺讲台，通过教书达到育人的目的，进而把现代文化理念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由此实现薪火相传。蒋心焕不仅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独立建树，而且还深谙教育规律，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虽然说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是诸多老师通过“合力”完成的，但是从整体上说，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无疑是诸多“合力”中最为重要的那股历史力量，或者说是培养学生的主导性力量。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蒋心焕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根据研究生的个性特征及其特长有针对性地引导研究生找寻到自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李春林作为1978级的硕士生，尽管不是蒋心焕亲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但蒋心焕依然积极参与他的学术人生的设计，并在关键节点上给予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据李春林回忆：

在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里，我更成为那洒满阳光的房间的常客，蒋老师每每给予口头或书面的种种指教。尤其是题目的选定，完全是蒋老师的意见：当他得知我想写“鲁迅与契诃夫”时，告诉我，“王富仁正在写此题，你写不过他，不如写‘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太复杂，不好写，蒋老师说正因为复杂，写出来就是成功。征得了书新老师和田仲济老师的同意后，就这样定了下来。[72]

自此以后，李春林一直将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自我的学术大厦。

蒋心焕从1985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5年停止招生，前后带了8届，共有20多人。他培养的学生大都已经成为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以1985级硕士研究生为例，蒋心焕共招了郭济访、万直纯、魏建（按照年龄排序）等3名研究生。郭济访1988年毕业之后便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曾经主导过1990年代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丛书编辑工作，并相继推出了山师青年学者吴义勤、张清华（按其著作出版时间先后排序）的著作，这成为他们在学术界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目。对此，张清华曾经这样回忆过他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1997年夏，我写成了书稿《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当时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纳入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中，因为那套书里都是非常优秀的同行或师友的著述。刚好一位学兄郭济访就在该社任职，济访是蒋老师的研究生。蒋老师得知我的愿望，非常支持，亲自给济访兄打电话，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多有鼓励之辞，遂使该书顺利出版……我自然心怀感激，但每当我当面向他表示谢意的时候，他都会淡然一笑，说小张不要客气，你好好做学问，好东西还应该在后头。[73]

这说明，蒋心焕恰是秉承着学术为公器的理念，积极地为每一位具有学术追求的后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提携。郭济访也传承了蒋心焕的学术理念，不仅积极扶持青年学者，还注重发掘资深学者的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在他的主导下，出版了《田仲济文集》（四卷本）[74]。郭济访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出版社的副社长，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万直纯作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2001年被选拔为安徽省省直宣传部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200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被选拔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3年担任时代出版传媒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策划中心副主任，公司编辑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他责编的《卞之琳译文集》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他曾是44卷本《胡适全集》这一浩繁出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其中的责任编辑之一。这项工程无疑是1949年以来首次对胡适一生学术研究撰述的系统性梳理，对胡适研究的普及与深化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此外，他还出版过《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万直纯文学论集》等学术专著。郭济访和万直纯在出版行业依然较好地传承了其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所接纳的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的精神，并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参与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魏建作为蒋心焕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他既是蒋心焕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又与田仲济和朱德发两代学者有着较为深入的交往，并深受他们的赏识。魏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开始把创造社及郭沫若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历经30多年的辛勤耕耘，其相关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并成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在2020年撰写的回忆蒋心焕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88年春，我打网球严重受伤，蒋老师一次次去宿舍看望我，同时指导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毕业后我幸运地与蒋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一年后，我和一帮单身‘青椒’沉迷于桥牌、麻将、拱猪……常常玩到天明。蒋老师委婉的批评，才结束了我玩物丧志的日子。”[75]魏建这段不无谦虚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蒋心焕指导研究生那种相对温润的方式，这恰如南方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种教育方式在郭济访的回忆中也有所印证：“在学业上老师总是鼓励有加，甚至经常到我们宿舍‘登门’指导作业论文。”“有一次小师妹佘小杰告诉我：‘蒋老师对我们说，郭济访和你们不一样，他是用他的人生和生活来写论文的。’我至今觉得，这是老师对我的理解，也是对我最高的评价。蒋老师平时话虽然不多，其实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刻的了解，点到为止，却切中肯綮。”[76]

山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从田仲济、薛绥之、冯中一等第一代学者，到冯光廉、蒋心焕、朱德发等组成的第二代学者，再到此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在重视原始文献史料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在前人的基础上，魏建在学术研究上特别重视文献史料。21世纪以来，魏建主持和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都是文献史料项目，“郭沫若文学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一般项目，“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因由研究”为重点项目。魏建还组织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系以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申报单位获得的首个重大招标项目。除此之外，魏建还积极探索文学史书写的新方法。为此，他从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两个维度来拓展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从2013年开始，魏建带领学科成员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该丛书业已出版12册。

