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焕

★难忘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

想起母亲，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那双慈祥而深沉的眼睛。

记得第一次看见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是在上高中时。我的老家在关中北塬上，一个很穷的地方。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有两个老人，无任何经济来源，全凭父母在生产队上挣工分养活一大家人。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是队上的贫困户，父母辛苦劳动一年，到时一折算，一分钱没挣来，还欠队上一屁股账。家里的开销，仅靠从鸡屁股掏点，或喂个猪一年后养肥变卖了，得点钱，把一些借下的烂账还了，所剩没几个。有时窟窿大了还不够。记得小时，因缴不起学费，我没法去上学，后在我十岁时，母亲跑亲戚，求门子叔伯，硬凑了点钱，才免强上了学。谁想第二年，因一直没钱缴学费，几次上课，我被老师从教室叫出来，让回家去取学费。自然还是扑空，直到下学期快开学时才补齐。有一学期实在没法，找村上，找镇上，求了一大圈，开了个证明，才将那年的学费免掉。

有一年快过春节时，村上杀猪给各家分肉，现场叫名字，叫到的人家，上前领肉。我在分肉现场坐了一天，也没听见叫到我家。第二天又坐到下午，还是没有。村上别人家燣开臊子，孩子拿着肉夹馍满街跑，我家迟迟分不到肉。一问才知，我家是“短款户”，欠队上钱多，不给分肉。晚上，等到半夜，母亲才从村上开会回来。原来村上把“短款户”召在一起训话，让想办法还队上欠款。有在外工作的人家还能还上，我家没办法，只好推到下一年继续用劳动工分抵还。记得那年我初中刚上完，马上要上高中，看到家里这种情况，产生不想上学的念头。当时，做为长子的我，觉得父母太辛苦，家里缺劳动力，我可以挣点工分，补补家里。再说，那个年代上学，也感到没啥用，毕业后还是回家务农，上不上都一样。过了年，我给母亲说出我的想法。那天母亲正坐在家里那台老织布机上“哐哧、噌哧”的织着布，一听我的话，母亲手里拿的木梭“哐当“一声，带着一丝白线，滚到地上。她低着的头猛然抬起，转过来，嘴角还挂着白线头，两个眼睛盯着我看。我以前看到母亲的都是慈祥欢笑快乐的笑容，从来还没看见过母亲这么深沉的脸孔。母亲盯着我看了半天，没有言語，坐在布机上也没起来，只是用手把嘴角的线抹去，把头上的头发向后搂了搂，侧身从地上弯腰拣起掉落的木梭，在胸前衣服上噌了噌，蹬起脚下的踏板，“哐哧、噌哧”的又织起布来。织了没几下，布机又停下，母亲的头又一次抬起，直直地望着布架，连连问道：“你给我说，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母亲没有看我，眼泪无声地流出来。她也没顾去擦。见我没吭声，母亲又搬动起胸前的织布柽子，踩动起布机，双手一左一右，把飞出的木梭分别接住，又原路送回，头左右摆着，眼睛跟着穿行的木梭忽左忽右，没再说一句话，也没看我一眼。从母亲眼里的余光中，我看到了母亲心里很不高兴，一直生着气。我心里有点害怕，感受到了母亲的威严和那种怨愤。从那以后，母亲也没再问我，我也没再敢提不上学的事。春季开学报名时，母亲早早把学费凑齐，送我时说：“不管干什么，我娃要先把书念完。家里再穷，父母再苦再累，也不差你那点力量。”

第二次看见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是参加工作后想辞职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有上万人的大型国营企业工作。我因喜欢写作，常有一些“豆腐块”发表在报纸上，时间不长，被调到了企业宣传部。那时年轻气盛，不怕吃苦，工作很是卖力，编厂报、办简报、搞信息，到基层办班讲课培训，写的企业宣传多次出现在报刊上，提高了企业声誉。但因为不会打理人和事，遭遇许多非议。连续十多年原地踏步。因整天埋头写稿，别人说是为挣稿费，写稿引起对号入座，大会点名，小会批评，泼冷水、放冷箭者不少。曾因一篇人才方面的调查稿子见报，向我问罪，动用几辆车，浩浩荡荡开进报社，让登报更正，并开专题会讨论把我从部门赶到车间劳动去。

