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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馍 布 袋（散 文）
成全民
常回想起我背馍念书的岁月，怀念八年相伴的馍布袋。一想那情景，便总有一股心劲冲动激发起来。只可惜陪伴我念书由高小直到高中那背馍的布袋，早已不复存留于世了。
她早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扫荡得无影无踪，但在我记忆的历史博物馆中却不会磨灭，藏之心室而永存。她一定为“老三届”学生的命运叹息过，叹息小主人挣扎到高中终于被迫失学，叹息自己被遗弃而归没灭。我现在多么想抱上她大哭一场呀……唉，那失误的年华，那忠实的伙伴！
其实，我的馍布袋极平淡。先后用过三四个，都是父亲种的棉花，母亲纺线织成粗布，不用染色由织布机上裁下来针缝一番便成了。那白白厚厚的“家生布”布袋，我背上挺匹配。因为我的上下身总穿粗布，不过常染以黑色或兰色。即使夏季里穿一身白的粗布，也和我的馍布袋完全协调。
从十二岁上高小开始，每到星期三、六的下午，我们这些学生娃们便如一群小鸟一般飞出小笼子似的学校，各自奔向父母所在的巢窝衔食——回家背馍。家在关中渭北高原上贫瘠的乡村。星期三要当日返回，晚间得在学校点名上自习。星期六准许第二天下午到校，可以随家人劳动，并在自家土炕上住一宿。
奔家路上总是蹦蹦跳跳的，因为不再有馍布袋的载重负担。我爱在路上抡动空空如也的馍布袋，如一面白色的方块旗子，不知道是向悠长的黄土路昭示我又吃光了一布袋馍，还是向迎面的轻风宣扬我的身体和知识又有了长进。总之心里格外舒适，偶尔还唱几句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包拯呼吼的秦腔乱弹哩。一进家门，馍布袋之事便交母亲处理，我不是去跟小妹妹弟弟耍，便去烧火、垫圈、担水等等。星期日得干一整天活儿。不管怎么样，离家时我的馍布袋却总鼓鼓的。除了装有新蒸的馍外，还有一个广口玻璃瓶盛好的咸菜、酸菜、辣面之类也塞于其中。我匆匆拍拍身上的尘土，洗洗手脸，便背起我的馍布袋跨出低矮的家门来。妹妹弟弟则在后边嚷嚷着：哥哥又“卖馍”走了！
上学去常要会齐同村的校友，高低大小不一，然而又说又笑很是热闹。我们一行七、八个男女小娃们散乱地走着，并不像上操那样要按大小个头排列成队，每个人都紧拉着肩头馍布袋的绳子系儿。谈笑的议题常是各人回家看到、听到的。比如哪家闹分家了；哪家老人病重不行了，谁的哥哥、姐姐订婚见面了，谁的在外边干事的官儿探亲回来了，甚至谁家猪瘟死了、羊下羔了、鸡被黄鼠狼昨夜拉走了……。这和空布袋路上的话题完全不同。那阵儿谈的是考试成绩高低，作文评语怎样，哪道题怎么算简便，或者哪个老师书教得如何。可不管小主人们怎么谈天说地，我们的馍布袋只是悄悄地爬在主人背后静听。
背馍路上有不少奇遇：打架的，出嫁出丧的，算卦卖艺的，最常遇的是河南、四川、安徽的逃荒者。于是我们便解开馍布袋送给这些异乡的“叫花子”，宁可自己在学校少吃点。有时因为看见病饿在路上的老人小娃，大家心情都非常难过，总争着将各人最好的馍献出。可那些乞丐却并不多要我们馍，只夸学生娃好！说我们将来能当大官，能当大清官哩。
一进校门，路上的散漫劲便没了，各人紧步直奔自己的宿舍。那里每个住宿生的床头墙上，都有一个木的或铁的钉子，此乃各自供奉馍布袋尊位之处也。一挂上布袋，就都进教室去，要等到开饭时间才再来解开取馍当饭吃。
