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谈诗论诗
文/陈晨
国学大师吴宓教授，不但是比较文学之父，还是一位诗人。吴宓教授在论诗中，十分强调感情的重要性。即作诗首先必具真挚之感情，有了真挚的感情，作者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创作意境，使作品达到寓道于情和因情见道，才可在读者中产生共鸣。这也是所有文学创作中一条共同的规律。吴宓说：“作诗固不可不讲格律，而感情首贵真挚。世中万事皆可作伪，唯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唯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也……不诚不能为诗也。”在谈诗中曾说过：“夫诗非有真性情、真怀抱者不能作。”又说：“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尺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盖由其身之所感受而然，非好为铺张夸诞也。”
吴芳吉在读《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说：“诗之为道，纯从天真发出，即雨僧所谓风雅原从至性生也。”方玮德在《论吴雨生生火近诗》中谓：“丈诗往往以情见道，又因道悟情，而以情道合一教训，寓庄严于缠绵之中。其发也于感，其止也于悟。”吴宓曾也说过：“诗人之性，淳如处女，真如婴儿，狂若疯人，僻若恶魔。其行意也，则虽天地之大亦不足以易其心。其穷愁也，则天地之大，反无处以容其足，笑则天地之大亦不足以易其心。与诗人合而为一，诗人一身，四气皆备，诗人一身俱托。”此论可谓炒绝伦，冷人拍掌！
吴宓在谈到“诗义”时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犹言加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进而分别剖析道：“所谓切挚之笔者，犹言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之谓。盖诗人感情深强，见解精到，故语童心急，惟恐不达其意。”论人、叙事、写景、绘物，而透过一层直达核心，而又选择凝练，直传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之本性、之精神、之要旨、之精华，略其边幅，不留渣滓。诗之妙用，乃在诗人性情之正而使为于无邪，二曰作诗者必有忧患，诗必穷愁而后工也。
吴宓一生于我国诗人中最为敬仰着为杜甫，认为杜陵忠爱，千古绝冠，是中国古今以来最伟大之诗人。而于近代，最推崇黄遵宪，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诗人”。黄系近代“诗界革命”之代表人物，为我国诗歌传统之优秀继承者，在清未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的诗卓而不群，自成一家，堪称一代诗史。其论诗主张：“今之世”的“新思想”，“不为古人所束缚”。吴宓关于诗歌感情问题的理论，在《吴宓诗集》中可以读到，虽然脱胎于古代传统诗歌理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注入了新的基因。吴宓的创作实践本身，充分揭示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其对于促进、繁荣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
吴宓在《余生随笔》中说：“韩昌黎谓`文以载道'，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本原，人生之真理。如上所说者是也，余谓诗亦以载道。盖诗乃晓示普遍根本之原理也。特必出以艺术之形式，而有感化之功用耳。是故诗以载道，且以布道。”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
吴宓对于诗的形、质问题的见解和观点，并不是完全绝对化的，一成不变的。这在其《论诗之创作》和《诗韵问题之我见》两文中得到验证。他在将当代诗人的创作分类别，从而达到诗的创作意境的开阔。我国的诗歌传统及其诗歌评论，源远流长，宗派林立，灿烂辉煌。经过两千多年的演绎和发展，更加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吴宓一生，虚心向传统学习，继承国粹，他博采前代诸家之长，融合一体，形成自己的独立风格。吴宓，吴诗及其诗论，都遭变了悲剧的命运，这是历史的不幸。因而，应当对吴宓先生及其创作活动，值得我们去借鉴，对我们的创作事业更加有利……
作者简介：
陈晨，实名陈林生，笔名嵯峨狂人、守望麦苗，60后，陕西泾阳人。八十年代开始在《文艺报》《星星》诗刊《绿风》《陕西日报》《咸阳日报》《山东诗歌》《陕西诗词界》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文艺评论等五百余篇(首)，多次获省市文学奖，曾获2018年中国诗歌春晚金凤凰奖，在2018年当代原创文学大赛中，荣获优秀奖，诗歌《黄河颂》被中国课堂内外杂志社出版为书，列入中国青少年课外朗诵教材。泾阳《泾源诗社》社长，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作协会员。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