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锡义

日前和一位朋友闲聊，提及运城学院的教师时，他惊奇地问：你也认识王贞民老师啊？接着便给我讲起王老师的人品多么好，学问多么高，言表之间，如遇知音。其实，他说的都是事实。这也是我心目中对王老师的印象。

去年年初，万荣老乡组建“快乐驿站”群，我有幸加入其中，在那里结识了王贞民老师。他八十多岁，发信息不熟练，便用语音和大家交流，思维敏捷，声音洪亮。我感觉他是一位热情宽厚的老者。王老师退休前是中文系教授，术业有专攻，常发一些独到的见解。但他不会使用手机，总是提前写好后，再一句一句念给大家听。这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颇多微妙处，常常在一念之间。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我对王老师肃然起敬。

没过几个月，“快乐驿站群”组织夏日郊游。通知大伙时，我正好在外地，但听说王老师也参加，我便欣然赶回来。那是6月初的一天，夏风不燥，气候宜人，正是郊游的好时节。在临猗县傅作义将军的故里——安昌村，我和王老师握手相见了。他高大清瘦，花白头发，腿脚不灵便，走路时有点儿颠跛。但他满面红光，一点儿不显老，给人矍铄而强健的感觉。初次见面，王老师便谈笑风生，满脸温良恭谦让，没有一点当教授的架子，倒像是一位多年未见的至交好友。他和我一同看傅作义故居、傅家小园，观白马庙遗址，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郊游的第二站是万荣后土祠，我以前在那儿待过，便主动给他作向导，介绍黄帝“扫地为坛”、张仪赴秦国古道、汉武帝《秋风辞》等历史故事，俨然成为老朋友了。

王老师和我无话不谈，谈论世事，谈论文学，谈论相熟相知的朋友，有许多共同话题。他虽然一生从教，但也是从“动荡”年代过来的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多年担任院系党支部书记，至今还承担着学院退休处一个支部的工作，思想上永远和时代合拍，是真正的“身正为范”的最美践行者。我喜欢他的为人品格和做事风格，感觉和他十分投缘。此前在 “快乐驿站”群里，对他只是闻其声，而未见其人，那天见面后，有如愿以偿的快意，晚上便写了一首《初见群友》的小诗，记述当时的心情：“ 驿站初逢独忘机，一见如故不相违。而今识得春风面，心有灵犀带笑归。”

还是在那天的郊游中，王老师送给每人一本他写的《真言实感录》。那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不乏动人章节和为人处事经验，读之可见性情，可知学识，也可窥见他思想的光芒。其实，王老师的学问远不止这些，还体现于诸多的文论当中。就在去年，他写过一篇《再说“山东”和“山西”》的短文，论证古时候的山东、山西并非现在的山东、山西。指出其中的“山”不是华山也不是太行山，而是位于河南省西部的崤山，进而得出结论：崤山、函谷关以东统称“山东”，而“山西”则是函谷关以西地区，差不多是今日的陕西、甘肃、四川等地。这样以来，我们不仅明白在战国七雄中，除秦以外的其他“六雄”皆属山东，统称“山东六国。”而且再读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也能正确理解“山东”一地的含义了，它是指王维当时迁居的蒲州，即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而不是如今山东省的什么地方。

王老师不失学者风范，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继续为家乡文化建设做着不懈努力。他老家临猗的天兴村（原属万荣），流传许多诸葛亮的故事，至今还存有历史遗迹。他便和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一道，查阅史料，寻找根源，终于认定此地就是诸葛亮之孙“诸葛京内移河东”落户的地方，也是诸葛后裔繁衍生息的发祥地，从而明确了天兴村的历史定位。这个结论意义重大，填补了一项历史空白，得到全国诸葛亮文化研究专家的充分肯定。 

