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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孕育了特有的水上民俗风情
何永年
京杭大运河在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同时，也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系在一起。随着人流、物流南上北下，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大运河在便利交通运输的同时，也孕育了运河两岸特有的民情风俗。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一代又一代地在运河上劳作、生息，形成了运河沿岸特殊的生产、生活、婚庆、节庆习俗，既反映了运河两岸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又寄托了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大运河水是流动的，往来于运河上的人们也多是四方杂处，民俗风情各异。
缘水而成的民俗
世代以捕鱼行船为业，整日生活在船只水面之上的渔家、船民，因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差异，自然形成了与岸上居民不同的的风俗习惯。
生产习俗。
淮安的运河船家、渔民在其行船、捕鱼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习俗：“交船头”、“汛前宴”、“满载会”等。新造的船只投产前，要举行下水仪式，俗称“交船头”，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为船家一大喜事。鱼汛前，渔户备好渔具后，各船户主和捕鱼主要劳力在一起聚餐，同时分析鱼情，商讨生产计划，交流作业方法，为预祝丰收，彼此推杯换盏，一醉方休，称为“汛前宴”。此外，渔家在春汛前还要做“满载会”，船上扯起白脚旗，船老大穿起长袍、马褂，上香参拜“龙王”，僮子（神汉）拉长声音高喊“满载而归罗！”。
交易习俗。
渔民捕鱼归来，同鱼贩交易时，双方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渔家捕获甚丰，有鱼可卖时，并不要大声吆喝叫卖，而是用篙杆挑起一件衣服俗称“物子”，竖在船头，表示有鱼要卖；鱼贩需要买鱼时，则在船头挑起一底朝下的篮子作“物子”，篮底朝下空着，表示要买鱼，以招徕渔家。如渔家要卖掉渔船，便在河边湖中摘取芦荻之类的草秆，在秆顶编起一个多角形的草圈，置于船头，买家便可找船主洽谈购买事宜。
生活习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渔家终日穿行于运河中，日常饮食的菜肴以鱼为主，便创制了独特的吃鱼方法。渔民一条鱼三口就能吃净；更有甚者，一条完整的小鱼入口，随着嘴的蠕动，一眨眼工夫就能将鱼肉咂尽，一根一根的鱼刺从嘴角顺出。淮安渔民至今流传不少吃鱼的顺口溜，如：“春鲫夏鲤秋鳜冬鳊”；“冬吃头，夏吃尾，春秋两季吃划水”；“鲢子头，鲤鱼腰，青鱼尾巴耍大刀”；“戈子肚，厚子头，鳊鱼肚皮一馏油”等。
语言习俗。
渔民、船民终年生活在水上，风险大，灾难多，为了图吉利，尽量避免说灾难方面的谐音词语，慢慢形成了语言禁忌。例如，“帆”与翻船“翻”同音，便称“帆”为“篷”；鱼吃了半边，要将另一半翻过来吃时，不能说翻，而是说“转个向”、“调个樯”、“正过来”、“夹过来”；盛饭的“盛”与“沉”同音，改叫“装饭”，姓陈的称为“掂不动”，等等。
婚庆习俗。
船民严格遵守封建礼教，严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被视为“先勾后嫁”，娘婆二家都会因此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男女提亲， 即请算命先生算算二人属相是否般配，称为“合八字”，双方属相要相配，即选定双头日子，媒人带着男方书字，带几套衣服，上放两盆万年青，万年青盆上插小红旗(意为两家万年相亲)。同时，带着米面碗、茶叶等到女方船上，交换书字，称为“过书字”，即选定黄道吉日为结婚日子。结婚这一天，男方船在上水，女方船在下水。早晨，男方用轿划子去接亲，媒人做男方全权代表。新娘坐上轿划子，身后竖放一个筛子，筛子中放一面镜子，称“背镜”(照妖镜)，意为避邪。临行，娘家放送亲炮。新娘轿划子到婆家船，婆家放炮、敲锣打鼓迎接。还兴捉弄老公公，老公公必须在闹房前趁早躲开，否则，被闹房人抓住，则脸抹锅灰，身背纤板拉着新儿媳满船跑。船上由于运输忙，新娘不能及时回娘家，这样，新娘只能在婆家船上呆着，也不能上其他亲戚船或邻船。
节庆习俗。
渔家、船家，以及傍河而居的人家，在沿袭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保留传统的娱乐活动的同时，在一些娱乐活动中增加了具有运河文化特色的花样。
