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炜评传》（连载之四）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一章 大地海洋之子
第四节林中岁月
一
让我们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于龙口西北部、濒临大海的荒原丛林，回到张炜童年和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长，长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风貌。林子里树种很多很杂，最多最大的是橡树和白杨树，还有洋槐、合欢、柳树、榆树、椿树、桃树、梨树，等等，靠近大海则是无边无际的松林。这是一个树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树上爬的，天上飞的，无所不有。这片林子，这片林中的那个小果园，小果园里的那个小院，是张炜儿时的天地。
2018年3月，张炜曾经给我们手绘过一幅“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来描绘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状况：在一片小果园里，是一个树木围绕的院落，院落东南侧有一个木栅栏院门。院落里面，是几间北屋和东屋，呈拐尺状；屋子西北不远，是一座破败的小泥屋。院落周围是小果园。小果园东北紧连着国营园艺场，小果园就是那个园艺场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龙口林场。这个小小院落，就处在国营园艺场和龙口林场之间的一片莽莽丛林之中。
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水渠从小院东侧向北流去，穿过小果园和小院东北的国营园艺场，一直流向大海。这条水渠给这片林子带来了无限生机，也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我们屋子的东边，有一条水渠，它日夜哗哗流淌，奔向大海；渠底游鱼，清晰可辨。青苔、水藻，长年不断。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树临水解渴，所以就越长越茂，夏天繁花似锦。”张炜是一个善写林中万物、写河写海的作家，这大概是他童年见到的第一条河。
院落的北面、西面、南面和东南面，张炜用笔标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里的水泊。树高林茂，幽深莫测，水泊就像里面明亮的眼睛。许多年后，他曾写下过这样动情的文字：“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进入也昏暗如阴，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树、山楂在杨树之间油黑坚硬。可爱的橡实结在树上，引诱我们去攀援摘取。记得我们曾经把它误认为板栗，放在火里烧烤。成熟的橡实在沙地茅草间滚动，让我们愉快地捡拾一个秋天。我们耳旁至今还响着风吹树林的呜鸣声，响着林场工人的呼叫，响着姑娘们的亮笑。”
随着张炜的画笔继续往北，那里的林子变得稀疏了，渐渐变成了起伏连绵的沙岗。不用说，那儿已经离海不远了。张炜说，那诱人的大海离他家大概有五里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许小孩子过早地接触大海的。他第一次见到海，是在五岁的时候。五岁之前他几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遥远曲折而没能如愿。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这片沙岭，他也曾有过许多神秘的想象：“这片林场的北面就是连绵无边的沙岭，上面长满了无人管理的杂树；这片杂树间有无数新奇的玩意儿，好像里面有一万种野果子也说不准。这片灌木林杂生着一株株乔木，似乎是更有诱惑力的去处。我们在林子里迷路，那是常事。至于藏在林子里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在那里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说从沙岭的丛林间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只会飞的猪，都不算奇怪。”
在这幅图中，张炜还特意标出了位于龙口林场中的一个小村——西岚子。这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个村子，但也要穿过长长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这是一个由外地流浪人组成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员大多来自遥远的滕县（今滕州市）。他们与当地人并不是一个风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对幼时的张炜来说，西岚子却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存在。因为他们家当年来到丛林时，也与流浪者无异，现在父亲常年不能回家，家里除了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平时能够见到的只有那些偶尔路过的猎人、采药人和打鱼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张炜说：“因为孤独，我常常穿过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 多年之后，他还依然记得小村里面的许多故事：他们拿出因海边潮湿而发霉、长了绿毛的地瓜干来晾晒；一个叫张启祥的人，跋山涉水从滕县老家背回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当地人看不起小村人，将他们轻蔑地称为“”（一种剧毒海鱼。作者在《九月寓言》中的原注），等等。这些，后来都被他写入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张启祥就是小说里“金祥”的原型。
这个小村和他们家那个小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张炜对它们十分怀恋。他曾说：“我小时候距离最近的那个小村，就是西岚子，现在没有了。那个地方后来采煤、建医院、建城区，完全是一片楼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来这里，一定让我想办法找到过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这很困难，全是楼房。我们在一所医院那儿找到了原来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岚子村，那一次我们也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有猴子在里面跳，朋友也拍了照片。总之，一切都变了。” 这段记述，也印证了这片海边丛林的消失和变化。
二
