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求学随笔(三下)
——高中(1983—1986)
彭 彬

(网络图片)
高二、高三班主任也是教英语的,姓刘。写到这儿,有点匪夷所思了,初中三个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那时讨厌学英语;高中的两个班主任都摇身变成教英语的,好像专找我的软肋下手,英语可是功夫活,成绩想上个台阶得脱几层皮。诚然,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语越来越稀缺,地位也水涨船高了!
刘老师爱运动,对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比赛就很重视。喜欢排球、篮球的同学不少,打起比赛来热火朝天的,我只能当观众加油的份。那时的我们集体荣誉感很强,对打的好立了大功的同学,很是高看,啦啦队也卖力得很。刘老师足球踢的好,班上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受其影响也都喜欢上了足球。他在大学校队司职后卫,所以对踢同样位置的AC米兰足球队队长巴雷西青睐有加,艳羡他的闻名于世的一脚长传。周末他还组织过班上内部比赛,当过裁判,也上场客串过后卫。上晚自习,如果昨天他刚好欣赏了一场精彩足球赛,会意犹未尽地评价一番,也算放松活跃班上气氛。 临近市政府的西南边有个带草坪的标准足球场,想打比赛就去那儿,场地有时还挺紧张需要抢呢。
八四年秋天,学校热烈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举办了不少校庆活动。每个人都发了校服、校徽。校服是秋装,淡卡其色,类似列宁装,我穿了好多年。校徽简单明了,底白色长条铝片,上嵌“随州市第一中学”几个蓝色楷书文字。学校也是旧貌换新颜,所有的建筑都换了新装,该刷白的刷白,改刷彩色的刷彩色;并专门在中心马路的偏东头,修建了假山、瀑布和喷泉,成了最耀眼的景观,毕业时我和不少同学还在假山上合影留念呢。当时请来了大翻译家和文学家叶君健先生作演讲,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三十年代在学校教过书。在实验楼专门腾出几间房间作展览厅,介绍校史和知名校友等,活动结束又恢复成实验室了。
八五年五?四青年节,学校开庆祝大会,拟定有新团员宣誓仪式,团委书记通知我做好准备。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雷鸣电闪,狂风大作,突降倾盆大雨,只好提前散会,酝酿好的激情澎湃也没来得及抛头露脸。之后再也没有团员活动,也没有谁收过团费,我一直蒙在鼓里,怀疑到底拿到团票没有。直到上了大学,1986年国庆节,班上团委组织团员爬歌乐山参观渣滓洞,我忐忑不安担心没有资格去,还专门询问了辅导员。这才确认,早已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只会读书打球过循规蹈矩的生活。班上有位同学,特立独行,他二年级成绩还很好,总分考过班上第一。后来迷上了穿牛仔裤、跳迪斯科、滑旱冰,一到周末就销声匿迹,平时在寝室也经常情不自禁地扭胯摆腿。爱看但丁和尼采的书,酷爱写诗,经常晚上熄灯后在被子里用手电照着写,白天在宿舍里冷不丁抑扬顿挫地朗诵一番。猜想是朦胧诗,咱半懂不懂的,只能呆呆地看着听着。我平时一直穿母亲做的千层布鞋,他却穿带铁掌的皮鞋,头发用摩丝整得光亮有型,潇洒时尚。我只有仰望的份,不太理解他,瞎猜他有城镇户口,对考大学不太在乎。
一天晚自习,他姗姗来迟,脚下铁掌“咚咚”有声提醒着所有人,高昂着头不急不缓地走过讲台,桀骜不驯舍我其谁的模样。刘老师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看见你样儿我就来气,怎么回事?你……”。这“你”音颤颤的,还拖得老长,他被这晴空霹雳震懵圈了,尴尬作答迟到的缘由。下自习后,他把我喊到操场上,夸我单纯坦荡直率,恳请我指出他的毛病,说他会感谢我一辈子的。“责善,朋友之道”,顺杆爬我是无师自通,实话实说“给人感觉太高傲了”。因为这句话我俩成了好朋友,高中毕业没几天,他专门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谢意。荷尔蒙分泌太旺盛是有代价的,他高考不理想,再复读一年,凭特高分去同济大学读工民建了,还是牛人。
那时家里要同时供应我和三姐上学,虽全家族都出力出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二姐八四年出嫁后,按六个人头分来的田地只有父母俩耕作,十分辛苦。寒暑假我和三姐帮家里干活,就义不容辞了。最不爱干的活,是在毒辣辣的日晒底下,去稻田里拔稗子,太费力不说,脸还时常被稻子穗或叶刷来刷去,痒痒的还过敏;去密不透风的棉花地里摘棉花也是受罪,既憋又闷还热。干得最多的也是最喜欢干的,就是笔杆换成鞭杆——放牛,或者换成钓(提)鱼竿——钓(提)鱼。