我于进食之道一向不怎么经心，大概因为自小便身体结实，父母不曾使我饿过。虽然我最爱吃辣子卷卷——那怕是黑面或烫玉米面的；但对各式从我馍布袋拿出的食物，我本能一概欣然受用。要是冬季，得在学生灶上集体蒸热吃。常是提前两节课，各人用一根筷子穿着三个馍——这是一般一个学生一顿的饭量。每班或每级同学的馍放在一格笼里蒸，等开饭了再去找自个的吃。学校这种服务是免费的，我们也没说过感激。只是开饭时馍被人错拿了，才不由得激愤一阵儿。
我的几位老师批评学生时，总爱说：“你真白吃了家里的蒸馍！”这没有政治说教的话却很能刺痛人心。我每听到这话便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而自愧，想起父母们“东山日头背到西山”的辛勤劳动而不敢偷懒。
勤学自励能取得好成绩，我一直是班上前几名。记得高小时有次第一月考成绩榜上我滑到十几名，难过得热泪交流、寝食不安；终于第二月考十一门功课全部100分，荣登榜首而且创造了奇迹。
我们背的馍很有规律。夏收后总是麦面的；秋收后总是玉米面的；春季常加一种苜蓿馍；到冬季便是秋粮为主、略加夏粮的“两搅馍”了。丰收年吃麦馍多些；歉收年极少见纯麦馍。六0年后的“三年困难”甚至背不起馍了，每天上午背几个肤皮疙瘩馍或者红苕杆、玉米芯碾成粉特制的“淀粉馍”在学校凑合吃一顿，下午须各自回老家去吃“瓜菜代”的汤水饭。不知道我的馍布袋对此有何感慨，我朦胧懂得她的根是扎在故乡的土地里，她那胸中装的是父母们由农业之树上摘下供给我们的熟果——蒸馍，哪怕是干瘪的或粗涩的。
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计算着每次总给我多装两个馍。将所剩的我便切开晒在窗台，回家告诉母亲少装些。母亲只劝我放开吃，临走又是鼓鼓的一布袋。在学生饭场（其实是学生水灶旁边的一片空地）集体吃馍时，自然是各家馍菜比较的集会。我的馍开初还居中游偏上，后来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是数量总不短少。
然而竟有缺吃的现象发生。时间在我上初中的六二年秋天。接连几周，我总提前便馍布袋空了，只好借别的同学馍吃。问母亲，说馍并没少拿，可馍布袋怎么能“闹鬼”呢？后来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一个机密，于是在一个课间休息中，我破例返回宿舍居然抓到了一个“偷馍贼”。当我蹑手蹑脚地跟踪到门口观望时，他的手正在我的馍布袋里。我简直要气昏过去。他一回头碰上两道愤怒的目光，脸立时通红，手也赶紧缩回去。我虽则生气，却不知怎么处置“贼”；况且是同班同学中我的好朋友。他怎么好意思偷我馍吃？我又怎么好意思以“贼娃子”对待呢？我威严地堵在门口，等待着一场正义与邪恶决斗的大爆发。
然而一个颤抖的乞怜传入我耳膜：“饶了我吗，我实在肚子饿，上课也心慌得听不进去……”
“……那你就偷人家的馍吃？”
“我家里实在没粮了……我妈领着妹妹已经……讨饭去……我前天到校外上树摘生柿子……人家打……”，接下来是一阵抽抽搭搭的哭泣。
我的心软了。多么可怜的同学，他一直念书十分刻苦用功呀！
我这才想起他曾几次借过我馍吃，总说要还的，却一直没还过；也想起他近两学期成绩拉下来了，身体日渐消瘦。我没去过他家，只知道在很远很穷的河东大山那边。我相信他不骗我。再一看他的馍布袋，果然已是空荡荡地挂在床头墙上了。我伴他流下许多眼泪，却想不出解救安慰之法。他哭着把我的双手抓得很紧，真像要捏碎似的。我递给他馍到口边，他紧闭着嘴只流泪摇头。这时上课铃响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求给他保个面子，说家里早叫他回去种庄稼，他也再没法硬顶着坚持念书了……
第二天这位同学便从教室消失了。后来听说参了军。我一直给他保密着，只是再没见过面。不过，我这才更掂量来馍布袋于我念书的份量轻重了。
