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女性主義——大中華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

人類歷史此次以空間演變的方式，將一個百多年來受到西方現代父權衝擊而分裂成幾個板塊的大中華，用經濟重新組合到一起。雖然政治上還是分治的，但漢語文化的同一性，將經濟的合作紐帶聯繫得更加親密，即所謂足以改變原有政治疆界並重塑經濟版圖。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經由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實踐，如今以各自的特色參與互補競爭格局，呈現出極其豐富多元的大中華現代性，並與北美現代性競爭生長。

在女性主義看來，任何一次歷史性的秩序變化，都不可能不深刻影響女性的處境。這一次國際秩序重組，大中華經濟共同體的形成，對於女性現代性關係的影響是深遠的。與大中華格局一併生成的大中華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現象，遍佈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對話語境中的北美漢語文化圈，大批漢語女作家用她們的書寫，見證大中華女性如何參與這一時代轉型，並藉此建立自己的主體形象。

她們書寫女性/百年中國由被動捱打到重新崛起的歷史，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到 21 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中，在大中華語境不同板塊的現代性空間裏，女性主義文學思潮針對不同現代性議題而生發，發聲不同，卻有驚人的同一性，即用文學的形式反思現代性、見證女性參與現代性，如合唱般匯成文學的女性主義政治。重建女性主體形象的政治策略，亦有如共謀，於不同空間展現了各自經驗獨特性的同時，具有互補呼應的空間走廊特徵。

她們分頭講述女性/百年中國現代演變的不同空間故事，如《扶桑》是北美移民空間的故事、《無字》是中國大陸北方故事、《長恨歌》是大陸上海故事、《婦女閒聊錄》是大陸長江腹地的故事、《迷園》是台灣故事、《香港三部曲》是香港故事、《香農星傳奇》是澳門故事，這些故事如同互相串通的時空走廊，把百年現代中國的後發現代性在不同空間的演變狀態，進行了各自講述和互相印證，從而互相聯結成通向未來的空間。而匯合的聲音都是女性講述，證明了歷史轉型、父權重組，女性努力創立自我發展機遇，獲得話語權的規律。

呈現在大中華語境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中的女性主體/中國主體建構策略，是由多元個性的女性主體想像，和多元現代性處境的中國地區主體想像，憑藉共存差異空間的現代性經驗競爭來實現的，體現出大中華語境中文學的女性主義的獨特的政治智慧，她們用審美政治策略，將女性壓抑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現代性實踐中諸種壓抑經驗相結合，開發了壓抑經驗的豐富表達機制，展示了女性主義寫作拓展人類空間經驗的無限潛能，實現了對西方單一暴力現代性全球化的全面反思，提供了審美現代性前景。

如同哲學家杜威所言：“由於藝術表現了深層的調適態度，一種潛在的一般人類態度的觀念與理想，作為一個文明特徵的藝術是同情地進入到遙遠而陌生文明的經驗中最深層的成分的手段。通過這一事實，藝術對於我們自身的人性含義也得到了解釋。它們形成了一種對於我們的經驗的擴大與深化，在我們據此所把握的其他形式經驗中的基本態度的範圍內使它們變得更少地方性與局部性。”[1]

用文學的行動方式進入全球化，以和平的姿態加入人類現代文明進程，文學的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改造世界的創意實踐，呈現了女性主義精神大森林氣象，生機蓬勃，令人神往，振奮人心，啟人心智。

自從大陸開放以來，大陸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台灣、香港、澳門及北美地區同樣是“天涯何處無芳草”的繁盛景象。這正是創意實踐之間互動相生的風景，它們無疑已構成了獨特的大中華文化復興現象。事實上，它們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文明象徵之一。

在此，大中華語境是一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想像共同體，一種與西方英語霸權文化相抗衡的對話意志，從而使我們面對的文學行動也具有超越國界和地區的全球化特徵。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視野下，性別、民族、國家和地區，以及語言文化和文明之間的權力關係，都具有同構特徵，儘管它們調用的資源和策略各不相同，但在文學行動的想像空間，卻可以擁有象徵體系的同構解讀意義。而同構解讀的複雜多元意義，不僅是文學行動見證世界秩序重建的價值，也是文學行動成就自身世界性文學的機遇所在。無疑，這正是大中華語境中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湧動不息的理由，也是文學的女性主義智慧創意所在。

女性主義是現代的產物。現代工業革命和科技發展，使女性從家庭空間走向曾經專屬男性的社會空間，導致性別權力關係由男主女從向男女平權轉型。這一轉型過程漫長而痛苦，“世界在男性佔據有利地位的狀況下已存在了數千年，很難立即加以改變。只有經過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努力，才能指望這種狀況朝著有利於女性的方向改變；而這種努力應當不僅僅由女性來做，還應有整個人類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最終的成果。” [4]