如果对照张炜手绘的“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张炜家的茅屋应该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张炜的记忆中，它们就像海边农家那些常见的草房一样，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墙”，上面“铺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还告诉他，这座茅屋是一家人专门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为家里原来那座小泥屋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个“新人”的到来。
联系张炜一家的生活经历，我们实在不能简单地看待这座“茅屋”和原来的“小泥屋”。对于一个被迫迁居于此、艰难求生的家庭来说，它们不仅是一个寒陋的居所，更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掩体”和“堡垒”，是他们的生之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活出生命的尊严和质量，大概就是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内心所念。一处简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强、自尊、自重、自爱的象征。
张炜的童年就在这里开始了。林子里的孩子不会过于娇惯，也不可能过于娇惯。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很快就度过了自己的襁褓期、摇篮期，可以在小院子里蹒跚学步，慢慢地开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自己迈出小院的那道木栅栏门，因为外面可能隐藏了危险；也不允许他独自进入茅屋后面那个半塌的小泥屋，因为担心泥屋年久失修，会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约束，他多么渴望能够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东西。
好在茅屋旁边有一棵大李子树，可以让张炜与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爬上爬下、尽情玩耍。张炜后来回忆，那棵大李子树“就在我们房子后面，偏右一点，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树分开几个巨杈，树干需要数人才能合抱过来”，“记得比我们的房子高多了。我回忆小时候的环境，马上就会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烂漫、向往、迷茫和未知，总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树里了”
张炜记得，每年春天繁花盛开的时候，整个大李子树就像一座“花山”，一岭一岭的花，顶得上一大片李子林。更为重要的是，这棵大李子树比外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是全家的“护佑神”。外祖母告诉他，当年他们一家人流落城外时，一直往东走，终于走到了这片海边丛林。可是究竟在哪里落脚才好呢？他们看到了这棵大李子树，就再也不想走了。母亲告诉他，因为有这棵大树的保护，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难事都挺过来了。父亲也说，只要这棵大李子树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这棵大李子树，后来在张炜的倾心描摹下，成了这个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现在张炜1979年写下的短篇小说《老斑鸠》中。1988年5月，他又在诗歌《大李子树》中将这棵树与“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树/今生不再分离/一个完美世界/两个伟大灵魂//她们越来越多地/相依共处/一对慈祥老人/携扶成群儿孙//头顶闪烁春阳/银发缀满花瓣/旷野上/印满她们的目光。”这一时期，是张炜离开家乡多年之后，回到龙口挂职市政府副市长之时。重回故乡，无数的童年记忆接踵而来，作家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写下了像《满地落叶》《荒原》《远行之嘱》《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等许多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都有这棵大李子树。
张炜说，这棵树后来也被无情地砍伐了，因为那里要盖楼房、工厂。树被砍伐之后，他曾在那个残留的大树墩面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后来每想起此事，都会产生一种极其愤怒的情绪。因为那棵树完全可以移栽，因为大自然要培养这样一棵大树，不知要费多少工夫，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没有人顾及和考虑这些。他在短篇小说《问母亲》中，不仅根据真实记忆写到了这棵树，而且还从“居所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如实记录了林子”，他希望“在将来的一天有人会恢复它”。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是个“永久的梦想”，但他从未放弃做梦的机会。
直到2010年5月，张炜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还说：“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个自然环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这个意识很固执，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来的一天，如果人们厌烦了现在的建设——这一天总会有的——就会按照我书中对那个环境原貌的记录，去重新恢复那片原野。”
三
张炜认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个有趣的“外祖母现象”。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或者深受其影响，比如普希金、高尔基、鲁迅等；有些作家虽然不是跟随外祖母，比如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但他们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这是很有道理的。