元宵节舞龙灯时，运河地区的龙灯与陆路略有不同。清末、民国期间淮安龙灯会中一度出现蓝色双龙，因为蓝色龙身代表“水”。元宵节时，沿大运河曾有过20多米长的庞然大物，连载于五六小船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蔚为壮观，穿桥过闸，沿运河缓缓而行，风光无限，吸引两岸人们驻足观看。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娱乐项目，而运河赛龙舟自成特色。解放前，淮安流行运河闹龙舟，端午节午后，船家驾驶装饰成龙的渔船到洪门外龙王庙烧香敬神之后，驶往闸口大塘。闹龙舟分为“丢标”、“枪标”和“捞标”三个环节：“丢标”人将活鸭、洋钱、鸭蛋壳等“标物”投入水中，“抢标”水手下水争抢、捞摸 ，水手一旦得“标”，船上人员即举起彩旗，以示祝贺。同时，得“标”水手需到“丢标”人面前道喜，才能得到茶食、水果或衣物等奖赏。现时的赛龙舟虽然形式有异，但规模庞大，水手服饰划一，龙舟色彩艳丽，以竞速为主要活动内容，两岸观众人山人海。
此外，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里运河沿线，特别在大闸口原轮船码头处放河灯，沿袭了旧时习俗，增加了节日氛围。运河沿线的通州、天津、德州、滕州、无锡等地至今仍保存这一习俗。
七月十五是民间传统所谓的“鬼节”，又叫中元节。放河灯是一种精神寄托，既是表示对亡人的怀念，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祈福，祈福风调雨顺、打渔满仓、过闸顺利、全家平安。河灯是用芦苇蔑、油纸或蜡纸做成的荷花灯，灯的中间插上“小牙烛”，点着后再把荷花灯放到河里，任其向前漂流，带着人们的虔诚照亮了河面，照亮了清江大闸，藉此满足人们善良的心愿。
运河地区还有与漕运相关的仪式及娱乐活动，如通州的“开漕节”。开漕节定在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由京城负责漕运的官员在通州北门外运河码头主持，当地官员和北关码头的主事人都要参加。从南方驶来的数以百计官商船只依次停泊码头上，绵延数十里，十分壮观。两岸则挤满脚夫、车夫、搬运工及前来凑热闹的民众，异常热闹。仪式开始时，点燃挂在岸边脚手架上的“万头鞭”，鞭炮响后，开始花会表演即“起会”，有高跷、开路狮子、花钹大鼓、中幡、旱船、竹马等表演，自北门外码头开始，沿运河西岸往南至小圣庙止，在河神庙进完香，整个仪式结束。“开漕节”原是由官府主持的颇为严肃的祭祀河神的仪式，后来演变成运河人家的娱乐节日。
应水而生的信仰
生活在大运河两岸的人们，既享受运河舟楫、水产等种种恩惠，也承受着运河暴虐、泛滥的种种苦难，因此对运河产生了敬畏崇拜。在人们的心目中，河水的柔顺与暴虐均由河神主宰，为了向河神祁福消灾、趋利避害，便有了对河神的种种祭祀活动。对运河的崇拜和有关的神话传说，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淮安运河两岸，明清时期有大王庙二十四座，冠以金龙大王庙之称的就有十八座。随着时光的流逝，城市的变迁，大多数大王庙已不复存在。现在市区有迹可寻的，只有清江大闸东边轮埠路上三处大王庙，它们是金龙大王庙、风湖大王庙、栗大王庙。大王（大音dai），在民间又有“河大王”，“大王爷”等称呼。过往船只路过大王庙，皆要上岸烧香跪拜，祁求平安 。
现轮埠路229号院内（老轮船码头处）的风湖大王庙，现尚存大殿三间，殿门朝北。曾住在该庙附近的丁德海老人讲述，当年，他看到船民进庙祭祀时，僧人手捧一木托盘，盘上复盖一块红布，布上躺着一条红色小蛇，船民随僧人来到河边，将蛇放入河中，蛇游了一会又自动回到僧人脚边，僧人将蛇带回，僧人对船民说，小龙放生后，不愿走，又游回来了，说明你拜神虔诚，今后必有好运。船民听了十分高兴，心理上得到满足。
金龙大王庙内主祭是谢绪。谢绪，南宋人，外族入侵时，十分悲痛，隐居金龙山，元兵入临安，不屈，投江自杀，民间尊为神。
栗大王庙祭祀的是河督栗敏美，现淮安幸存的栗大王庙，大殿保存完好。栗毓美山西浑源县人，曾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山东、河南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做了五年的河官，其间黄河未发生决口。道光帝为其亲作祭文、碑文，并诏令全国建祠修庙，并拜其为河神。
里运河沿岸除上述金龙大王庙，还分布有杯渡庵、既济庵、王公祠、海神庙等等与船民渔民有密切关系的宗教场所。
淮安早年还流传有“千根旗杆”故事。在明清时期，尤其清顺治到同治年间，清江浦水患不断，河水暴涨，河堤决口，船民们不得安宁，整日提心吊胆。如果一年之中平安度过，若干船民便凑在一起平摊出资，树立一根旗杆，表示对神灵的感激，随着时间的推进，旗杆越来越多，达千根。千根旗杆位置就在现市二中老平房宿舍一带，那时清江浦周围为大片沼泽地带，空旷无人居住，船民们便在这里树起了一根根象征平安无事的旗杆。这一故事口口相传，但遗迹荡然无存。
惧水而生的忌讳
“重忌讳”是船民、渔民生活上的一大特色。 卖船，不卖跳板，否则就把自己生财的路子卖掉了。“子孙门”(正中舱门)也不能卖，不然就会无儿无女断了后代。人不能坐在“跳”头上，否则生意受阻不顺利。妇女不能跨船头，认为晦气。买锅，不能空锅上船，要在锅内装上豆腐等东西。买猪头、马桶、铁锅等，不能直接从别人家船上经过，必须在水上漂过去或用自己家的划子划过去。拎油壶上别人的船，意味过湖常遇风暴，出不了湖面，“油”在“湖”里。洗被、套被，不能在别人船上晒、套，“被”谐音“背”，会使人家背时，不走运。大桅杆被称为大将军，不能在大桅杆附近小便。每月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不能动针，认为针是戳财神爷眼睛的东西；剪子是败家的乌龟，每月阴历初六、十六、二十六不能动剪子。把饺子称为“弯弯顺”，面条称为“钱串子”。 