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炜评传》(连载之四)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一章 大地海洋之子
第四节林中岁月
一
让我们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于龙口西北部、濒临大海的荒原丛林,回到张炜童年和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长,长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风貌。林子里树种很多很杂,最多最大的是橡树和白杨树,还有洋槐、合欢、柳树、榆树、椿树、桃树、梨树,等等,靠近大海则是无边无际的松林。这是一个树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树上爬的,天上飞的,无所不有。这片林子,这片林中的那个小果园,小果园里的那个小院,是张炜儿时的天地。
2018年3月,张炜曾经给我们手绘过一幅“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来描绘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状况:在一片小果园里,是一个树木围绕的院落,院落东南侧有一个木栅栏院门。院落里面,是几间北屋和东屋,呈拐尺状;屋子西北不远,是一座破败的小泥屋。院落周围是小果园。小果园东北紧连着国营园艺场,小果园就是那个园艺场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龙口林场。这个小小院落,就处在国营园艺场和龙口林场之间的一片莽莽丛林之中。
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水渠从小院东侧向北流去,穿过小果园和小院东北的国营园艺场,一直流向大海。这条水渠给这片林子带来了无限生机,也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我们屋子的东边,有一条水渠,它日夜哗哗流淌,奔向大海;渠底游鱼,清晰可辨。青苔、水藻,长年不断。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树临水解渴,所以就越长越茂,夏天繁花似锦。”张炜是一个善写林中万物、写河写海的作家,这大概是他童年见到的第一条河。
院落的北面、西面、南面和东南面,张炜用笔标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里的水泊。树高林茂,幽深莫测,水泊就像里面明亮的眼睛。许多年后,他曾写下过这样动情的文字:“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进入也昏暗如阴,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树、山楂在杨树之间油黑坚硬。可爱的橡实结在树上,引诱我们去攀援摘取。记得我们曾经把它误认为板栗,放在火里烧烤。成熟的橡实在沙地茅草间滚动,让我们愉快地捡拾一个秋天。我们耳旁至今还响着风吹树林的呜鸣声,响着林场工人的呼叫,响着姑娘们的亮笑。”
随着张炜的画笔继续往北,那里的林子变得稀疏了,渐渐变成了起伏连绵的沙岗。不用说,那儿已经离海不远了。张炜说,那诱人的大海离他家大概有五里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许小孩子过早地接触大海的。他第一次见到海,是在五岁的时候。五岁之前他几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遥远曲折而没能如愿。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这片沙岭,他也曾有过许多神秘的想象:“这片林场的北面就是连绵无边的沙岭,上面长满了无人管理的杂树;这片杂树间有无数新奇的玩意儿,好像里面有一万种野果子也说不准。这片灌木林杂生着一株株乔木,似乎是更有诱惑力的去处。我们在林子里迷路,那是常事。至于藏在林子里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在那里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说从沙岭的丛林间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只会飞的猪,都不算奇怪。”
在这幅图中,张炜还特意标出了位于龙口林场中的一个小村——西岚子。这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个村子,但也要穿过长长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这是一个由外地流浪人组成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员大多来自遥远的滕县(今滕州市)。他们与当地人并不是一个风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对幼时的张炜来说,西岚子却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存在。因为他们家当年来到丛林时,也与流浪者无异,现在父亲常年不能回家,家里除了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平时能够见到的只有那些偶尔路过的猎人、采药人和打鱼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张炜说:“因为孤独,我常常穿过一片林子到小村里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 多年之后,他还依然记得小村里面的许多故事:他们拿出因海边潮湿而发霉、长了绿毛的地瓜干来晾晒;一个叫张启祥的人,跋山涉水从滕县老家背回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当地人看不起小村人,将他们轻蔑地称为“”(一种剧毒海鱼。作者在《九月寓言》中的原注),等等。这些,后来都被他写入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张启祥就是小说里“金祥”的原型。
这个小村和他们家那个小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张炜对它们十分怀恋。他曾说:“我小时候距离最近的那个小村,就是西岚子,现在没有了。那个地方后来采煤、建医院、建城区,完全是一片楼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来这里,一定让我想办法找到过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这很困难,全是楼房。我们在一所医院那儿找到了原来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岚子村,那一次我们也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有猴子在里面跳,朋友也拍了照片。总之,一切都变了。” 这段记述,也印证了这片海边丛林的消失和变化。
二
