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中《晋司空张华》条评张诗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词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页）
这本是就张华诗的内容与风格而言的，并不是对其人性格、品格的总体评价。
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多持人品与文品统一论的看法，以至于在后来一千数百年的历史阶段内，人们的观念中，“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八个字（还有近似的说法，如“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之类）不知不觉地扩展成了对那些以抒写男女爱情的文学作品而著名的文学家，以及他们的这类作品的综合评价，兼其为人与为文二者而言了。
甚而至于“儿女情多”或“儿女情长”竟被看成是“风云气少”或“英雄气短”的原因；反言之，则“风云气少”或“英雄气短”在此逻辑层面上也就成了“儿女情多”或“儿女情长”的必然结果。
关于这种情形，晚清小说家文康在其《儿女英雄传》中总结得最为明白：“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
“儿女情”与“风云气”或“英雄气”，果真是这样矛盾而对立的么？
非也。
让我们先来看一件趣事。
清人焦循《雕菰集》卷十八《綝雅词跋》载：“有学究者，痛诋词不可作。余骇而问以故，曰：‘专言情则道不足也。’余曰：‘然则有道之士必不为词已乎？’曰：‘然。’余因朗诵‘碧云天，黄叶地’一首，而学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问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词正仲淹所作。’以刻本示之。”
北宋仁宗朝的名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传世之词凡五首，两首是爱情词。焦循所朗诵的那首，是其名作《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〇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见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黄《选》间有误字，此处所录文本用《彊村丛书》本《范文正公诗余》）。
焦循的这篇词跋颇能发人深思：讨论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宋词是最好的例证。
众所周知，宋词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题材的作品。
无论是写夫妻之间的爱情，还是写情侣之间的爱情；无论是以第一人称实写自己的爱情，还是以代言体泛写作为人之常情的爱情；无论是写欢聚时的温馨，还是写离别、相思的愁苦；无论是具体地写爱情的感受，还是抽象地写爱情的理念——都有许多感情真挚、文辞优美的佳作，传诵千古，不愧是中国传统文化殿堂中的奇珍异宝。
如果说“儿女情”与“风云气”或“英雄气”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得而兼的话，那么宋代爱情词的作者就该都是在志节、事功方面乏善可陈、无所作为的凡庸之辈才对。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对宋代爱情词作者生平事迹的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其中不乏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不乏站在民族反侵略斗争前列的英雄豪杰，不乏关心民瘼、勤于公务的志士仁人，立德、立功、立言，留英名于青史，垂典型于千秋。
在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中，有真宗朝的名臣寇准。其传世之词凡四首，两首是爱情词。录《踏莎行》一首曰：“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〇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见宋曾慥《乐府雅词拾遗》卷上。
又有仁宗朝的名臣晏殊。其传世之词凡一百四十首，颇多爱情之作。录《鹊踏枝》一首曰：“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见《珠玉词》。
又有欧阳修。其传世之词凡二百四十余首，颇多爱情之作。录《生查子》一首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〇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三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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