雾阴天行船，遇到鲤鱼跳上船头，认为是龙王三太子临船，是吉祥兆头，磕头烧香，并在鲤鱼身上系红绳，按照左舷跳上来右舷放的规矩，把它重新放入水中，谓之“放生”。有的还从集市买活鲤鱼放生。有的船户不吃鲤鱼、黑鱼，船家称黑鱼为“孝鱼”，不仅不食黑鱼，还常用高价买下来放生。小孩从小带着银颈圈，鼻子带“鼻拘子”(金或银的)，意谓将生命套牢。为了保护后代，船上形成一套育儿规则，从小男孩留辫子、留胎毛，直到6岁或12岁时才剃去。小孩3岁时，用红布做成一丈多长的宽布带，称为“龙头带”，一头系在船舱上，一头系在小孩身上，防止掉入水里。四五岁时给小孩背红漆大丫葫芦，并带有响铃，万一掉入水中，可不沉底，便于发现、抢救。逢年遇节，家长常挨船要点米或面，讨一些各色布头，为孩子做“百家饭”、“百家衣”。小孩吃了“百家饭”，穿了“百家衣”，意为百家所养，能够健康长寿。小孩稍有点病，船家多为求神、许愿、“打醋摊”。病重时，小孩母亲在晚间为孩子喊魂。过年生的孩子，称“赶年子”，认为是有福之人。
如有船户犯了“忌”，即被认为关闭了别人的财门、运气，必须由违犯者给“开财门”，即放炮、烧香，或宰杀红公鸡“挂红”。
因水而变的民风
大运河沟通黄、淮、海、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燕赵、齐鲁、荆楚、吴越等不同风俗文化区，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运河沿岸的民俗风情渐渐的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明清时期，伴随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运河两岸城乡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品经济色彩大大加强，反映在民风习尚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随着商品经济在运河区域的普遍发展，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工商文化所吸引，引起价值观念的转变――从“民本商末”、“重义轻义”到“舍本逐末”、“弃义趋利”。如济宁初始“民风朴实”，“农夫稼穑，不习商贾之事”，至乾隆年间，则“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苏州“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褥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君”。运河区域掀起一股崇商重利之风，成为明清运河区域社会风俗变化最为突出的特征。
由于明清漕运兴盛，南北人口流动，物资周转频繁，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运河沿岸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由俭渐奢的风气转变，“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以江南运河沿线的杭州、嘉兴、苏州及扬州等城镇尤甚。扬州两淮盐商“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技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富商士绅豪奢的生活习气，间接推动了社会崇尚奢靡之风的兴起，时人曾有“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感叹。素以勤俭、质朴著称的济宁、张秋、临清等地，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济宁号称“江北小苏州”，临清、张秋也获得“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称誉。而临清自元代开通会通河后，“士女嬉游，故户弄珠玑，家称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
由于千里运河官商船只接踵辐辏，情况复杂，使得镖行兴盛，大量武术技艺高强的走镖者承担着保障货物和人员安全的重任，由此又激发了沿岸的尚武风气。北京是全国镖行的中心，清末北京有八十镖行。人称“大刀王五”的沧州人王正谊，是北京顺源镖局的镖头。沧州是走镖要道，镖行兴盛，“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同遵的常规，由此沧州成为著名的武术之乡。沧州武术还融入舞狮风俗之中，舞狮人一手持绣球，一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是全国舞狮风俗中所不见的。山东运河边的东昌府“其俗刚武尚气力”，“人尚劲捍”，“窦家镖行”在当地独领风骚。
淮安位于石码头街、和平路交叉路口处的“王三盛”骡车厂，便是清末镖行的产物，由河北省沧州王氏二兄弟创办，很有名气，直到解放初才歇业。
(2013年第3期《淮安历史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江苏地方志》)
何永年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