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三）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一章 大地海洋之子

第三节 家族记忆

一

　　一方土地的地理文化因素，对一个作家影响深远；他自身的家族血脉，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了解他的家族情况，我们需从他的原籍说起。

张炜的原籍，是与龙口市相距不远的栖霞市。两市虽然境域相连，但地理环境大不相同。栖霞是烟台辖域内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典型的山区市，境内高山层叠、丘陵连绵，据说有大小山峰两千五百余座。其中，东部牙山和西部艾山两大山系构成了境内的地形脊背，此脊素有“胶东屋脊”之称。

张炜的老家是艾山以西的苏家店乡潘家店村。这里地处栖霞西北部，距离栖霞县城二十多公里，与龙口市西南部接壤。他们村东也有一座山，山尖“形如蚕蔟”，故名蚕山。这座山孤峰拔起，峰上垒峰，当地有“蚕山戴帽，大雨来到”的说法。张炜后来曾到这里游走、访察，认识了当地的一位战斗英雄，看到了一座很大的烈士陵园。他和朋友还在山顶上找到了一种叫“脆骨石”的发青发白的石头。朋友告诉他，当年挨饿的时候，他们就上山找过这种石头吃。这座家乡的高山，曾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并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被他改成了“砧山”。这应该是张炜对家乡的想象和怀恋。我们还可看到，张炜虽然不是出生在这里，但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栖霞人，而把龙口看作出生地。这是由中国人深厚强大的家族观念决定的。

　　不过，这个地方也只能称作张炜的原籍，或者称作他父亲的故乡。因为早在张炜出生之前，父亲就因逃避战乱离开了这里。他先是得到一位在青岛的本家叔叔资助，在那里经商，后来则多在东北的沈阳、大连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并来往于东北和龙口小城、龙口港之间。他在龙口小城认识了张炜外祖父一家人，并与张炜母亲结婚，住在位于龙口小城里的外祖父诊所的大院里。

　　张炜的外祖父，是龙口小城里的一位名医，在那里开了一个不小的诊所。他年轻时也曾到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地谋生，并在那里学了医，其中一位老师还是荷兰人；后来到龙口小城安顿下来，在那里行医。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热衷于饲养各种动物，并渴望将来能在小城里办个动物园。据说他饲养过的动物很多，甚至有羚羊、龟和大蟒。他又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充满热情的爱国者，这让他非常注重孩子的培养。

　　这里不能不提到黄县的一个著名人物徐镜心，也就是长篇小说《独药师》中徐竟的原型。辛亥革命时期，作为黄县籍的“革命巨子”，他是最早与孙中山交往的山东同志之一，曾任中国同盟会北方支部支部长兼山东分会主盟人，当时就有“南黄（兴）北徐”之称。民国后曾担任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因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被杀害。又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称。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确定张炜的外祖父与徐镜心是否有过联系，但他对徐镜心应该是熟悉并敬慕的。他后来将女儿也就是张炜的母亲送入学校学习，那所学校的前身就是徐镜心在1906年左右创建的一所女校。那应该是当年徐镜心在自家油坊里创建的坤元女校，后来屡毁屡建，校址不断迁移，校名也时有变化，但徐镜心创立的教育根脉还是得到了长久的延续。抗战初期，张炜的外祖父因支持和组织抗日活动，为抗日队伍搞武器、药品等，遭到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伏击，壮烈牺牲。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但他身上的“革命性”却是十分鲜明的。

　　张炜虽然没有见过外祖父，也没有直接得到过他的教诲，但大人们讲述的外祖父的事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听大人说，“有一次他骑着马外出，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伏击，那是一次暗杀。结果只有他的大马回家了，它进门后就用头去磕打木台阶，家里人觉得非常怪，一摸马背上有血……外祖母和母亲跟着马出门，后来发现外祖父倒在一条路旁。这件事情让我永远不忘。”张炜告诉我们，小时候大人经常对他和他姨家的孩子说：“你们长大后能成为像你姥爷那样的人就行了。”

　　张炜在1976年写于栖霞、1982年改于济南的短篇小说《石榴》中的那个“外祖父”形象，或许就有一点他的外祖父的影子。在这篇作品中，他把“外祖父”塑造成了一个扮作商人的革命者；他还写到了一座港口小城，写到了“外祖父”与港长的复杂关系、“外祖父”与“姥娘”的相爱与结合、“外祖父”的失踪和被杀，具备了后来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曲府”故事的雏形。长篇巨著《你在高原》1988年开始动笔，历时二十二年得以完成，实际上它的构思从很早就开始萌芽了。

