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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故我在（谭清红）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天生就知道女人的美是穿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带回一条蓝花裙子，据说是空投下来的台湾裙。按父母的意思自然是给姐姐穿，因为她穿后我们姊妹三人还可再穿。当年我虽小，但看得出那裙子好看，穿在身上，公主一样。
哭是孩子最好的武器。“我也要!”我双手抓住裙子不放，并失声大哭起来，两个妹妹也跟着我大哭:“要，要……”
“好好好，轮着穿，每人穿一天……”父母妥协了。“台湾裙”已如流星坠人了时间的尘埃。走过童年和少年，我没有光亮衣裙，直到我做新娘穿嫁衣时才感觉做了一回自己。那时已走出军装年代，时尚服饰渐渐走入生活。因为做新娘，我购买了当时流行的中国红金丝绒面料，挑选了心仪已久的款式，请来了本市最好的裁缝为我贴身裁剪。我终于穿上了新装，穿上了那欧式紧身、垂感极好的多摆裙，旋转在一生最瞩目的舞台，成了最亮丽的新娘。照相馆师傅为我拍样照，文人为我特写《红裙子》，于是，多年的自卑感烟消云散，原来我也如此多娇啊!从此，我有了做漂亮女人的自信。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以后，我也随即“南下”寻找春天。那时，商店可以随心所欲挑选适合自己的服装了。暗香盈袖的知性装，绿肥红瘦的晚装，闲花淡淡的休闲装，裁云拈霞的时尚装，粗犷野性的运动猎装，不同场合我穿不同服饰，我穿不同的服饰装扮每一天心情，把美丽、智慧、创意穿出来，把生活品质与对生活的热爱穿出来。我时尚地展现自己，落落大方，养他人眼，养自己心。
黄永玉大师说，把衣服穿好是一种天分。我的这份天分让我脱颖而出。渐渐地，我的衣着与打扮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渐渐地，我的灿烂与自信成为一道让人惊羡的“风景”。我办起事来一路顺畅，公司也越办越好了，我真是找到了做女人的惬意！我感叹，美的衣服是件艺术品，女人永远不会拒绝艺术；我深信，女人衣柜永远少一件，最美的衣服总是下一件，就像贝利追求最得意的下一个球一样。
后来，我因故又回到内地某大型国企上班，上班不可以穿裙子，穿得灰头土脑才是“干部”模样。我一时感到茫然，只感觉精彩的人生轨迹抹上了灰暗的色调。多少次，看到爱美的女同事，身着工装，上面翻出漂亮的领子，下面露出时尚的外衣，长袍短套地穿着，工装时装滑稽地套着，我心里就升腾起一种嘶叫，这样的着装要求是否是对人性的扭曲？多少次，我走在繁华大街，逛琳琅满目的衣店，欣喜地试穿，又黯然地收放。我告诫自己，算了，忘了这件作品吧!
有一次，一位广东朋友出差到了湘潭，我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径直到了他下榻的五星级宾馆吃午餐。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到我们公司来吧!”我当然知道他的“所指”。虽然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以貌取人，以衣取人，可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被衣着所左右，你又奈其何？衣服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认知，正如一个人喜欢听的音乐或喜欢看的书一样，体现着一个人的个性、观点、生活方式。服装就有那么一种温和而强大的力量!
我没去他们公司，但我试图寻找机会改变公司这种文化环境。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我做了企业文化部部长。服装是企业形象的体现，女人是企业形象的亮点，我旁征博引，从舜时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说起，到现代企业如何统一服饰做VI，建议制作工人工作服和机关人员职业装。请示领导们时，都说好，但方案最终流产，理由是机关领导要和工人平等地保持一致——虽然众所周知，平等是法律上的概念，一套衣服永远不能抹平人的岗位性质差异。我有些郁闷，为什么稍稍做点形象就变得如此窘迫不安了呢？如果形象的外在与人性的内在总是矛盾，那么又如何能问津人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自身健全?!
于是，我又建议，接待客人，盛会出席，总要有公司另外一种形象，或者多添一套迎宾西装，自己掏部分人民币变不公平为公平。结果，建议被长时间挂在历史的长辫子中，直至挣扎了十五年后松“辫”方得以实现。
我穿故我在。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其实往往自带思想独立的光环，比如当今风靡的旗袍之袍，更是新潮女子们打破自汉代起汉族女性“上衣下裳”礼教要求，是与男人一样穿袍，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追求个性，追求时尚和品位，在穿着中找到自我，是现代女性的标签。现代人更需要诗意的生活态度。我想，惬意地时宜地穿着，穿出对生活的追求，穿出思想的解放，穿出生命的激情，穿出时代的潮流，也穿出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应该是现代职业女性的境界。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服饰，当然包括现代职业女性装也会变。我相信，美是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