当地人一直认为：“诸葛亮生于天兴”，原本就是天兴村的人。目前尚需考据，王老师和他的同行们仍在继续挖掘着。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诸葛亮压根就没有来过天兴，更谈不上出生于天兴村”，其故乡应在山东琅琊。还有的人认为，诸葛亮是河南南阳人或湖北襄阳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于此类不同观点，王老师不作轻意否定，认为都是“一家之言”。在他看来，“这都是对诸葛亮文化研究的积极态度”，只要努力探索，“无论是与否，都是欢迎的，也算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让人不由得想起卧龙岗上的那副名联：“心在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境界和胸怀。

王老师也希望就诸葛亮的出生地，给家乡父老一个满意交代，但他最终目的不仅于此，而是要讲好诸葛亮故事，学习其聪明才智，发扬一代名相爱国奉献的精神。为此，他写了《琐忆诸葛爷孙事》《讲好诸葛亮故事，深入挖掘其时代内涵》《诸葛亮文化的传统美德及现实意义》等多篇文章，系统阐述学习诸葛亮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就在前不久，他又在运城市“河东书房”作了一场“诸葛亮精神”专题讲座，大讲诸葛亮的用兵智慧、家国情怀和为人品格，还重点阐述了《诫子书》的现实意义，在场的听众无不称好。古典诗词《龟虽寿 》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老师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最终的愿望，是建设“诸葛亮文化博览园”，为子孙后代提供一块传统教育的基地。如今大兴文化产业，倡导文旅融合，只要上下齐心，各方努力，说不定还真能打造一处新的文化旅游打卡地。

我闲余拜读王老师的《真言实感录》，感慨他的“峥嵘岁月稠”。书中用一个章节写“我的‘文革’经历”，真是惊心动魄，让人不忍卒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王老师和广大教师一样，带领学生们串联，也自发加入“战斗队”，还参与了当时的大辩论。但不幸的是，他却被另一派群众拉去批斗，并无故惨遭殴打，左腿落下终生残疾。他在记述这段往事时，心胸坦荡，文字冷峻，没有丝毫的隐晦曲折。他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文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倘若全国上下左右千千万万个‘我’，都把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实出来，兴许对这场大革命有个理性的认识。”回顾历史，“文革”真是一场灾难，已被中央和全国人民彻底否定了。但是，网络上仍有不同声音，激起“快乐驿站”群里的强烈不满。作为群主，王老师旗帜鲜明地表态，他说，我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特殊遭遇，用血写的事实警示大家，无不令人震惊和感动。人生不易，岁月洗礼，他已抛却个人恩怨，不再计较“文革”留给自己的伤害，还曾经撰文说：“‘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并没有原则的矛盾冲突，坐下来做些自我批评，便会一笑泯‘冤’。”如此胸怀，赢得群友们的齐声赞誉。反思“文革”应从每一个人做起，相较于那些曾经有权有势、兴风作浪、打砸抢的参与者们，又有几人反躬自省过？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王老师值得敬重的可贵之处。

“文革”危害究竟在何处？我也是自群里发起讨论后，才认真反思这一问题。它除了破坏生产，扰乱秩序，酿成十年内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人的良知和正义观念，给人们的精神世界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和摧残，是彻头彻尾的反人性行为。记得读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那种斯文扫地，毫无尊严活着的人比比皆是，严重践踏了做人的底线。还有那个网络上盛传一时的、红卫兵揭发母亲“反动言论” 害其被枪决的故事，可谓“文革”中的一个缩影。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们反目成仇，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暴发式上演，简直就是一幕幕闹剧、悲剧，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在历史进程中，“文革”或许只是一场运动，可对于无辜的群众来说，无异于十年浩劫，带来的是灭顶之灾。它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把人性之“恶”释放出来，社会遭致道德沦丧，法治崩坏，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才是“文革”最大的“恶”。时至今日，噩梦消逝几十年了，仍有个别人戾气未除，“文革”思维尚存，难怪人们担忧：如果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准还会涌现出大批的亡命之徒。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要对“文革”警钟常鸣，彻底否定，以防悲剧重演的重大现实意义。