跟我一路背馍的同学愈来愈少，学校也愈念愈远。到初中路远了四、五里，人少了五、六个；到高中又远了十多里，还得涉水过河，人只剩下两个。这不光是升学考试淘汰了，也有不少是背不起馍而中途退学的。
涉水过的河叫石川河，由渭北漆、沮两条古水交汇而成。河上自古无桥，平时可踩列石或脱脚步涉，夏秋季多雨发洪则要父兄渡河送馍。我高一时一次回家背馍，一不小心踏进深潭，被河水卷走半里多。总算命大不知怎么生死迷蒙到对岸，醒来发现几个割草的少年正围着我看“死人”呢。听他们说我在水中大喊大叫挣扎，扑上岸便不省人事了。可我那湿漉漉的馍布袋，却还牢牢地攥在手中。
我虽有幸上了高中，可已不能无忧无虑。初中时父亲就说供不起了，要我毕业报考中技学校。但是在班主任唐老师和几个相好同学的鼓动下，我揣着上北大、出国留洋的狂妄，硬是报考了高中。虽然我是全校仅考上的两个“优等生”之一，但闻喜讯的父母却愁眉紧锁。我知道：自己的馍布袋愈背愈沉重了。
家里确系是勒紧裤带硬供我上高中的。其时两个哥哥已另在沟峁挖土窑分家远居艰难自立，为了我继续念书，三个妹妹一齐退学回了家。每当背馍回去，看到母亲憔悴地坐在老式织布机上，妹妹在土窑前摇动着纺线车，父亲跛着一条腿，身瘦如柴，腰也驼了，黧黑的脸上挂着日月艰难的忧伤，我的心总铅一样沉重。我决计不再背家里供我的“特殊食品”了，留给家中老小体力劳动后吃吧。记得有几次我是从母亲手里抢过馍布袋来，倒出专供儿子念书吃的两搅膜，重装进家人平日吃的玉米面馍的。这样,我的馍布袋便需自己装馍，不能再由母亲代办了。
后来，我几次提出想弃学回家接替父亲，可父亲不答应。说每个劳动日只值一毛多钱的生产队，回去也不顶用，唯有把书念成才能改换穷家。一向严厉暴躁的父亲现在温和多了。我知道他这个县“政协小组”成员已不再去开会了，我们家这个解放前进出陕甘宁边区的白区地下交通据点，如今已沦为“专政对象”。但父亲只在心里忍着，从不给儿子说透其中的缘故。唯能听到他越来越爱唱秦腔《苏武牧羊》：“汉苏武在北海……似这样冰天雪地冷冷清清我忍耐，苍天爷——你、你何日把眼睁开？”
那几年我们村笼罩着一层恐怖气氛，一场“社教运动”把生产大队干部全部逮捕法办，小组长以上的干部统统下台成为“四不清”。更可怕的是我们家成为打击重点：母亲因曾借给邻居一块小灶火石蹾，不但要不回来，社教运动里还被加上“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大罪，父母均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遭到残酷斗争。大队长也因陷入这“阶级报复案”被判刑十二年，直至刑满文革后才平反再当村支书。参军退伍后在县上工作的大哥因“抱着复仇思想入伍”早开除回乡，直到文革后又复职工作。公社广播站工作的二哥因“阶级敌人的孝子贤孙混入党的喉舌机关”，被永远除名。
然而人与人再斗得凶，村里却更穷更乱，粮食越分越少。夏粮，尤其紧张。最少的一年，是我星期六回家拿上口袋排队到半夜才分到每人十八斤麦子。即使丰收了，也因为要“丰收多贡献”或“忠字粮”之类，弄得跟往年口粮差不多。故乡的田地虽能夏秋两料收成，却难保得了田地的主人们不缺吃。
轮到我的馍布袋里自不消多说了。念书费用也特别紧，连纸都没钱买。无奈我从朱德《我的母亲》一课里受到启发，便自己借钱，等将来“当了旅长还债”。我的几个参军去的初中好友，就曾在我上高中时由当时士兵每月十二元零花钱中挤钱支助我。既然这样，上灶、买菜肯定困难。常是开水泡玉米面馍，撒进些食盐以调味。玉米馍硬，开水又是早烧过的，于是泡的馍块总是外边渗透了，中间存着个硬核。这种吃法特别败胃，饭后肚子发胀，夜里常吞酸水。我爬在床板上，胃酸一涌再涌地犯上来流向地下。静寂的夜阑更深时分，能向谁倾诉这份酸楚呢？只有床头的馍布袋羞怯怜悯地盯着她的小主人，像是自惭讨饶。可我，能记恨于她不提供给我白面细馍了吗？
