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学术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和传承，蒋心焕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既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风骨和精神，又对第三代学者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曾在武汉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师从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刘绶松教授。在珞珈山学习的日子里，他涵养了学术心智，窥见了治学门径，提升了人生境界，为未来的学术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大中文系深厚的学术底蕴，文史兼治、注重实证、关注前沿的治学风格，使蒋心焕受益匪浅。他又继承和发扬了“山师学派”的学术研究传统，注重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散文研究与散文创作方面独树一帜。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仅自我学术研究日臻成熟与完善，而且继往开来，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代际传承。

温儒敏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对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有过这样的代际界定：

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1]

一、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

按照学术界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代际划分，我们可以发现，蒋心焕不仅属于第二代学者，而且还属于较为典型的第二代学者。温儒敏在纪念张恩和的文章中曾说：“张恩和老师属于‘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2]。蒋心焕与张恩和一样，都是1958年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都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工作，都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他们在第二代学者中是“老资格的”[3]。类似的第二代学者还有不少，如南京大学的董健便是大学毕业后留校，然后得到了陈白尘的具体指导。[4]因此，我们对蒋心焕作为第二代学者进行考察，便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

蒋心焕深受田仲济、刘绶松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特别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并把做人作为做好学术研究的前提。

蒋心焕于1954年考取山师中文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1960年1月至1962年7月在武汉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师从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刘绶松教授。1962年7月起先后担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0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

1980年代，蒋心焕先后担任山师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配合田仲济教授、冯光廉教授做了大量学科建设工作。1987年以后，他配合学科带头人朱德发教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山东省首批省重点学科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3年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成立，他是创会副会长之一。

蒋心焕讲授过现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题、鲁迅作品选讲、中国现代小说史[5]等课程。他培养的学生多达数万名，遍布海内外。其中，有的后来成长为享誉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的成为文艺、新闻、出版、商务、法律等领域的杰出人物，还有从基层到中央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不同层次的优秀教师。

蒋心焕对于如何搞好学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路径。他常说，做好学问，关键要做好人。做好人是做好学问的根本，做不好人，学问再大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为此，蒋心焕为研究生新生上“第一课”时，总是讲如何做好人。蒋心焕以平常之心，安于寂寞生活，乐于自我学术研究；他强调为人要真诚、实在，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没有自我的定力，在摇摆中失却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一直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实际上，做人与做学问之所以能够统一起来，恰好在于做人的境界决定了做学问的境界。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个人观念的天下情怀，没有超越个人私欲的高远追求，没有超越功利的真理诉求，就会把做学问视为获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把私利置于学术的根基之上。由此，在做学问与做人上，这种人只会是摇摆于墙头的小草——这样的小草尽管不会折腰，但也绝不会有劲风吹过之后的气节。蒋心焕把做好人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一要义，并传授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蒋心焕的座右铭，既是他自我所信奉的文化理念，也是他所恪守的人生实践原则。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蒋心焕把做人与做学问置于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内，并特别强化了做人之于做学问的支撑作用。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的“分子”而不是“分母”的要义之所在。

从蒋心焕的成长背景来看，他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并在南通较早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小学教育。南通作为较早接受了现代教育影响的地区，其小学教育相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小学，尤其是相对于山东的许多农村小学来说，其现代特质是极为显著的。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南通师范学校。在他看来，在南通师范学校就读的六年是永生难忘的：

我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就学于南通师范学校（前三年，读的是南通师范附设的初中班）。这六年是翻天覆地的六年，这六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六年。

……在我所怀念的张梅庵校长、我所崇敬的陆文蔚、唐雪蕉、王育李、王炯等严师的培育下，我初步明确了为革命、为人民而学习的目的。

……一九五四年党组织选派我报考高等师范院校继续学习，是陆文蔚老师指导我选择了攻读文科专业的方向，促使了我从事自己所热爱的现代文学教学工作。此后在山东师范学院四年学习生活和二十余年的教学工作中，陆老师仍通过书信把他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好品质传授给我，把他珍藏多年的梅庵校长赠送给他的题词复制印洗转赠于我：“知困更兼不知足，自强自反出心裁，新型教学能相长，不倦原从不愿来。”这不仅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师长对学生的爱，而且为自己指明了做人和治学的奋斗方向。[6]

1954年，我从南方来到山师读书，有幸聆听先生主讲的文学概论课。他系统传授的理论知识始终体现着一种执著现实、关注人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直至如今。1958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有幸成为先生主持的研究室的成员，先生上的第一课便是如何做人，他让我们学习高尔基、鲁迅等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好人。先生就是我心目中这样的人：真诚、坦荡、严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数十年来，时代风云几经变幻，可先生“竖起脊梁做人”的态度一直没变，堪称完美人格的典范。[7]

我们在对以蒋心焕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进行精神和情感世界解读的过程中，不应该忽略对其内在精神的发掘和阐释。实际上，如果把蒋心焕放在历史纬度上重新阐释和理解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将其放在文化大潮中加以透视，便会发现，一位平凡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为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他面对诱惑和功利又拒绝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继承和发扬第二代学者的内在精神，并在传承中规避历史的误区，保持着自我相对自觉的文化认知，不偏离历史的正确航线。在40余年的交往中，蒋心焕深得田仲济的信任。对此，田仲济在为蒋心焕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一书作的序中这样写道：

