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求学随笔（三下）
——高中（1983—1986）
彭 彬
（网络图片）
高二、高三班主任也是教英语的，姓刘。写到这儿，有点匪夷所思了，初中三个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那时讨厌学英语；高中的两个班主任都摇身变成教英语的，好像专找我的软肋下手，英语可是功夫活，成绩想上个台阶得脱几层皮。诚然，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语越来越稀缺，地位也水涨船高了！
刘老师爱运动，对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比赛就很重视。喜欢排球、篮球的同学不少，打起比赛来热火朝天的，我只能当观众加油的份。那时的我们集体荣誉感很强，对打的好立了大功的同学，很是高看，啦啦队也卖力得很。刘老师足球踢的好，班上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受其影响也都喜欢上了足球。他在大学校队司职后卫，所以对踢同样位置的AC米兰足球队队长巴雷西青睐有加，艳羡他的闻名于世的一脚长传。周末他还组织过班上内部比赛，当过裁判，也上场客串过后卫。上晚自习，如果昨天他刚好欣赏了一场精彩足球赛，会意犹未尽地评价一番，也算放松活跃班上气氛。 临近市政府的西南边有个带草坪的标准足球场，想打比赛就去那儿，场地有时还挺紧张需要抢呢。
八四年秋天，学校热烈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举办了不少校庆活动。每个人都发了校服、校徽。校服是秋装，淡卡其色，类似列宁装，我穿了好多年。校徽简单明了，底白色长条铝片，上嵌“随州市第一中学”几个蓝色楷书文字。学校也是旧貌换新颜，所有的建筑都换了新装，该刷白的刷白，改刷彩色的刷彩色；并专门在中心马路的偏东头，修建了假山、瀑布和喷泉，成了最耀眼的景观，毕业时我和不少同学还在假山上合影留念呢。当时请来了大翻译家和文学家叶君健先生作演讲，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三十年代在学校教过书。在实验楼专门腾出几间房间作展览厅，介绍校史和知名校友等，活动结束又恢复成实验室了。
八五年五?四青年节，学校开庆祝大会，拟定有新团员宣誓仪式，团委书记通知我做好准备。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雷鸣电闪，狂风大作，突降倾盆大雨，只好提前散会，酝酿好的激情澎湃也没来得及抛头露脸。之后再也没有团员活动，也没有谁收过团费，我一直蒙在鼓里，怀疑到底拿到团票没有。直到上了大学，1986年国庆节，班上团委组织团员爬歌乐山参观渣滓洞，我忐忑不安担心没有资格去，还专门询问了辅导员。这才确认，早已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只会读书打球过循规蹈矩的生活。班上有位同学，特立独行，他二年级成绩还很好，总分考过班上第一。后来迷上了穿牛仔裤、跳迪斯科、滑旱冰，一到周末就销声匿迹，平时在寝室也经常情不自禁地扭胯摆腿。爱看但丁和尼采的书，酷爱写诗，经常晚上熄灯后在被子里用手电照着写，白天在宿舍里冷不丁抑扬顿挫地朗诵一番。猜想是朦胧诗，咱半懂不懂的，只能呆呆地看着听着。我平时一直穿母亲做的千层布鞋，他却穿带铁掌的皮鞋，头发用摩丝整得光亮有型，潇洒时尚。我只有仰望的份，不太理解他，瞎猜他有城镇户口，对考大学不太在乎。
一天晚自习，他姗姗来迟，脚下铁掌“咚咚”有声提醒着所有人，高昂着头不急不缓地走过讲台，桀骜不驯舍我其谁的模样。刘老师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看见你样儿我就来气，怎么回事？你……”。这“你”音颤颤的，还拖得老长，他被这晴空霹雳震懵圈了，尴尬作答迟到的缘由。下自习后，他把我喊到操场上，夸我单纯坦荡直率，恳请我指出他的毛病，说他会感谢我一辈子的。“责善，朋友之道”，顺杆爬我是无师自通，实话实说“给人感觉太高傲了”。因为这句话我俩成了好朋友，高中毕业没几天，他专门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谢意。荷尔蒙分泌太旺盛是有代价的，他高考不理想，再复读一年，凭特高分去同济大学读工民建了，还是牛人。
那时家里要同时供应我和三姐上学，虽全家族都出力出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二姐八四年出嫁后，按六个人头分来的田地只有父母俩耕作，十分辛苦。寒暑假我和三姐帮家里干活，就义不容辞了。最不爱干的活，是在毒辣辣的日晒底下，去稻田里拔稗子，太费力不说，脸还时常被稻子穗或叶刷来刷去，痒痒的还过敏；去密不透风的棉花地里摘棉花也是受罪，既憋又闷还热。干得最多的也是最喜欢干的，就是笔杆换成鞭杆——放牛，或者换成钓（提）鱼竿——钓（提）鱼。