可即便这样，也难撑得下去。文革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有一次我背馍回家，见父亲躺在炕上低咳，纸糊的高帽子扔在炕下；母亲坐在炕边抽泣；三个妹妹和未上过学的弟弟偎依着哭。我痴呆呆地站在炕前，泪儿泉涌似地交流满面。终于，父亲含着老泪开了言：“民儿，回来吧，书念得不少了。”“……就要高中毕业了。”我恳求着。
“我娃听话。你书念得愈好，人家说愈反动；家里愈想供你，人家愈要勒刻咱。干脆不念了，都当瓜子，省的人家不放心……”
我不明白历来铁心供我上学的老父亲，这个吆骡子卖炭娃出身的文盲怎么突然说这样逻辑奇怪的话。原来村里造反派来抄家无所获，却因我把吴晗的《中国历史常识》丛书十本和几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放在了我那当“书箱”用的荆笆筐里，给父亲带来了“窝藏吴晗反动书籍”和“把伟大领袖像扔进垃圾筐”的罪名而招致批斗游街。妹妹说：父亲被带上高帽子三个村子游斗，脖子上挂着我念的书，手上举着我看的报纸。天哪，冤屈冤枉！这就是我一心读书识字的恶果吗？这就是父母含辛茹苦供我背馍念书的回报吗？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既痛恨自己，又怜念一家老小，更实在舍不得停学放弃马上到来的高考机会呀！
母亲哽噎着，坚决不让我再上学去了。我的馍布袋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我已经没有泪可流了，面对已被折磨得不能下床的老人家，面对泪巴巴的母女们，还有贫困欠债的家境……我该如何选择呀！
不知怎么产生了一股反抗的勇气，我猛然摔下馍布袋，在一片哭声中奔出家门——不背家里馍我也得念书去！一路上我又哭了，仰面苍天哭，俯首大地哭，步涉悠悠无语的石川河水哭，直哭得两眼红肿。低头窜进校门，又钻到被窝里哭得昏昏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我饿着肚子去听课，果真心火烧燎坐不安宁。我不由得想起初中时代的那个同学来：难道我也去偷人家的馍吃吗？那鼓鼓的馍布袋的形象，直在我眼前摇晃，是她一直填饱我的肚子不致如此饥肠辘辘的呀！终于，我想到书该念到此为终点了。那是一节物理课，本来我还一直做着继承爱因斯坦的遗志——统一“三大场”（电场、磁场、引力场）理论的梦呢。
梦破了。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家中老小！于是我盘算好下课即溜出校门，日后托同学将被子捎回去。至于回家之后的事，我想学故乡的药王孙思邈当个中医大夫，用针灸草药给人看病：济世活人、扶危解难——了此一生吧。
别了，我的课本、教室！别了，我的老师、同学！别了，我的难忍割舍的学生时代呀！
可是一跨出教室，却意外地发现我的大妹妹站在门口。我那馍布袋又鼓鼓囊囊爬在她肩头。我楞住了。她一低头便是一串泪珠。
紧咬着嘴唇，我领妹妹到宿舍，告诉她兄妹一起回家。可她更伤心地哭开，说：昨晚全家都没睡好觉，父亲硬是半夜爬起来亲自烧火给我蒸馍，赶天明父母便催她来送馍。
我再忍不住眼泪，兄妹两人的泪珠一滴一滴都洒落在馍布袋上，渗出两团大大的湿印。馍布袋呀，你一定还记得我兄妹同抚摸你相对而泣的情景吧！
我还是决意要回去，去支撑那行将坍下的小天地。妹妹哭着死拉住我，说家里有她。她已和两妹子一起向父母保证过了，再作难也一定支持我到高中毕业，并且她答应许给人了——虽然才不满十六岁呀！
好妹妹呀，为兄长的还有何话可说呢！我的心真要疼烂了……