在这近40年中，他的青春年华完全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中。这40年不是平静的40年，在前17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身上生麟、头上长角的“革命英雄”，在每次运动中，就好像出英雄的乱世似的，也总是跳出几条英雄好汉。可惜这些英雄一般都英名不长，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不仅在历次出现的，昙花一现的英雄中，从来不论是学习时期的学生还是毕业后成为教师的蒋心焕，都难以看到他的影子，也没看到他的文章。[8]

我们如果对蒋心焕的这种“做好人情结”进行历史溯源的话，可以发现他的这一情结还得到过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的影响。蒋心焕曾经在散文中记叙了1962年在武汉求学时深受刘绶松的影响：“为人要坦诚、自信、坚忍，内外一致，在生活中保持一种明朗、健康的情绪和格调，不断追求高品质，愉悦身心。”对刘绶松的教导，蒋心焕在时隔38年之后，依然记忆清晰，并动情地议论道：“绶松师对学生的亲情之爱和关于‘圆’的议论却成为我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永久定格在我心中。”[9]由此说来，蒋心焕关于做好人的说法并不是一时突发奇想，而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文脉的自然延伸。蒋心焕关于做好人的议论，距今快要35年了。今天，蒋心焕一如他的绶松师一样，也一并到那个人人都会去的世界了，我则坐在办公室的桌前，像20多年前的蒋心焕一样，写下我对于业师理解的一些文字。岁月不居，逝者如斯，这是当年孔夫子站在小河边发出的无限感喟。在过去，我对孔夫子的这种感喟体会并不是很深。而今，透过蒋心焕纪念刘绶松的文字，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新人换旧人，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然而，不管新人还是旧人，永远不变的是“做人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蒋心焕从田仲济和刘绶松那里自觉地接过了“做人要做一个好人”的接力棒，并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那么，我作为蒋心焕的学生，自然也应该从老师那里接过这一接力棒，并跑好这一棒，然后再把这一接力棒传给我的学生们，如此才会使学术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由此说来，蒋心焕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课上便郑重其事地把做好人的基本原则当作人生的第一要义讲给我们听，其隐含的历史意蕴的确是宏远的。在现实生活中，蒋心焕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诚如他的老朋友所言：蒋老师40多年来对所有人都是和颜悦色。张杰老师1962年来山师跟田仲济先生进修，他说：对蒋心焕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薛绥之、林乐腾等“右派”老师的态度，没有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平等相待。[10]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了蒋心焕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蒋心焕所秉承的做人原则是在温和谦逊中既有鲜明的接纳也有毫不含糊的拒斥，这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一个有节操的知识分子的风骨。田仲济对蒋心焕的特别认可，大概就缘于这一点。实际上，蒋心焕的节操与风骨传承了田老的内里精神，他一生低调，待人真诚，富有爱心，但并不是无原则、无坚守的学者，他绝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毫不掩饰对世俗的拒绝，蒋心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才使得“绿叶”的成色达到了难以超越的程度。[11]这种甘愿做“绿叶”的平和心态恰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或满足于自我的“鲜花”镜像，或依附于“鲜花”镜像的附丽，绝少真正地去做一个“圆满”的自己。而蒋心焕能够超然于外物的纷扰，能够平心静气地做好自己，至于自己在别人看来是“鲜花”还是“绿叶”，则是他绝少考虑的。也许，在他的人生哲学词典里，做一个“成色”最高的自己，才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成色犹如黄金的含金量一样，绿叶与红花只有达到了极致才会显现出“纯”的成色。对此，郭济访曾不无感慨地评论道：“君子宜自强，这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而能够助人为乐、成人之美、谦让容忍，是君子更高的境界，大儒风范，这就是我们蒋老师为人的本质。争与不争，让与不让，有时候是非常考验人的。人生在世名利奔波，熙熙攘攘，真正做到舍得放弃谦让，能有几人？”[12]正是基于此，魏建通过对“成色”的阐释便在客观上消解了绿叶与红花的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把蒋心焕自己谦称的绿叶提升到“成色”的维度加以阐释，使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升华。尤其值得赞许的是，魏建通过把蒋心焕与朱德发融汇在一起进行书写，既凸现了绿叶的“成色”，又还原了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创造佳绩的内在奥秘——这是一代人同心协力、即便是不同心也能协力的结果，正是这样一批第二代学者，创造了学科建设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

在过去的岁月中，蒋心焕恪守和践行的做好人原则，便是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身处顺境而不忘乎所以，总是怀揣着一颗敬畏之心，小心翼翼，脚踏实地干实事，干正事，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努力让生命焕发出不该被压抑，更不该被遮蔽的光芒。这种精神恰是其作为第二代学者对第一代学者内在精神的继承，自然，他所接受的精神则对下一代学者内在精神的培养起到了涵养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