人们常讲“严父慈母”，这对后代的成长至关重要，起到了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因为严厉的父亲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体现了“规矩”；慈爱的母亲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体现了人性中最纯粹、最温暖、最无私的爱。对一个作家来说，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而就一个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是母性之根，她集中体现了人世间所有的慈爱、温暖与美好。“外祖母现象”，对一个作家的养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外祖母无一不是讲故事的高手。张炜认为：“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他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 所以，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一生都会带上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心灵可能会变得更柔软一点，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
张炜曾说：“一个写作的人回忆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时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么多值得依赖的宝贵情感。外祖母用生动的语言、柔软的心地、无比的慈爱，去弥补一个孩子因为离开父母而经历的孤单无助和难过郁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在有意无意地为孤独的外孙做很多事情。这对一个处于不幸状态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让孩子印象深刻。” “我深深受益于我的外祖母。有这种感受的人不仅仅是我，许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从事写作，对外祖母的依恋之情也会异常深厚，且具有别一种色彩。所以在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人们总是强调童年对姥姥家的深刻记忆，说起那里听到的故事和吃到的东西，而较少说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纵横交织，曲折漫长，哪怕要拐许多弯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却是走不错的，再远、再细小的路径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爱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孙关系之中锻造出来的奇特的血缘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人类学的奥秘了。”
这是我们在阅读张炜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读懂外祖母，就像读懂他笔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树一样重要。在张炜心里，这些都是故乡的标志、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创作生命的无尽动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奔跑的脚步已经无法遏制，因为院子外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宝藏，是他急于见识和知道的。更何况，那些偶尔路过的采药人、猎人、打鱼人和地质勘探队员，在喝口水、歇歇脚、抽袋烟的工夫，又给他带来了许多令他难以想象的趣闻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质队员，更让他感到新奇。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着太阳帽和黑眼镜；他们从来不住在老乡家里，走到哪里都是木板一铺、帆布一扯，就成了一个神秘的帐篷。他们的服装、口音也与当地人不同，一个个就像天外来客。他们讲述的故事，则超越了这片丛林，超越了这个孩子的想象，飞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阔大世界。
就这样，张炜脑子里装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渴望看到他们讲述的怪鸟、从未见过的四蹄动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洌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尝一个采药人讲述的林中野宴：“几棵大白杨树下有一个老大的树墩，上面铺了白杨叶儿，叶儿上搁了一个个大螺壳儿、木片、柳条小篮、树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么花红果儿、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鱼和烧肉、冒白汽的大馒头，还有一壶老酒……” 采药人告诉他，这是林子里的精灵要请客，因为有一年他救了一只断了后腿的老兔子，现在老兔子成了精，要报答他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张炜的脚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诫都抛之脑后，悄悄地越过了小泥屋，越过了泥屋北面那几棵黑苍苍的大橡树——那是外祖母给他划定的活动边界。他不断往北走，走进了密林深处。他认识了柳树、枫树、合欢树和野草莓，与喜鹊、黄鼬、野兔、刺猬、老鹰、柳莺、七星瓢虫和一种钻在白沙里的小虫“蚁蛳”成了好友。有时候，他在这个神奇的林子里会混淆了现实和幻觉，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采药人，并且遇到了精灵，饱餐了一顿林中野宴。他相信这个无边的林子里无所不有，什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种林中生活和生动想象，给张炜幼小的心灵灌输了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并且与他后来接触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响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他相信外祖母给他讲过的狐狸与猎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坏事一定会有恶报；相信小时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师所说是因恐惧而产生的错觉；他也相信黄鼬附身的传说，相信一个叫“老李花鱼儿”的人与狐狸精的故事。后来，他把这些传说和故事都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他认为：“人在茫茫自然界里，在大千世界里，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很多诡谲、诡秘还需要人类去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见得它就不存在。” 所以他不认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也不认为那是蒲松龄为了“刺贪刺虐”而写成的，因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实发生的。