女性主義的目標，簡單地說就是男女平等，但具體歷史條件下，爭取平等的內容並不相同。階段性目標的區別，地區性環境的不同，導致女性主義千差萬別。通常認為，西方女性主義經過長期發展，目前形成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女權主義，把博弈的空間放在法庭上和政府的立法機構裏，並以婦女社會運動方式，向全球推進男女平等。 [5]

這一推進方式，演變為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的形式，每一屆大會的主題針對女性不同的現代性困境，向各國政府提出解決問題的要求和時間計劃，為女性指出具體的行動方案。街頭遊行表達具體的要求一直是社會運動的主要方式，每一次世界婦女大會也保持這一方式，包括1995年在北京懷柔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同樣舉行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女性和反對性騷擾的遊行。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反思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和剝奪，為全球女性爭取更好的現代生存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20 世紀後期，女性主義內部已出現反思西方主流女權社會運動的聲音。具體來說，西方女權主義維護的婦女的政治權、經濟權、民權和人權，也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 [6] 因此，反思者認為向全球推進女權社會運動，實際是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共謀，在西方國家和西方女性獲得利益的同時，實際上犧牲了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女性的利益。 [7]

這種反思相當深刻，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擴張，不僅需要女性人力資源，也需要不斷進行資源和權力的再配置，女性主義所展開的與父權的鬥爭，有助不斷打破資源壟斷格局；但另一方面，在後發現代性國家，通常擁有自身非資本主義的歷史，當受到資本主義現代性擴張衝擊，國家民族的處境、男性的處境，與女性的處境相似。西方主流女權社會運動忽略了問題的複雜性，也就忽略了不同現代性處境中女性的不同權利要求。

隨著大陸開放所帶來的現代性新機遇，大中華語境中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出現，可說是後發現代性處境中，女性對於自身權利，對於相關男性、民族國家及文化文明處境，多重複雜問題深度反思的結果。與西方主流女權社會運動之間，存在一種互補修正和對話的關係，是對女性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這種用文學形式和策略所進行的女性權力爭取方式，呈現了另一種博弈的空間，這就是相對於西方現代霸權，爭取言說後發現代性不同經驗的話語權。

女作家們駕馭敘事的權力，反對中西兩種不同父權的迫害，進行傳統父權體制和現代父權體制雙重的解構和批判，並關注東方和中國男性的現代性困境；重建女性與現實及歷史的關係，把她們塑造為歷史的參與者、現實的承擔者，講述女性所理想的人類文明關係，從而既表達男女平等理想，也表達對不同文化，如主流文化與亞文化、邊緣文化，特別是中西方文化文明之間平等對話的理想。

這種以文學方式，行使敘事話語權力，建構女性主體政治，代替現實博弈的女性主義，可以稱之為文學的女性主義。文學的女性主義驅動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不斷生產文本的政治，向全球推進的不僅是男女平等目標，還有人類不同文化文明之間平等對話交流的目標，從反思（單一）現代性入手重建現代性經驗結構（裏面包括女性、邊緣、亞文化），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即文學女性主義意識形態。

文學的女性主義之不同於女性主義社會運動，首先在於它所呈現的文學特徵，是用文學手段推動女性主義運動，一方面不斷生產女性主義的文本，構成不可忽略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現象；另方面文學的想像力不同於社會行動力，後者必須擁有理性和針對性，文學的想像力則可以放縱肆意，通過想像的一切手段方式調整、歸類、解構、重建不合理性別關係。

其次是它所要求的女性主義目標，比社會行動單一具體的目標要複雜多元，事實上，它的目標很難用社會行動去實踐。文學的女性主義將女性的、男性的、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文明的諸種“壓抑經驗”，進行象徵組合，形成意涵豐盛、形象豐滿的複雜表達體系，不僅要女性“浮出歷史地表”，而且要呈現女性、男性/民族/國家/ 地區/文化文明多元主體。換言之，它要讓女性“浮出歷史地表”，不得不同時呈現女性、男性/民族/國家/地區/文化文明多元主體，從“壓抑”到“崛起”的意願，從“不平等”到“平等”的強烈追求。如此，文學的女性主義用文學行動而不是社會行動追求平等目標，乃在於其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目標，與男性、民族、國家、地區及文化文明平等目標組合在一起，是與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要求緊密結合的。

最後，文學女性主義顯著的特徵，就是通過它所創造的不同的長篇文本，傳達女性從不同現代性空間發出的話語權力聲音，表達了女性話語權力複數相加的力量。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在北美新移民空間，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貢獻的代表性長篇文本，見證百年現代性演變中女性、男性、民族國家、地區和文化文明的命運，用深刻的歷史與現實生存經驗，展示平等對話於人類完善自我之意義，體現話語權力的尊嚴。

如果說大中華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為世界女性主義貢獻了文學的女性主義，開闢了女性主義在文學世界的“文明對話與秩序重建”政治學，那麼，對於這一思潮貢獻的總結研究，不僅具有女性主義研究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有助反思全球化這一“未受檢驗的全球擴張政策” [9] 給人類生活、文學文化和文明帶來的影響，也有助豐富人類的現代性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