家有三头黄牛，老点的叫“老憨伴”，毛发黄白色，性子慢步子也慢，尝试欺负它一次，偷袭骑在它背上，结果狂奔起来把我摔在地上。也有愉快的记忆，就是耙地，父亲在前面牵着“老憨伴”拉着耙，我蹲在耙上，手握耙齿，当那块压耙的“石头”，吮吸着新翻土地的清香。年纪正当年的，绰号“二溜子”，斑马状的皮毛，只是颜色换成红黑，如同AC米兰军团队服。头上没角，力大惊人，速度奇快，狐狸般狡猾。干活就指望这一慢一快、一老一壮了。未成年的那头有点残疾，是爸图便宜买回来的，打算长大点再卖掉赚点差价。
一次放牛，看书太投入，等我缓过神来，“二溜子”不见了，翻过山脊才找到它。一袋烟功夫，它已经把我家半亩地的棉花树苗吃了大半，满地的牛脚印。我回家不敢吱声，第二天母亲去地里给棉花枝断头时看到这一幕，回到家里肺都气炸了，问我看见没有，谁家的牛吃的。幸好昨夜大雨，牛的脚印都冲刷模糊了，母亲想在村里找到肇事牛的主人，或者大骂一场解解气，被我拼命拉住，好说歹说地安抚。那年雨水太多了，连绵不断地下，一段时间后牛没吃过的棉花树都长疯了，颜色青绿，但棉桃结的特别少；被牛吃过的棉花树，颜色墨绿，棉桃像编辫子似的，一个紧挨一个压弯了树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块地里两种风景，反差太大了，母亲喜出望外，说亏了牛吃了大半，否则整块地的棉花树都只能当棉柴烧了。我这才美滋滋地告诉她实情，害得母亲哭笑不得。
父亲爱吃鱼，就动脑筋捉鱼。他自制提鱼的网，用细尼龙线织六十厘米见方的一张网，四角用两根竹片交叉撑起，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大概八十厘米高度。用时在网中间系上鱼饵和石块，用长木棍子把打开的提网放到堰塘水不太深的地方，要把竹片顶部露出水面才行。鱼饵一般用油炸过的馒头条，石块是用作坠网到水底的。家里有十几张提网，我一般都是绕堰塘放一大圈。村子附近的几个堰塘，一天换一个，一般一个多小时就能捞来三四斤小鱼小虾，吃不完就腌起来晒干吃。我的钓鱼技术也是可以的，关键是看“风水”选“码头”，就是确定位置，用竹竿抛线，蚯蚓当鱼饵，一早上也能吊十几条小鲫鱼，最多时同时守三条竿。一条大点的鲫鱼，用辣椒煎炒，味道鲜美，可以吃下一碗米饭的。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流口水，野生鲫鱼太稀罕了！
高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就开始了残酷的预选。预选前，流行互相送黑白的证件照片，粘在一个笔记本上，让照片上的人给自己写留言。记得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我的理想：与science恋爱，孕育二十一世纪的新婴”，那时觉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漏洞需要完善，立志去搞理论物理，实在够狂的，好笑至极。班上六位女生，平时羞于跟她们说话，两年加起来也凑不齐十句。为了找女同学要照片，心嗵嗵的跳、脸憋得通红、话也不连贯。她们的留言倒是丰富，这几天发到同学群里，都成了纪念的信物了。看来同学情谊不仅在乎当时的交情，而更在乎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时光。后来一对同学牵手成了夫妻，我很是意外，料想别人早就春心荡漾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自己不谙世事不解风情罢了。
预选之后，班上又进了不少复读生，教室塞得满满的，好像七十多人了。我预选考得很好，班上第二名，全校第七名。班主任鼓励我，保持这个成绩，上海交通大学没问题。
之后不久，祸从天降。吃饭喝水都吐，胃口全无，脸色蜡黄，一周下来人像霜打的茄子，没半点精气神，人也瘦脱了形。到人民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黄疸肝炎，必须住院治疗。为了省钱，我在大街上的中医摊上看中医，说肝火太旺快掀开锅盖了，必须泄火。我对“望闻问切”信服得很，最后花小钱买了三副中药，坐公共汽车到大姐家吃了一顿中饭。由于不知道能传染，没分开碗筷，多天以后才知道外甥外甥女都被传染了。下午赶到兴隆二哥家，他们懂得这病传染，单碗单筷加公用筷。三副中药吃完，精气神有了，胃口也大开，二嫂还专门买来老母鸡给我补身子。又在兴隆卫生院打了十天吊瓶，指标都恢复正常了才返回学校。从得病到治愈，折腾了二十多天。
高考前一个月，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进行着，班主任也经常在教室里聊聊马拉多纳、普拉蒂尼等球星的临场发挥和赛况进展。考前一周，半决赛决赛刺刀见红地争得死去活来，本来前面的比赛晚上在校内实验室里偷着看，结果被领导发现，大发雷霆。看球心齐，我和班上几个球迷一起，半夜三更翻墙跳出校门，到市政府找电视看球。大门进不去，院墙是一条条竖着的水泥预制板，板板间距刚好能让苗条的我们侧身穿过。寻着房间里的灯光，爬上大厦三楼，才遇到在办公室孤独看球的知音，惊喜都写在脸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都是在那间办公室解决的。那时的办事员，现在改口公务员了，真心不错，可能是对一中学生高看一眼吧。