这种万物有灵的思想，不仅激发了张炜的文学想象、滋养了张炜的浪漫情怀，也增强了他的道德观念和爱憎意识，因为这些故事不仅奇幻、神秘，也有很浓的教育和训诫意味。张炜觉得，这片林子里一定会有一个能力超凡的小动物在做我们的知己，我们做什么事情它都会看到。张炜说：“我离开了林子以后，这个幻想偶尔还要出现——直到长大了的时候，还会觉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么一双眼睛在看着——这双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样是超自然力的。从小受到的童话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会起到长远的作用。”
不仅是动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觉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觉、印象和记忆，都会记住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欢乐与痛苦。张炜坚定地认为：“所有植物都有一颗心灵，它们比人更执拗也更正直。它们会长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机会倾诉出来。它们善恶分明，有着经久不变的道德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它们的注视之下，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谨慎。我们应该好好地约束自己。”
五
作为一个1956年出生的中国作家，张炜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灾难、大饥荒，经历过人们长期填不饱肚子的年代。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对“饥饿”的描写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对浅一些。这与他当时年龄尚小、记忆不深有关，更与他童年、少年时代在林子里生活有很大关系。这片海滨丛林地处平原、海边，比贫瘠的南山有着更多的生存优势，地里出产，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获，他们可吃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这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是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些微补偿吧。
这片林子里可吃的东西，是那些林子外边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总是贪吃，味蕾留下的记忆可能比眼睛还要深刻、长久。张炜后来回忆：“我们房子四周是品种齐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树。有各种各样的杏树——你知道杏树分好多好多品种；有一种桃杏，味似红薯，杏皮上满是绒毛，红扑扑宛如少女脸颊；还有一种杏子小巧玲珑，洁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还有一种‘血桃’，咬一口红汁四溅，鲜气荡漾。这种桃树叶片乌黑发亮，枝冠茂密，最适宜攀缘游戏捉迷藏。我们记得家里老人为了引诱我们多吃这种桃子，就说‘闭着眼睛，看谁嘴巴张得更大’。我们张大了嘴巴，她就将一枚桃子塞入我们口中……”。
为了储存食物，父亲从南山回来时还专门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着台阶下去，里面又隔成几个隔间，可以分放不同的东西；墙上也挂满了吃物。地窖里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可贮藏。秋天里，大小坛罐都装得满满的，这样在白雪封门的隆冬，他们也能享用到肉和鱼了。张炜回忆：“冬天是闷头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这个季节里总是最胖。妈妈从园艺场回来，隔着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满意。她给爸爸写信，念给我们听，上面有一句让人忘不了的话：‘孩子就像小猪。’”
是海边丛林帮助了他们一家，至少是减少了过度的饥饿之苦。后来，我们曾与张炜谈及此事，他既赞同我们的看法，也表示家里的食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丰富。因为童年回忆总有一种“美颜”功能，实际情况要比回忆差得多。他还记得在园艺场做工的母亲将剩下的一块窝头带回家中，让他很长时间都觉得香味无穷；父亲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后，到海边拉网时带回的一小捆刀鱼，也是令他记忆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还告诉他，当时家里困难的时候，曾经煮过一种海水卷上来的海菜，那种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所以，他记忆中小时候食物“丰盈”是相对的，只是较少挨饿而已。
张炜还记得小时候外祖母给他弟弟“包水饺”的一件往事：“那时的‘水饺’怎么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个箩，把玉米面和地瓜面筛到托盘上，再把萝卜丝和野菜做成的小团子放在上面，均匀地晃动，让菜团子沾上薄薄的一层；然后把水烧开，像下水饺那样把它们放进去。”就是这样一种粗劣“水饺”，也让他顾不得烫，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拦住了，因为那是给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该与弟弟抢食的张炜，羞愧地对外祖母说：“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过是想替弟弟拿一会儿……”这句话，外祖母许多年后还在向他重述。 这也说明，那时候他们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顾小孩的“美味”也不过如此。
但从总体上看，张炜对饥饿的记忆并不是特别深刻。他记得小时候到海边，看到人家捕了那么多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蚊帐布做一张网，到浅海里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鱼；还看到海边有浪涌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边的人为什么会饿死。后来他从老人们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些食物是容易获得的；可是当年大家都饿坏了，都四处找吃的东西，想吃树叶，树叶早就捋光了，连树皮也剥尽了；想到水里去捉鱼，那时的人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鱼也抓不上来；再说搜寻食物的人那么多……人已经饿得没有生存能力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没有糊口的东西，就越是没有力气去获取它。为了抢一堆萝卜，有的村子之间竟然开了枪。” 这些饥饿的回忆，大多来自间接的讲述，而不是亲身的体验。