家有三头黄牛,老点的叫“老憨伴”,毛发黄白色,性子慢步子也慢,尝试欺负它一次,偷袭骑在它背上,结果狂奔起来把我摔在地上。也有愉快的记忆,就是耙地,父亲在前面牵着“老憨伴”拉着耙,我蹲在耙上,手握耙齿,当那块压耙的“石头”,吮吸着新翻土地的清香。年纪正当年的,绰号“二溜子”,斑马状的皮毛,只是颜色换成红黑,如同AC米兰军团队服。头上没角,力大惊人,速度奇快,狐狸般狡猾。干活就指望这一慢一快、一老一壮了。未成年的那头有点残疾,是爸图便宜买回来的,打算长大点再卖掉赚点差价。
一次放牛,看书太投入,等我缓过神来,“二溜子”不见了,翻过山脊才找到它。一袋烟功夫,它已经把我家半亩地的棉花树苗吃了大半,满地的牛脚印。我回家不敢吱声,第二天母亲去地里给棉花枝断头时看到这一幕,回到家里肺都气炸了,问我看见没有,谁家的牛吃的。幸好昨夜大雨,牛的脚印都冲刷模糊了,母亲想在村里找到肇事牛的主人,或者大骂一场解解气,被我拼命拉住,好说歹说地安抚。那年雨水太多了,连绵不断地下,一段时间后牛没吃过的棉花树都长疯了,颜色青绿,但棉桃结的特别少;被牛吃过的棉花树,颜色墨绿,棉桃像编辫子似的,一个紧挨一个压弯了树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块地里两种风景,反差太大了,母亲喜出望外,说亏了牛吃了大半,否则整块地的棉花树都只能当棉柴烧了。我这才美滋滋地告诉她实情,害得母亲哭笑不得。
父亲爱吃鱼,就动脑筋捉鱼。他自制提鱼的网,用细尼龙线织六十厘米见方的一张网,四角用两根竹片交叉撑起,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大概八十厘米高度。用时在网中间系上鱼饵和石块,用长木棍子把打开的提网放到堰塘水不太深的地方,要把竹片顶部露出水面才行。鱼饵一般用油炸过的馒头条,石块是用作坠网到水底的。家里有十几张提网,我一般都是绕堰塘放一大圈。村子附近的几个堰塘,一天换一个,一般一个多小时就能捞来三四斤小鱼小虾,吃不完就腌起来晒干吃。我的钓鱼技术也是可以的,关键是看“风水”选“码头”,就是确定位置,用竹竿抛线,蚯蚓当鱼饵,一早上也能吊十几条小鲫鱼,最多时同时守三条竿。一条大点的鲫鱼,用辣椒煎炒,味道鲜美,可以吃下一碗米饭的。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流口水,野生鲫鱼太稀罕了!
高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就开始了残酷的预选。预选前,流行互相送黑白的证件照片,粘在一个笔记本上,让照片上的人给自己写留言。记得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我的理想:与science恋爱,孕育二十一世纪的新婴”,那时觉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漏洞需要完善,立志去搞理论物理,实在够狂的,好笑至极。班上六位女生,平时羞于跟她们说话,两年加起来也凑不齐十句。为了找女同学要照片,心嗵嗵的跳、脸憋得通红、话也不连贯。她们的留言倒是丰富,这几天发到同学群里,都成了纪念的信物了。看来同学情谊不仅在乎当时的交情,而更在乎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时光。后来一对同学牵手成了夫妻,我很是意外,料想别人早就春心荡漾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自己不谙世事不解风情罢了。
预选之后,班上又进了不少复读生,教室塞得满满的,好像七十多人了。我预选考得很好,班上第二名,全校第七名。班主任鼓励我,保持这个成绩,上海交通大学没问题。
之后不久,祸从天降。吃饭喝水都吐,胃口全无,脸色蜡黄,一周下来人像霜打的茄子,没半点精气神,人也瘦脱了形。到人民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黄疸肝炎,必须住院治疗。为了省钱,我在大街上的中医摊上看中医,说肝火太旺快掀开锅盖了,必须泄火。我对“望闻问切”信服得很,最后花小钱买了三副中药,坐公共汽车到大姐家吃了一顿中饭。由于不知道能传染,没分开碗筷,多天以后才知道外甥外甥女都被传染了。下午赶到兴隆二哥家,他们懂得这病传染,单碗单筷加公用筷。三副中药吃完,精气神有了,胃口也大开,二嫂还专门买来老母鸡给我补身子。又在兴隆卫生院打了十天吊瓶,指标都恢复正常了才返回学校。从得病到治愈,折腾了二十多天。
高考前一个月,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进行着,班主任也经常在教室里聊聊马拉多纳、普拉蒂尼等球星的临场发挥和赛况进展。考前一周,半决赛决赛刺刀见红地争得死去活来,本来前面的比赛晚上在校内实验室里偷着看,结果被领导发现,大发雷霆。看球心齐,我和班上几个球迷一起,半夜三更翻墙跳出校门,到市政府找电视看球。大门进不去,院墙是一条条竖着的水泥预制板,板板间距刚好能让苗条的我们侧身穿过。寻着房间里的灯光,爬上大厦三楼,才遇到在办公室孤独看球的知音,惊喜都写在脸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都是在那间办公室解决的。那时的办事员,现在改口公务员了,真心不错,可能是对一中学生高看一眼吧。