末了，她送给我五毛钱。说是给别人家纺线挣了钱，母亲奖给她的零花钱，装着没用处，叫我买点菜票吃热和些。她知道，我闹胃痛了。
我终于含着男儿的羞愧接过那五毛钱，狠狠心又去继续我的学业。此后她常给我送馍，免得我再因回家所见所闻影响学习情绪。我那馍布袋便常由她接去送来。说也奇怪，那阵子我吃着妹妹送来的一个个冰冷而硬实的玉米面馒头，总像是吞咽下一个又一个攥得很紧很紧的拳头儿！
好容易支撑到一九六六年，该我高中毕业了，八年背馍念书的期待该有个揭晓了。顺利地结束了高中毕业考试，大学招生的考期一日迫近一日。体检完了，酷爱打篮球的我，身体健壮合格。政审完了，班主任刘老师把我叫到他房子说：“好好考，给你的政治评语是‘思想上进，能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德、智、体三项，你就差最后一项了。”再有半月便要进考场，我竭尽全力作最后的冲刺……然而一个震天的惊雷炸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推迟半年！
文革的大火冲天烧燃而起，烧沸了圣洁平静的各式校园，烧烫了我可爱的故国山河。千百万个家长望子成才的一片苦心被捣毁了，整整三届高、初中青年学生的学业和理想中折了。甚至同路背馍的学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互相论战，互相谩骂，更有的惨死在了背馍学友的枪口下。区区小我，自难幸免这场厄运，作为“黑五类”、“狗崽子”被推入中国历史上特大浩劫的深渊。我那微不足道的粗布馍布袋，也蒙上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耻辱，含冤辞别了黄钟毁弃、瓦缶雷鸣、阴阳移位、善恶倒置的人间。
哀哉，为我念书立下汗马功劳的馍布袋！哀哉，八年来风雨同行、日夕相伴的馍布袋呀！
十年动乱后我终于伴随恢复高考以全县文科考分第一的成绩上了大学，并在大学入党；然而可以告慰我那馍布袋的已不是文凭、党票，而是实实在在真诚勤恳的劳作。我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里默默笔耕，至今26次获得国际、国家和省级以上各类艺术成就奖，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父亲在我参加过高考但不知能否录取时便贫病不治去世了。呜呼悲夫，彼苍者天！如今他坟上芳草青青，竟酷似一个特大特圆的绿色馒头。这使我每到父亲墓前就想起农家的蒸馍，想起背馍念书的岁月，想起课堂上老师的教导：“不要白吃了家里的蒸馍！”
我唯有怀念，却已经永远难以再见我那馍布袋了。馍布袋呀，您如今应该已化作可以包容天地之大的时空了。而我知晓，您正希望我们这些背馍念书长成的学子，能为您浩荡无垠的时空里多生产些“精神馒头”供子孙后代食
用！
富平县梅家坪镇赤兔坡村，立诚中学高中六六级毕业，文革失学回乡务农、教书，1977年回复高考后考入渭南师专中文系上学，1979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铜川市文化馆、文化局等单位工作。1988年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事专职专业剧本创作，直到2007年退休。从1972年在桃曲坡水库工地劳动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已在写作之路上跋涉达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