这份童年记忆，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炜曾说：“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或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 在张炜那里，遭受的压抑、屈辱显然比物质贫困要多得多，这在后面我们将会谈到。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张炜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有生活苦难的书写，但他显然是把心灵和精神苦难看得比生活苦难更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继续，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长年见不到父亲，一个孩子怎能没有父亲呢？母亲和外祖母告诉他父亲在南山里打石头、开山洞，可是父亲为什么老不回家呢？
严寒的冬天来了，外出的时间少了。待在茅屋里的张炜，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亲了。“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从外祖母和妈妈的话中想象着大山，晚上梦见一个男人光着膀子，不停地抡锤，眉毛和头发上落满了石粉。我把梦境告诉外祖母，她叹一声：‘野物还要冬眠，他们还不如野物。’她最担心的是爸爸没有充足的吃物，却要对付铁一样的石头。”“妈妈有一年往山里送了一些腊肠，这是她和外祖母亲手做的。回来时妈妈说：‘人太多了，他们每人分了拇指那么大，他不能一个人吃。’她说山里的冬天干冷，男人们就不停地抡锤打钎，用这个方法取暖。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说：‘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时。’”
此时的张炜，还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到那座遥远的大山里劳动，也不知道父亲去大山之前是干什么的。他问外祖母，外祖母语焉不详，只是说：“他到处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辈子走的路太长了。” 于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往南遥望，他能看到远处的树和村子，在天晴的时候还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确信父亲就在那里，没白没黑地用一把大锤对付铁硬的石头。
这些童年记忆，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张炜的心头，影响到了他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父亲”形象：一个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长长的文字，揭开“父亲”的秘密，还原真实，还给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当然，在他文学作品中的那个“父亲”，已经超越了生活中的具体人物，已经成为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的象征，一个在任何风霜刀剑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汉”的象征。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炜认为，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一封是写给父亲的。写给母亲的温柔、内敛；写给父亲的则充满了男子汉的粗音，是只有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张炜说：“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在张炜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称为一个善写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后来，他作品中父亲的形象、男子汉的形象就越突出。联系张炜的童年生活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从母性的温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变化过程。
七
林中岁月，对张炜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与那些寻常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慢慢显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无限阔大又无比狭小，他有无数欢乐又有无边寂寞，他有很多问题无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没法对人诉说。他孤独、悲伤、落寞，快乐、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现实环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有时候想象远远大于现实。
敏感、好奇、疑惑，温暖、美丽、痛苦，装满了这个小小的脑瓜。这是生活的赐予，还是命运的不公？不论是赐予还是不公，都将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张炜说：“人生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一个人总有不悦、消沉，绝望和痛苦。即便在童年，也有欺凌和压迫。谁能一直欢笑地走完童年？有人欢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个人都是幸运和不幸的。所以只能说：童年并不轻松，但却让人一生缅怀，是人生的根基。”
张炜还曾说过：“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写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写林子和海之类。后来写了闹市甚至国外，也是由于有了对林子与海的情感。它们在情感上支持我，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永远写作的人。”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红门艺术馆
《都市头条》
13325115197（微信同号）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