如果对照张炜手绘的“少年时代环境还原图”,张炜家的茅屋应该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张炜的记忆中,它们就像海边农家那些常见的草房一样,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墙”,上面“铺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还告诉他,这座茅屋是一家人专门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为家里原来那座小泥屋实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个“新人”的到来。
联系张炜一家的生活经历,我们实在不能简单地看待这座“茅屋”和原来的“小泥屋”。对于一个被迫迁居于此、艰难求生的家庭来说,它们不仅是一个寒陋的居所,更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掩体”和“堡垒”,是他们的生之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活出生命的尊严和质量,大概就是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内心所念。一处简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强、自尊、自重、自爱的象征。
张炜的童年就在这里开始了。林子里的孩子不会过于娇惯,也不可能过于娇惯。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很快就度过了自己的襁褓期、摇篮期,可以在小院子里蹒跚学步,慢慢地开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自己迈出小院的那道木栅栏门,因为外面可能隐藏了危险;也不允许他独自进入茅屋后面那个半塌的小泥屋,因为担心泥屋年久失修,会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约束,他多么渴望能够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东西。
好在茅屋旁边有一棵大李子树,可以让张炜与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爬上爬下、尽情玩耍。张炜后来回忆,那棵大李子树“就在我们房子后面,偏右一点,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树分开几个巨杈,树干需要数人才能合抱过来”,“记得比我们的房子高多了。我回忆小时候的环境,马上就会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烂漫、向往、迷茫和未知,总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树里了”
张炜记得,每年春天繁花盛开的时候,整个大李子树就像一座“花山”,一岭一岭的花,顶得上一大片李子林。更为重要的是,这棵大李子树比外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是全家的“护佑神”。外祖母告诉他,当年他们一家人流落城外时,一直往东走,终于走到了这片海边丛林。可是究竟在哪里落脚才好呢?他们看到了这棵大李子树,就再也不想走了。母亲告诉他,因为有这棵大树的保护,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难事都挺过来了。父亲也说,只要这棵大李子树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这棵大李子树,后来在张炜的倾心描摹下,成了这个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现在张炜1979年写下的短篇小说《老斑鸠》中。1988年5月,他又在诗歌《大李子树》中将这棵树与“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树/今生不再分离/一个完美世界/两个伟大灵魂//她们越来越多地/相依共处/一对慈祥老人/携扶成群儿孙//头顶闪烁春阳/银发缀满花瓣/旷野上/印满她们的目光。”这一时期,是张炜离开家乡多年之后,回到龙口挂职市政府副市长之时。重回故乡,无数的童年记忆接踵而来,作家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写下了像《满地落叶》《荒原》《远行之嘱》《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等许多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都有这棵大李子树。
张炜说,这棵树后来也被无情地砍伐了,因为那里要盖楼房、工厂。树被砍伐之后,他曾在那个残留的大树墩面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后来每想起此事,都会产生一种极其愤怒的情绪。因为那棵树完全可以移栽,因为大自然要培养这样一棵大树,不知要费多少工夫,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没有人顾及和考虑这些。他在短篇小说《问母亲》中,不仅根据真实记忆写到了这棵树,而且还从“居所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如实记录了林子”,他希望“在将来的一天有人会恢复它”。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是个“永久的梦想”,但他从未放弃做梦的机会。
直到2010年5月,张炜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还说:“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个自然环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这个意识很固执,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来的一天,如果人们厌烦了现在的建设——这一天总会有的——就会按照我书中对那个环境原貌的记录,去重新恢复那片原野。”
三
张炜认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个有趣的“外祖母现象”。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或者深受其影响,比如普希金、高尔基、鲁迅等;有些作家虽然不是跟随外祖母,比如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但他们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这是很有道理的。
