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品误读之十三:知识与理性
李恒昌

【本文原发江苏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评论》一书,曾获第八届中国铁路文学奖。】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王小波进一步解释道: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按照王小波的认识,对照中国古代历史,至少以下年代不应该归之于理智的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年代;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为由,大搞文字狱的年代。之所以说他们是不理智的年代,不仅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行为超出常规,极不理智;也不仅仅因为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伤害;更因为不理智的举动,最终害了自己。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对照中国当代史,不理智的年代也很多。亩产过万斤,大跃进的年代,不应该是理智的年代;人人搞“揭批查”,个个跳“忠字舞”的年代,不应该算是理智的年代;大街小巷练香功,摇呼啦圈的年代,不应该算是理智的年代;人人唱“跟着感觉走”,“何不潇洒走一回”的年代,不应该算是理智的年代……
那么,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不理智的年代呢?王小波给出的答案是:不理智的年代给知识分子造成极大伤害。个人看来,这还不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是:知识分子作为最有理智的人,面对不理智的年代,只能感叹和无奈,有的人甚至参与其中。
世上任何不理智的运动都是由人发动和操纵,不理智的年代也不例外。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不怕被打被杀,怕的是不讲道理。反过来讲,如果能够讲清道理,也就不会有“不理智”的年代或事情发生。这样的个案,历史上也曾发生过。
一千七百年前,在王宫里理性与非理性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曹操的长子曹丕,怕弟弟曹植与其争权,向其发难。曹丕手持利剑,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杀头。面对权力的威逼,面对曹丕的不理智,曹植发挥自己饱读诗书的优势,他从容吟道:“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听了这充满理性的诗,曹丕惭愧地低下了高傲的头,也自然把早已出鞘的剑收了起来。
这是一次理性战胜非理性的个案。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积极的结论。不理智的年代和不理智的人固然令知识分子害怕。但是知识者也不应向非理性屈服,更不应该自身也变得不理智,而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肩负起导向理性的责任。即使不成功,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就像马寅初、顾准、王小波一样。

作者简介:李恒昌,铁道战备舟桥处党委书记,济南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1980年开始创作,先后出版文学作品12部。近年创作完成并陆续出版王蒙、莫言、铁凝、张炜、赵德发、残雪、桑恒昌、王雄等当代作家系列评传,主持创作大型组诗《在广袤的大地上:中国高铁之诗》《泉城九歌:济南之诗》和报告文《1976:铁血舟桥》等。曾获第八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和第八届中国铁路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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