成绩能不下滑吗?现在看来,那时的我理想不坚定,自满情绪严重,以为上大学妥妥的,没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考完后三天内填报志愿,根本没时间回家与父母商量,也没有商量的先例,况且也没得商量他们更不懂,彻彻底底的自己说了算。估算总成绩555分,同学和老师都说重点大学没问题,但上海交大肯定分不够。我想武汉的大学虽不错,但离家近的地方早晚都能去,不如选个离家远的地方,一辈子也算多去了个地方。
爷爷几次告诫我,“宁可向南走一千,不可向北走一天”,说的是北边穷,吃玉米棒子,所以除了北京别的北方城市都不愿意去。几个同学建议川大(四川大学)重大(重庆大学)选一个,可能他们看中了“天府之国”的风景和美食,听说前面提到的王姓同学选了川大,那我就选重大吧。本来填报的第一专业是应用物理,结果可能是想成为爱因斯坦的人太多,被挤到第二专业电气工程,窃怕要爬一辈子电线杆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电气工程才是重大的最王牌专业,实力远非应用物理可比。
大三时,重庆大学响应国家培养“机、电、贸”一体化人才的号召,在电气工程系组建最时兴最急缺的机电外贸专业。我四级英语成绩刚好踩线,斟酌再三转了专业,与科学技术的恋爱就此画上了句号。毕业后搞了一辈子外贸,高中的理想成空想变笑谈了,简直南辕北辙。高考成绩下来,我考了553分,比重点分数线高了12分,退到班上第四名了。
老爸听说我报了重庆大学,也没说别的,只是说重庆是个好地方,抗日的时候是首都,并开玩笑说我不想养他们啦。一语成谶,哪会想到四年后,形势巨变,武汉不让进,家乡小城市又不甘心去,被迫远走他乡去了山东济南。有同学告诉我,重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也没急着去取。心里踏实了,三年寒窗总算没有打水漂,全家高兴得不行,毕竟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管理区第二个考上重点大学的。
我是八月下旬才去学校,看了光荣榜,拿到通知书,正是吃午饭的钟点。头戴草帽,推着二八式自行车到圣宫饭店门口,驻足朝里探头,想窥视朱门酒肉如何臭的。穿“空军仪仗队”制服的一个大个子门卫,好像有隐私怕被发现,实嫌挡道影响生意,推了我一把,嘴上还骂骂咧咧的。自行车差点倒了,真想急着骂他“狗眼看人低”,却有点胆怯,他比我高两个头呢,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我口袋里装的可是重点大学通知书呢,你牛气啥?干脆不屑搭理,这才心理平衡,趾高气扬地骑着走了。当年寒假回来,有人请客让我选地方,我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个饭店,点了几笼蒸包,算是了却了几年未尽的心愿,倒没留意门卫换了没有。
骑过圣宫饭店,遇到一个安居公社的同学,我就去他家及其附近同学家游玩了三天。这帮人天天在一起,每家轮流做东,顿顿大鱼大肉的招待,酒也喝得豪迈痛快。那时考上大学,在农村是很稀罕的事,被誉为“天之骄子”,所以同学们的家里都是兴高采烈热情似火的。在学校都忙于学习,也没时间聊天交心,这次总算有机会信马由缰海阔天空的神侃。在女同学家,她好像重新发现了新大陆,我俩以前几乎没说过话,她说真没想到,你还这么能喝酒这么有思想这么能说呢。
等我傍晚回到山沟家里的时候,父亲正往外走,准备通知大哥明天早上去学校找人,因为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第一批改革试点院校,取消助学金,改为贷款和奖学金制度。这对我家来说又是一个大大的难关,需要倾全家族之力,供应我上大学,况且还有正读高中的三姐。
这两年,还有个惊天动地的成就,就是不再担心侏儒了!真是应证了竹子定律,前面潜伏不长,一旦开长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二长了八厘米、高三长了十二厘米,毕业时摘下了上学以来个子最矮的帽子,窜到1.62米。家人说还得长,做衣服要留有余地,长一点肥一点,反正那时也不懂身材打扮形象设计那一套,后来在大学闹出笑话一大堆。剩下的高度留到大学,不能湮灭了“吃在重大”的好名声,去继续触摸人生极限吧。
山城重庆,是“泥巴腿子”蜕变成“打滚青年”的地方。如果说高考跳出农门,那仅指身体和户口;大学四年的历练,正是人生最关键的青春期,充溢着叛逆和激情,不仅长成大小伙子了,更让心智变得丰盈和成熟,才算从灵魂上跳出了农门。
备注:“打滚青年”在八十年代末期的重庆,特指社会上闯江湖,爱跳舞或爱打麻将,潇洒无所谓而不拘小节的青年。
(全文完)
彭彬写于2020年3月12日
修定于2021年12月25日

彭彬,男,1969年1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同年进济南钢铁厂国贸公司工作,2014年辞职下海,目前担任日照蓝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业余爱好喝酒写作,散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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