人们常讲“严父慈母”,这对后代的成长至关重要,起到了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因为严厉的父亲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体现了“规矩”;慈爱的母亲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体现了人性中最纯粹、最温暖、最无私的爱。对一个作家来说,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而就一个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是母性之根,她集中体现了人世间所有的慈爱、温暖与美好。“外祖母现象”,对一个作家的养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外祖母无一不是讲故事的高手。张炜认为:“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他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 所以,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一生都会带上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心灵可能会变得更柔软一点,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
张炜曾说:“一个写作的人回忆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时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么多值得依赖的宝贵情感。外祖母用生动的语言、柔软的心地、无比的慈爱,去弥补一个孩子因为离开父母而经历的孤单无助和难过郁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在有意无意地为孤独的外孙做很多事情。这对一个处于不幸状态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让孩子印象深刻。” “我深深受益于我的外祖母。有这种感受的人不仅仅是我,许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从事写作,对外祖母的依恋之情也会异常深厚,且具有别一种色彩。所以在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人们总是强调童年对姥姥家的深刻记忆,说起那里听到的故事和吃到的东西,而较少说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纵横交织,曲折漫长,哪怕要拐许多弯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却是走不错的,再远、再细小的路径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爱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孙关系之中锻造出来的奇特的血缘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人类学的奥秘了。”
这是我们在阅读张炜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读懂外祖母,就像读懂他笔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树一样重要。在张炜心里,这些都是故乡的标志、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创作生命的无尽动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奔跑的脚步已经无法遏制,因为院子外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宝藏,是他急于见识和知道的。更何况,那些偶尔路过的采药人、猎人、打鱼人和地质勘探队员,在喝口水、歇歇脚、抽袋烟的工夫,又给他带来了许多令他难以想象的趣闻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质队员,更让他感到新奇。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着太阳帽和黑眼镜;他们从来不住在老乡家里,走到哪里都是木板一铺、帆布一扯,就成了一个神秘的帐篷。他们的服装、口音也与当地人不同,一个个就像天外来客。他们讲述的故事,则超越了这片丛林,超越了这个孩子的想象,飞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阔大世界。
就这样,张炜脑子里装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他渴望看到他们讲述的怪鸟、从未见过的四蹄动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洌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尝一个采药人讲述的林中野宴:“几棵大白杨树下有一个老大的树墩,上面铺了白杨叶儿,叶儿上搁了一个个大螺壳儿、木片、柳条小篮、树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么花红果儿、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鱼和烧肉、冒白汽的大馒头,还有一壶老酒……” 采药人告诉他,这是林子里的精灵要请客,因为有一年他救了一只断了后腿的老兔子,现在老兔子成了精,要报答他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张炜的脚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诫都抛之脑后,悄悄地越过了小泥屋,越过了泥屋北面那几棵黑苍苍的大橡树——那是外祖母给他划定的活动边界。他不断往北走,走进了密林深处。他认识了柳树、枫树、合欢树和野草莓,与喜鹊、黄鼬、野兔、刺猬、老鹰、柳莺、七星瓢虫和一种钻在白沙里的小虫“蚁蛳”成了好友。有时候,他在这个神奇的林子里会混淆了现实和幻觉,觉得自己变成了那个采药人,并且遇到了精灵,饱餐了一顿林中野宴。他相信这个无边的林子里无所不有,什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种林中生活和生动想象,给张炜幼小的心灵灌输了一种“万物有灵”的思想,并且与他后来接触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响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他相信外祖母给他讲过的狐狸与猎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坏事一定会有恶报;相信小时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师所说是因恐惧而产生的错觉;他也相信黄鼬附身的传说,相信一个叫“老李花鱼儿”的人与狐狸精的故事。后来,他把这些传说和故事都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他认为:“人在茫茫自然界里,在大千世界里,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很多诡谲、诡秘还需要人类去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见得它就不存在。” 所以他不认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也不认为那是蒲松龄为了“刺贪刺虐”而写成的,因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实发生的。