正是在文献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魏建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自我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注重从史料出发，尊重历史事实，以史为据、正本清源。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其1989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的《“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和2014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的《〈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有学者认为，《“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视角独特，见解新颖，立论有据，分析入理，堪称是近年创造社研究中的优秀成果”[77]。在后文中，魏建对《创造》季刊的“名称、性质、创刊时间以及刊物作者情况等问题逐一考辨与澄清，纠正了目前学界以讹传讹的错误史料和错误结论。文章还对《创造》季刊各期目录进行了汇校, 不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全部目录，而且对有关资料书、工具书等‘二手资料’上的错误和疏漏逐一补正”。[78]魏建对《创造》季刊全部六期目录进行汇校，更正其中的错误、异文及不准确之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完善准确的《创造》季刊研究资料。正是基于翔实的资料论证，该文的注释有158处，这在《文学评论》的历史上是极少见的。由此来看，正是站在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的肩膀上，加之自身天赋与努力，魏建的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代际传承的鲜活例证。

在学术研究上，我从漫无边际探索的学生到逐渐地成长为术有专攻的学者，蒋心焕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心焕的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研究，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蒋心焕指导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之一，我毕业论文关注的对象是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一话题，这是在蒋心焕1980年代中期开启的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开启的再研究。这篇论文得到了蒋心焕的认可：

宗刚以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诸多转换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转换说”在当时学术界还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开掘的宏观研究课题。宗刚迎难而上，从搜集资料入手，做了上千张卡片，在不断进行辨别和梳理的基础上，提炼了自己“有所发现”的观点，论点和论据有机的结合，论文在学术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均有所突破。论文受到答辩组专家的好评。以后，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9]

其实，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这篇论文能够在《丛刊》发表，还得力于蒋心焕向王富仁的举荐。[80]我在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以及五四文学发生学研究方面用功较多，最初的精神动力便来自蒋心焕的指导。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由此出发，并在现代教育视阈下考察中国文学的转换问题，相继出版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和《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著作，也可以视为是对以蒋心焕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研究的致敬与回应。这种师承关系恰是中国当代学术在研究生阶段得以展开的重要平台。

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尤其是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传承并发展了前辈学者的精神，成果颇丰。就我个人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史料是《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81]。除此之外，我还独立或合作完成了诸如《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82]《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83]《多维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84]《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85]《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86]等10多本研究资料汇编。其中，有些研究资料在编选过程中还得到过蒋心焕的具体指导。显然，这种注重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也使我在2010年代的学术研究上能够有再次的自我超越，正是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让我与我的学术研究对象结合起来，并乐此不疲。

真正的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该扩展到终身教育。蒋心焕对学生的教育就是循着这样的轨道展开的。2019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应当有力地参与和推动时代进程——作家路遥和蒋子龙当选改革先锋的启示》[87]，蒋心焕审读后专门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下来。他这样写道：“集中精力看了一遍”，“该文写得有理论深度，有气魄，有激情。行文明白晓畅，逻辑性很强，尤其反思部分有很强的针对性，作者不是站在理论家的立场进行说教，而是亲切地期望，站在作家中间立言发声，这样的文章自然会产生影响”。“从写学者性的论文到写具有新闻性精粹的短评短论，这是一个跳跃性的进步！”“紧扣改革四十年背景，紧扣当代文学史书写，紧扣路遥和蒋子龙作家作品，作了（集）中反思。”[88]从这些有点难以辨认的字迹中，我们既真切地感知到了岁月的更替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生命有机体的衰老，也真切地体认到了学术的代际传承又是怎样冲破生命有机体的衰老而发出铿锵有力的脉动！

蒋心焕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学生的推崇和尊重。2020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他所教过的研究生送给他的教师节礼物：“教师节前，山东师大文学院87岁的蒋心焕教授收到一本精美的水晶画册——《老师您好》[89]，这是他指导过的20多位研究生献给他的教师节礼物。”“翻开画册，深情的文字、老旧的照片、精彩的故事，几十年来难忘的师生情谊、追求学术的精神跃然纸上。”[90]蒋心焕之所以能够获得学生的推崇和尊重，与其善于关注和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和潜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总是把自我感悟到的教育规律，外化为自己指导学生的行动，总是对学生满怀着赏识的眼光，引领着学生不断地走向学术的前沿地带。有感于此，受恩于此，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恩师的赏识，犹如一盏悬挂在遥远天际线上的明灯，始终导引、鼓舞着我奋力前行！”[91]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第二代学者功成身退，从历史舞台的中心走向边缘，尤其是随着他们的逝去，他们作为历史传承中重要链条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下一代学者的肩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学术研究正是在代际的传承中得以绵延向前的！

 # 原文载于《长江学术》2022年第2期。#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