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郁闷烦躁，总有一种失落感，常常不自觉的生出许多悲凉来。几次生出想调走或辞职的想法。一个周末，我回到乡下的老家。母亲知道我的事后，一直没说啥，只是给我做了一大堆我爱吃的。并把我带到地里，让我帮她干点活。离开时，母亲把我送到村口路边，眼睛静静地望着我，很认真地说：“回去后，心放在工作上，该干啥干啥去。孩子小，甭乱折腾。世上事不见得都让人心寒，再冰的石头如果用心去暖，也会捂热。就像烧炕，照住一个炕眼门烧，炕一定会热的。不要吃了五谷想六谷，弄不好会咕咕咕，打空鸣。”那次，我坐车上走出很远，回头，看见母亲还站在村口，远远向我这边张望。

第三次看见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是我当上单位中层干部不久。2000年初，我被提拔当上单位一个部门领导，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在一个大礼拜天，从乡下大老远坐车到我这里。当时我与孩子在单位住，妻子在西安工作，周末才能回来。过去每次母亲到来，让我每天都能吃上现成可口的饭菜，可自从我提干后，经常外面来人，要参加一些应酬，回家吃饭相对少了。有时母亲都做好了，但下班时朋友叫，推不过只好跟着去，结果饭做多了，吃不完，倒了母亲觉可惜，就给自己留着，这样下来，搞的母亲常常吃剩饭。有天晚上，我在外面喝酒很晚才回去。打开门时，发现母亲还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见到我后，母亲没言语，我还以为母亲又为我在外面喝酒生气。我笑着安慰，赔好话。过后，母亲睡是睡了，但我听到母亲不时翻着身，好像在屋里走动，我过去问母亲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母亲只说好着呢，说我忙一天了，让我赶紧去睡，明天还上班呢。翌日，醒来时，母亲已把早饭做好，摆在饭桌上等我。上班后，我安排完工作，参加了一个会议后，抽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没想母亲听到是我声音，叫我回去有事。我以为母亲病了，急急赶回，听到我开门，母亲从屋里出来，见了我，眼睛盯着我，显得有点陌生。我这才看见母亲深陷的眼眶里，一双眼睛红红的，像一晚上没睡好。我赶紧上前扶住母亲胳膊，问母亲怎么啦？母亲说没啥病，好着呢。说着顺势坐在沙发上，拍了拍沙发，让我也坐在她的旁边。还没等我坐下，这时家里的坐机急促地响起来。我过去拿起话筒，还没等我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要找她老公。我说打错了。就把电话扣了。刚一转身，电话又响了，拿起，听时还是刚才那个女人，我没好气地说，打错了。对方却说没打错，就是这个电话，她以前打的就是这个电话。我问她男人是谁？当对方说出来时，我这才反应过来，对着话筒说道：“你所说的人已退休了。”重新放下电话后，扭头看见母亲的眼睛一直没离开我，我就知道母亲要问啥。原来单位对中层以上干部都配备的公用座机，人员变动，各部门座机号不变，家里这个座机，是原来部门主任用过的，退休后单位收回，又给我安装使用。那个女人，年轻时与原主任初恋过，后婚姻不幸，经常给原主任打这个电话，严重影响到原主任的生活，为这事，单位公安科还多次找过这女人谈过话。我挨着母亲坐下，给母亲把这事前前后后的说了一遍，看母亲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就直接打电话，把公安科具体办这事的两个民警叫来，当面给母亲又做了证实。母亲这才说她也接到这个女人的电话，着实把她吓了一大跳。过后，母亲很深沉地望了我好一会儿才说：“绳从细处容易夯断，人在油处容易滑倒，干啥事都要留个意，不要认为人不知、鬼不觉，三尺顶上有神灵。”母亲还说不盼我有多大出息，有多大能耐，只盼我平平安安。如果要孝顺她，就不要干些让她胆战心惊的事，只要当个好官，就是最大的孝顺。

如今，母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但母亲时时在梦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在我的眼前，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清明节来了，大弟从老年打来电话，说家里已提前把坟上了，让我不要操心，不要回去了，因为上坟不上第二次。我一听，心里有一种失落。唯有思念，唯有思念，悠悠不断，飞向故乡，飞向母亲的身旁。我脚下的路还很长，但我会走得执着，走得平稳，因为我知道，母亲那双深沉的眼睛在看着我，在默默地给我导航。

作者简介：

刘新焕，笔名：刘新。党员，正高级政工师。为陕西省总工会工运理论特约研究员、陕西省企业报新闻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协会员。与别人合著《此情谁知晓》。在全国、省、市各种征文中共有53篇论文和30多篇小说、散文、杂文及新闻稿件获奖。作品散见于《中华散文》《中国作家》《延河》《中国青年》《西北作家》《齐鲁文学》《三秦文学》《西北 大秦文学》《陕西文谭》《大河文学》《秦岭文学》《陕西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