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长诗的发展解读“大诗主义”的走向思维

                     文/雷晓明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开始流传到今天，也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考究，中国古代的长诗创作是从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开始的。只不过我们研究古代长诗的历史还没有形成这个文学理论概念而已。我们需要从屈原创作《九歌》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去研究和探讨。《九歌》其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诗，用《楚辞》的篇名，相传为一种远古的歌曲名称。屈原通过对它有深刻的感悟和研究，融入个人的情感，对其进行重新创作。《九歌》共分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国殇》《礼魂》。屈原是借对上古神化人物的眷恋，表现出对当时楚国深切的思念和悲伤而作。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九歌》，也影响到汉赋的形成。这就不得不提到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他与杨雄、班固、张衡称“汉赋四大家”。他们四人，以司马相如的汉赋成就最高，标志着汉赋走向成熟的风格而达顶峰。司马相如创作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通俗来说也是古代长诗。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子虚赋》词语富丽，结构宏大，是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上的杰作，更是一部大诗。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曹植受其影响，创作了《洛神赋》，也是一部古代长诗的杰作。《洛神赋》虚构曹植本人与洛神的相遇，产生爱慕之情。曹植在赋中将洛神的形象描述得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人神两界不能结合，导致分手。这篇长赋也抒发了作者对洛神无限的思念和悲伤。曹植在创作中融入屈原的《九歌》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立意和手法，全赋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是长赋作品中的瑰宝，也是中国古代长诗中的经典之作。所以，曹植因《洛神赋》，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

到了汉代末期，随着宫廷乐府诗的出现，汉宫廷乐府中有一位无名氏创作了《孔雀东南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叙事长诗，也是古代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这部长诗主要讲焦仲卿、刘兰芝夫妻被迫分离，双双自杀的故事悲剧。这部长诗控诉了封建礼教对爱情的摧残，歌颂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妻之间的纯真爱情和反抗精神。后人将《孔雀东南飞》与南北朝的《木兰诗》（木兰辞）并称为古代长诗的“乐府双壁”。《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南北朝间宫廷乐府中一位无名氏创作的，也是一部古代叙事长诗。这部长诗讲述了一个名叫木兰的姑娘，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保卫家园，最后回乡和亲人团聚的故事。这部长诗赞扬木兰英勇无畏的精神，是中国古代长诗的精品力作。

随着中国古代诗歌不断发展和演变融合，中国古代诗歌迎来了唐诗宋词的一个顶峰期。唐代大诗人灿烂若群星闪烁。但从某种意义来讲，能够创作出有份量的长诗，只有白居易和张若虚两人。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被后人称为唐代长诗（大诗）中的“双璧”。我们在中学的语文课本读过，这里便不再述说。而张若虚凭一部长诗《春江花月夜》，便奠定了他在唐诗中的位置，而且是大师级的位置。晚清时期大学者王闿运称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评价甚高；近代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对《春江花月夜》称赞是这样的：“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由此，《春江花月夜》赢得了它的终极荣誉——“孤篇压全唐”。笔者认为两种说皆有道理，而且十分赞同。这部长诗从月出写到月落，把客观的实境和梦里想象的虚境融合一起，写天地迷离惝恍，气氛很朦胧。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朦胧诗派的涌现，这种写法在唐代张若虚的这部长诗中早已出现了。《春江花月夜》通篇的情感恍若梦境，随着月下的景象变化，立意的描写展开伸延，亦虚亦实，忽此忽彼，极具深邃的思想，极具丰富的蕴涵，极具最高境界的诗歌艺术魅力！

到了宋代诗歌演变为词，词成为诗歌主流。到了元代诗歌演变为曲，曲成为诗歌主流。唐诗的韵味一直影响着宋元明清，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缺少能创作出经典长诗的大诗人，这是这段历史诗歌发展的一个局限性，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遗憾。明清时期，中国古代诗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被明清小说取代，也是由于缺少经典长诗断路的原因，只好收笔不论了。

现在，我简单说说中国新诗（现代诗）的诞生与发展的问题。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由于国家衰弱，当时中国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学思想的启蒙下，需要唤起民族的觉醒，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等，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学改革，为“五四”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导向，轰轰烈烈，进行文化革命运动。因此，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始，也是中国新诗（现代诗）的开始。此时，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为中国新诗（现代诗）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新诗取代旧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划时代的意义。纵观中国诗歌百年历程，中国新诗从白话诗应运而生，从热血与战火中走来。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新诗（现代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慢慢走向成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朦胧诗派的涌现，北岛、舒婷、顾城、欧阳江河、海子、西川、杨炼、徐敬亚、王小妮等一批优秀诗人开始崛起。他们以更多现实的感悟和富有时代的诗歌精神，形成一个诗歌新时代的标志。但在二十一世纪初，随着诗歌与外面现实的因素，中国诗歌创作思维内部逐渐分化，许多诗人创作的口语诗演变成口水诗，泛滥成灾，勉强模仿西方诗歌的路子，却没有取其精华，只在表面充量，让中国新诗的发展失去了根的延续，造成尖锐而又冲突的矛盾。因口水诗缺少一种诗歌创新的活力，若似一杯白开水，丧失了诗歌追求艺术价值的审美观。近年诗坛出现的“曹（谁）伊（沙）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种诗歌的环境与背景下，著名诗人曹谁便提出倡导“大诗主义”思维走向。他认为中国的诗歌要得到良性发展，必须要形成“融合古今”、“合璧中西”、“合一天人”、“随物赋形”、“和合阴阳”、“整合音义”的诗歌新思维。著名评论家、诗人徐敬亚先生总结了中国当今诗坛四种病态倾向：一、日常化，去隐喻。二、叙事化，去抒情。三、平面化、去修辞。四、消费化、去感动。若中国的诗歌是日常化、叙事化、平面化、消费化，失去隐喻、抒情、修辞、感动，那我们的诗人何谈创作出一首好诗呢？这是值得我们沉思的问题。这四种病态的诗歌思维，只能让中国诗歌陷入不断重复内卷化的深潭，更值得让人反思。为此，我例举了屈原、司马相如、曹植、白居易、张若虚等古代大诗人的长诗作品。我希望当今的诗人能传承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点，反拔和纠正当今诗歌状态肓目的冲动，构建一个良性的诗歌世界形态，维持一个诗歌内质的良性环境。

因为中国诗歌需要好诗！更需要时代的大诗和长诗！

作者简介:

雷晓明，原名雷小明，湖南桂阳人。桂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从事桂阳历史文化研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湖南文学》《羊城晚报》《小溪流》《百花园》《芳草》《散文百家》《鸭绿江》《名家名作》等数十家刊物。曾获全国首届打工文学诗歌奖、全国红三角诗歌节诗歌奖、全国乡土诗歌奖、《小溪流》杂志儿童文学奖、《湖南文学》杂志文学创作奖、桂阳文学奖等奖项。著有诗集《在别人的城市》、长诗《驿动的散曲》，小说集《小三》，历史专著《郡县之韵》《印迹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