我的这些认识源于王老师的现身说法和循循善诱，发自内心地感谢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便总想和他坐一坐，以达“向阳花木，近水楼台”之效，于是对他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老师先前在万荣县工作过，他认识的许多人我也熟识，自然就多了聊天话题。他说有一位年轻干部曾经受过冤枉，组织上后来也给平反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位干部的父母是他的老朋友，后悔当时可以援手时没有帮助这位孩子，可见他的故交之情和怜悯之心。他对他所熟悉的人，包括亲近的人在内，总能客观评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虚美，也不掩暇，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便在“快乐驿站”群中，他也总是倡导文明，坚持正义，绝不含糊其辞。由于他心地好，方法多，又会把握分寸，不仅没有得罪人，反而深孚众望，大家都很拥戴他。他这种公开公正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他也有喜怒哀乐的时候，但对人、对生活总是报之以微笑，温存敦厚，意味深长。他的微笑是善意，是从容，是热情，也是一种刚正和大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对学生，那是宽爱；对生活，那是追求；对未来，那是希望；对丑恶，那是蔑视。”熟识王老师的人，一定对他的微笑印象深刻，那是对人的一份真诚，也是对世事的一种态度，称得上“经典”的微笑。

自从结识王老师，我又多了一位忘年交，亦师亦友，无话不谈。我每次去运城，只要他知道了，总要邀我去饭店吃饭。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他家里。我每一次去，王老师都要下楼来迎候，茶水和食品早已准备好，专等着一同上去品尝。他的老伴也非常热情，和保姆在厨房忙碌，又是炸油饼，又是凉粉饸饹，全是可口的家常饭菜。这个时候，王老师会拿出家藏的好酒，和大家抿上几盅，热闹热闹，以尽东道主之谊。这样的家庭聚会比在饭店里舒服，聊天时间也长，感觉非常的尽兴。有一次在他家聊天时，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一蓑烟雨》的诗集，有点儿爱不释手。谁知没有过多久，他便通过熟人也给我争取来一本。王老师家的墙壁上挂着著名书法家赵望进先生的字幅，厚重典雅，非常大气。我知道他们是大学同学，便冒昧请托赵先生给我的小书题写书名。王老师也慨然应允，不出一个月，书名便写好了。我感激莫名，也感激赵先生的慷慨和厚爱。

王老师还是一位富有幽默感的人。这反映出他的智慧，更显现出他的胸怀。据他的学生回忆说，他在中学任教时，每年有上百名学生考上大学，而他的儿子连续两年都没有考上。学生们暑假看望老师时，心里很不好受，他却笑呵呵地说：“我的登科（儿子的名字）今年又给我登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乏幽默的笑话。运城一带有这样一个段子，用方言讲出来格外有趣：“啊，黄河，你像一条蛇（sha)，圪里拐弯到这达……”王老师用地道的土话在群里朗诵，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去年秋天，他和朋友来河津游薛仁贵寒窑，当时刚下过小雨，路有点湿滑。他年岁大，腿又有伤，上坡时我去搀扶他，他却笑着说：“别看我这条腿被打坏了，但坏事中也有好事，走路的时候把滑。”就这样和我说着笑着走上去了。他把过去的事早化作过眼云烟，只愿生活平静，无波无澜，轻松愉快地度过晚年。这种平静旷达的心态，让我想起著名作家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中说过的一段话：“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在我的印象中，该怎样形容王贞民老师呢？他十分清瘦，似乎隐含着某种自律。他心思敏捷，时不时透露出些许诙谐。他有学问，从来不以教授自诩。他爽朗大气，为人坦诚，极富正义感……这些都是他的特点，又似乎不足以形容我心目中的王老师。忽然想起他经常挂在脸上的微笑了，我瞬间莞尔。他，在我心目中，其实就是一位尊敬的长者，亦师亦友，可亲可敬，相交甚喜，相处甚欢。

                                     （2021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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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在河之东 我在河之东

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