这种万物有灵的思想,不仅激发了张炜的文学想象、滋养了张炜的浪漫情怀,也增强了他的道德观念和爱憎意识,因为这些故事不仅奇幻、神秘,也有很浓的教育和训诫意味。张炜觉得,这片林子里一定会有一个能力超凡的小动物在做我们的知己,我们做什么事情它都会看到。张炜说:“我离开了林子以后,这个幻想偶尔还要出现——直到长大了的时候,还会觉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么一双眼睛在看着——这双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样是超自然力的。从小受到的童话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会起到长远的作用。”
不仅是动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觉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觉、印象和记忆,都会记住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欢乐与痛苦。张炜坚定地认为:“所有植物都有一颗心灵,它们比人更执拗也更正直。它们会长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机会倾诉出来。它们善恶分明,有着经久不变的道德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它们的注视之下,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谨慎。我们应该好好地约束自己。”
五
作为一个1956年出生的中国作家,张炜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灾难、大饥荒,经历过人们长期填不饱肚子的年代。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对“饥饿”的描写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对浅一些。这与他当时年龄尚小、记忆不深有关,更与他童年、少年时代在林子里生活有很大关系。这片海滨丛林地处平原、海边,比贫瘠的南山有着更多的生存优势,地里出产,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获,他们可吃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这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是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些微补偿吧。
这片林子里可吃的东西,是那些林子外边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总是贪吃,味蕾留下的记忆可能比眼睛还要深刻、长久。张炜后来回忆:“我们房子四周是品种齐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树。有各种各样的杏树——你知道杏树分好多好多品种;有一种桃杏,味似红薯,杏皮上满是绒毛,红扑扑宛如少女脸颊;还有一种杏子小巧玲珑,洁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还有一种‘血桃’,咬一口红汁四溅,鲜气荡漾。这种桃树叶片乌黑发亮,枝冠茂密,最适宜攀缘游戏捉迷藏。我们记得家里老人为了引诱我们多吃这种桃子,就说‘闭着眼睛,看谁嘴巴张得更大’。我们张大了嘴巴,她就将一枚桃子塞入我们口中……”。
为了储存食物,父亲从南山回来时还专门在茅屋后面挖了一个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着台阶下去,里面又隔成几个隔间,可以分放不同的东西;墙上也挂满了吃物。地窖里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可贮藏。秋天里,大小坛罐都装得满满的,这样在白雪封门的隆冬,他们也能享用到肉和鱼了。张炜回忆:“冬天是闷头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这个季节里总是最胖。妈妈从园艺场回来,隔着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满意。她给爸爸写信,念给我们听,上面有一句让人忘不了的话:‘孩子就像小猪。’”
是海边丛林帮助了他们一家,至少是减少了过度的饥饿之苦。后来,我们曾与张炜谈及此事,他既赞同我们的看法,也表示家里的食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丰富。因为童年回忆总有一种“美颜”功能,实际情况要比回忆差得多。他还记得在园艺场做工的母亲将剩下的一块窝头带回家中,让他很长时间都觉得香味无穷;父亲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后,到海边拉网时带回的一小捆刀鱼,也是令他记忆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还告诉他,当时家里困难的时候,曾经煮过一种海水卷上来的海菜,那种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所以,他记忆中小时候食物“丰盈”是相对的,只是较少挨饿而已。
张炜还记得小时候外祖母给他弟弟“包水饺”的一件往事:“那时的‘水饺’怎么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个箩,把玉米面和地瓜面筛到托盘上,再把萝卜丝和野菜做成的小团子放在上面,均匀地晃动,让菜团子沾上薄薄的一层;然后把水烧开,像下水饺那样把它们放进去。”就是这样一种粗劣“水饺”,也让他顾不得烫,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拦住了,因为那是给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该与弟弟抢食的张炜,羞愧地对外祖母说:“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过是想替弟弟拿一会儿……”这句话,外祖母许多年后还在向他重述。 这也说明,那时候他们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顾小孩的“美味”也不过如此。
但从总体上看,张炜对饥饿的记忆并不是特别深刻。他记得小时候到海边,看到人家捕了那么多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蚊帐布做一张网,到浅海里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鱼;还看到海边有浪涌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边的人为什么会饿死。后来他从老人们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些食物是容易获得的;可是当年大家都饿坏了,都四处找吃的东西,想吃树叶,树叶早就捋光了,连树皮也剥尽了;想到水里去捉鱼,那时的人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鱼也抓不上来;再说搜寻食物的人那么多……人已经饿得没有生存能力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没有糊口的东西,就越是没有力气去获取它。为了抢一堆萝卜,有的村子之间竟然开了枪。” 这些饥饿的回忆,大多来自间接的讲述,而不是亲身的体验。