　　1979年，他还在烟台写下了短篇小说《老斑鸠》，通过小说人物“外祖母”的讲述，记下了另一个人物“外祖父”的经历：“你外祖父也是个有钱人，可他就是个好人……那年镇上过好队伍，也过坏队伍，他给好队伍治病，坏队伍恨他，就把他杀了，还烧了他半个诊所……”这些文学虚构与想象，自然不能与现实混淆，但其中大概也有些真实印记吧。

　　作为一个小城名医之家的成员，张炜的外祖母、母亲、父亲和姐姐都能读书识字，他们对张炜童年时代的阅读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可能是外祖父给张炜留下的一笔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外祖母，堪称张炜的启蒙老师。这个家庭，应该是与张炜父亲在栖霞乡下的老家有所不同的。那个家庭，可能是一个山乡农民家庭，而这个家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后来因为世事变迁，这个家庭命运多舛，男主人遭到暗杀，其他成员被迫离开龙口小城到海边丛林寻找生路，但他们的文化血脉却没有因此中断。张炜说，当年他们被迫离城而去时，外祖母还不忘带上一箱书。可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良好的家风传承。

　　这一点对张炜的成长十分重要。这个在海边丛林里长大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一个孤独寂寞、受人歧视的环境中，之所以没有长成一个性格顽劣、桀骜不驯的“野孩子”，或者一个自卑自怨、自暴自弃的“多余人”，与他外祖父一家的家庭文化传统和良好文化教养，与他的家人对他的教育熏陶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人的精神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血脉、来源于书本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堪称一个“大阅读者”，他所读过的古今中外经典不计其数。这种阅读习惯的养成，显然也来自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就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来说，童年时代就有这样的阅读机会和阅读经历的，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家庭氛围、阅读经历，加上他的海边丛林生活，以及弥漫于半岛地区的方仙道文化的浸染，构成了张炜独特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基础和情感倾向。

　　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我们与远在加拿大的文学评论家、张炜当年的忘年文友赵鹤翔先生跨洋讨论张炜的文学创作，他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龙口见到张炜父母时的印象：父亲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沉默寡言；母亲慈眉善目，谈吐清丽淡雅。赵鹤翔先生记得，母亲一边说着张炜小时候读书的事，一边还从窗台下和床底下拖出两个纸板箱子，里面装满了张炜用钢笔写下的手稿，字迹密密麻麻。赵鹤翔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末他再去龙口时，张炜的父亲已经去世。张炜母亲2019年8月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当年“谈吐清丽淡雅”的老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人间风雨。她能培养出张炜这样一个作家，应该也是含笑无悔的。

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特殊岁月。在那样一个时代，张炜的外祖父和父亲两家人都经历了难以预料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之苦。父亲后来与母亲走到一起，算是获得了暂时的安稳。但随着外祖父被暗杀，诊所大院也就渐渐冷落下来。他们一家在龙口小城难以立足，就委托外祖父的一位故旧在海边买了一块荒地，举家迁往那里。

　　他们一家迁入海边丛林的时间，是1948年或1949年，是张炜出生前七八年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应当是相当严峻的，他们最后落脚的海滨丛林，实际上就是一片荒野。林海茫茫，荒草丛生，野兽出没，无助孤单，但也只有这里才可以让他们获得短暂的休养生息。他们就在这片荒原林子里扎下根来，依靠外祖父故旧事先搭建的几间小泥屋，暂且遮风避雨；植树种果，开荒种地，艰难生存。他们是这片林子里唯一的人家。

　　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随后就建起了国营园艺场，他们一家辛苦栽植的小果园被划入了园艺场中，成了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父亲在动荡岁月里蒙冤受难，被迫前往南山水利工地，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小果园被吞并，又失去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更加让人窘迫的是，被占去了小果园的一家人，却不能成为这个园艺场的一分子。母亲只被安排了一个园艺场临时工，一般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家里只剩下外祖母照看家庭和孩子。

　　那个南山水利工地，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建的烟台王屋山区大型水利综合工程，包括修建王屋水库和修路、开渠、钻打山洞等各项配套项目。整个工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告结束。