成绩能不下滑吗？现在看来，那时的我理想不坚定，自满情绪严重，以为上大学妥妥的，没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考完后三天内填报志愿，根本没时间回家与父母商量，也没有商量的先例，况且也没得商量他们更不懂，彻彻底底的自己说了算。估算总成绩555分，同学和老师都说重点大学没问题，但上海交大肯定分不够。我想武汉的大学虽不错，但离家近的地方早晚都能去，不如选个离家远的地方，一辈子也算多去了个地方。
爷爷几次告诫我，“宁可向南走一千，不可向北走一天”，说的是北边穷，吃玉米棒子，所以除了北京别的北方城市都不愿意去。几个同学建议川大（四川大学）重大（重庆大学）选一个，可能他们看中了“天府之国”的风景和美食，听说前面提到的王姓同学选了川大，那我就选重大吧。本来填报的第一专业是应用物理，结果可能是想成为爱因斯坦的人太多，被挤到第二专业电气工程，窃怕要爬一辈子电线杆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电气工程才是重大的最王牌专业，实力远非应用物理可比。
大三时，重庆大学响应国家培养“机、电、贸”一体化人才的号召，在电气工程系组建最时兴最急缺的机电外贸专业。我四级英语成绩刚好踩线，斟酌再三转了专业，与科学技术的恋爱就此画上了句号。毕业后搞了一辈子外贸，高中的理想成空想变笑谈了，简直南辕北辙。高考成绩下来，我考了553分，比重点分数线高了12分，退到班上第四名了。
老爸听说我报了重庆大学，也没说别的，只是说重庆是个好地方，抗日的时候是首都，并开玩笑说我不想养他们啦。一语成谶，哪会想到四年后，形势巨变，武汉不让进，家乡小城市又不甘心去，被迫远走他乡去了山东济南。有同学告诉我，重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也没急着去取。心里踏实了，三年寒窗总算没有打水漂，全家高兴得不行，毕竟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管理区第二个考上重点大学的。
我是八月下旬才去学校，看了光荣榜，拿到通知书，正是吃午饭的钟点。头戴草帽，推着二八式自行车到圣宫饭店门口，驻足朝里探头，想窥视朱门酒肉如何臭的。穿“空军仪仗队”制服的一个大个子门卫，好像有隐私怕被发现，实嫌挡道影响生意，推了我一把，嘴上还骂骂咧咧的。自行车差点倒了，真想急着骂他“狗眼看人低”，却有点胆怯，他比我高两个头呢，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我口袋里装的可是重点大学通知书呢，你牛气啥？干脆不屑搭理，这才心理平衡，趾高气扬地骑着走了。当年寒假回来，有人请客让我选地方，我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个饭店，点了几笼蒸包，算是了却了几年未尽的心愿，倒没留意门卫换了没有。
骑过圣宫饭店，遇到一个安居公社的同学，我就去他家及其附近同学家游玩了三天。这帮人天天在一起，每家轮流做东，顿顿大鱼大肉的招待，酒也喝得豪迈痛快。那时考上大学，在农村是很稀罕的事，被誉为“天之骄子”，所以同学们的家里都是兴高采烈热情似火的。在学校都忙于学习，也没时间聊天交心，这次总算有机会信马由缰海阔天空的神侃。在女同学家，她好像重新发现了新大陆，我俩以前几乎没说过话，她说真没想到，你还这么能喝酒这么有思想这么能说呢。
等我傍晚回到山沟家里的时候，父亲正往外走，准备通知大哥明天早上去学校找人，因为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第一批改革试点院校，取消助学金，改为贷款和奖学金制度。这对我家来说又是一个大大的难关，需要倾全家族之力，供应我上大学，况且还有正读高中的三姐。
这两年，还有个惊天动地的成就，就是不再担心侏儒了！真是应证了竹子定律，前面潜伏不长，一旦开长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二长了八厘米、高三长了十二厘米，毕业时摘下了上学以来个子最矮的帽子，窜到1.62米。家人说还得长，做衣服要留有余地，长一点肥一点，反正那时也不懂身材打扮形象设计那一套，后来在大学闹出笑话一大堆。剩下的高度留到大学，不能湮灭了“吃在重大”的好名声，去继续触摸人生极限吧。
山城重庆，是“泥巴腿子”蜕变成“打滚青年”的地方。如果说高考跳出农门，那仅指身体和户口；大学四年的历练，正是人生最关键的青春期，充溢着叛逆和激情，不仅长成大小伙子了，更让心智变得丰盈和成熟，才算从灵魂上跳出了农门。
备注：“打滚青年”在八十年代末期的重庆，特指社会上闯江湖，爱跳舞或爱打麻将，潇洒无所谓而不拘小节的青年。
（全文完）
彭彬写于2020年3月12日
修定于2021年12月25日
彭彬，男，1969年1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同年进济南钢铁厂国贸公司工作，2014年辞职下海，目前担任日照蓝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业余爱好喝酒写作，散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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