这份童年记忆,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炜曾说:“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或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 在张炜那里,遭受的压抑、屈辱显然比物质贫困要多得多,这在后面我们将会谈到。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张炜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有生活苦难的书写,但他显然是把心灵和精神苦难看得比生活苦难更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继续,随着张炜的慢慢长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长年见不到父亲,一个孩子怎能没有父亲呢?母亲和外祖母告诉他父亲在南山里打石头、开山洞,可是父亲为什么老不回家呢?
严寒的冬天来了,外出的时间少了。待在茅屋里的张炜,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亲了。“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从外祖母和妈妈的话中想象着大山,晚上梦见一个男人光着膀子,不停地抡锤,眉毛和头发上落满了石粉。我把梦境告诉外祖母,她叹一声:‘野物还要冬眠,他们还不如野物。’她最担心的是爸爸没有充足的吃物,却要对付铁一样的石头。”“妈妈有一年往山里送了一些腊肠,这是她和外祖母亲手做的。回来时妈妈说:‘人太多了,他们每人分了拇指那么大,他不能一个人吃。’她说山里的冬天干冷,男人们就不停地抡锤打钎,用这个方法取暖。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说:‘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时。’”
此时的张炜,还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到那座遥远的大山里劳动,也不知道父亲去大山之前是干什么的。他问外祖母,外祖母语焉不详,只是说:“他到处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辈子走的路太长了。” 于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往南遥望,他能看到远处的树和村子,在天晴的时候还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确信父亲就在那里,没白没黑地用一把大锤对付铁硬的石头。
这些童年记忆,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张炜的心头,影响到了他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父亲”形象:一个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长长的文字,揭开“父亲”的秘密,还原真实,还给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当然,在他文学作品中的那个“父亲”,已经超越了生活中的具体人物,已经成为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的象征,一个在任何风霜刀剑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汉”的象征。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炜认为,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一封是写给父亲的。写给母亲的温柔、内敛;写给父亲的则充满了男子汉的粗音,是只有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张炜说:“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在张炜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称为一个善写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后来,他作品中父亲的形象、男子汉的形象就越突出。联系张炜的童年生活经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从母性的温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变化过程。
七
林中岁月,对张炜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与那些寻常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慢慢显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无限阔大又无比狭小,他有无数欢乐又有无边寂寞,他有很多问题无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没法对人诉说。他孤独、悲伤、落寞,快乐、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现实环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有时候想象远远大于现实。
敏感、好奇、疑惑,温暖、美丽、痛苦,装满了这个小小的脑瓜。这是生活的赐予,还是命运的不公?不论是赐予还是不公,都将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张炜说:“人生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一个人总有不悦、消沉,绝望和痛苦。即便在童年,也有欺凌和压迫。谁能一直欢笑地走完童年?有人欢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个人都是幸运和不幸的。所以只能说:童年并不轻松,但却让人一生缅怀,是人生的根基。”
张炜还曾说过:“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写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写林子和海之类。后来写了闹市甚至国外,也是由于有了对林子与海的情感。它们在情感上支持我,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永远写作的人。”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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