　　这就是张炜出生前的基本家庭状况。这样一家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他们早已被迫离开城市，失去了城市居民的资格；辛辛苦苦建起的小果园被强占，却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园艺场工人身份；因为住处不靠近哪一个村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落入了时代的缝隙之中。

　　张炜后来回忆：“我一睁眼就是这样的环境：到处是树、野兽，是荒原一片，大海，只很少看到人。父亲长年在南部山区的水利工地，母亲去园艺场打工。我的大多数时间与外祖母在一起。满头白发的外祖母领着我在林子里，或者我一个人跑开，去林子的某个角落。我就这样长大，直到上学。”这是一个在时代缝隙里长大的孩子独有的生活轨迹。

三

　　这种模糊身份，必然影响到一个孩子的心态，让他产生一种不踏实、不稳定的漂泊感，一种孤独感和疏离感。随着张炜一点点长大，他会慢慢知道自己家庭的与众不同，知道因为父亲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和麻烦，并因之产生一种牢固的童年经验，深藏于心，影响终生。

　　于是，他只能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那就是在外祖母、母亲和姐姐那里获得知识与温暖，在自然万物之中寻找理解和同情。因为他除了自然和书本，几乎没有多少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他得到更多的是冷眼、歧视、蛮横和霸道。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对温暖、美好情感的热情赞颂和强烈渴望，与自然万物的情同手足、互爱交融，以及对人间丑恶的强烈义愤、绝不宽容，都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他甚至认为，动物比人更可靠、更容易亲近，自然世界比人类世界更让人轻松愉快。

张炜后来曾经写出了一些被认为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甚至环保文学的作品，我们结合他的童年生活经历就会知道，这样理解显然失之浅显了。因为这对他来说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一种从小就形成的情感倾向。张炜曾说：“‘自然生态环保文学’这个概念，我几乎没有想过。因为文学在我这里就是文学，它们不会从题材上区分得这么清楚。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诗意。是社会的不公平，苦难和爱情，是这些。”

他对自己的童年经历，也没有什么抱怨和不满，甚至还从中发现了一些难得的好处。后来，他在回顾总结了诸多中外作家痛苦的童年生活经历后，充满感慨地写道：“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了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在这方面，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张炜甚至认为，这种“疏离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他借苏东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说明“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看来，一个人的童年是幸还是不幸，得看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张炜来说，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童年又是幸运的。

四

　　张炜一家辗转来到海边林子里时，栖霞老家还有他的叔父和别的一些亲人。在他出生之前，叔父曾经来过这片林子，来过他们家。这是后来外祖母告诉他的。“那时她说有一个大果园，一角上有三五棵梨树和桃树被流沙埋住了，就由我从山里来的年轻的叔父用筐子将它们一点点提走，解放出一棵棵的果树来。后来又淤塞了，叔父又从南山赶来，再一次把它们提走……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那时，他的父亲不在家，叔父就抽空赶来帮忙干些重体力活了。叔父到这里要翻过横亘在龙口和栖霞之间的高山，要走很长的路，但不论多高的山、多长的路，都割断不了血脉和亲情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见过叔父年轻时的样子，但从外祖母的口气里，他听出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后来张炜在中篇小说《黄沙》里塑造了一个“坷垃叔”，一张口便是“它们淤满了，我就把它们再提走。我使的是土筐，一筐一筐把它们提走了……。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点叔父的影子。

　　张炜长大以后，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所迫，被父母送到栖霞老家投奔叔父。但在海边丛林中长大的张炜，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在叔父家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开始了在胶东半岛上的游荡生活。张炜对栖霞老家的记忆是模糊的，但因是祖根所在，又一直无法忘怀。

　　在张炜的寓所里，有一幅大大的彩照。照片近前是水湾、大树和丛生的灌木，后面是天空，是满天彩霞。彩霞倒映在一湾碧水之上，上下天光，异彩纷呈。中间是凸起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峰顶又再凸起，的确有点蚕茧的样子。这便是张炜老家的蚕山。张炜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经常要向造访的朋友介绍一番。他内心深处那种“祖根”意识，应该是持久、强大的。我们看看一些关于他的介绍，也常常写着“山东栖霞人，生于龙口”。老家栖霞，后来也与父亲劳动的龙口南部山区连为一体，构成了他文学作品中“南山叙事”的主要地理空间。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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