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燃烧的岁月

作者:仇永安

一、上山下乡  

     1961年至1964年，我在新乡十中上初中。

     那时候，全国已经有多名城市知识青年毕业之后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吕兰玉等，皆是那个时代优秀代表，报纸电台不断地宣传，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们。

    当时新乡十中也大力宣讲这些优秀青年。还特地把当时新乡农科所的蓝家碧请到学校作报告。蓝家碧毕业后，落户市郊丰乐里，成为新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最早的先进典型。 

     我的思想受此影响不小。最早的反映出现在1964年我报考高中时。

     当时父母和我商量：由于我们家出身不好（家庭成份地主），担心若考上高中考大学时政审不通过，不如现在就报考技校，早点毕业工作，也能减轻家庭负担。

     我很不同意，因为当时人们都不太看得上考技校的人。但在父母再三教导和压力下，我不得已同意考技校。

     当时新乡有名的是航空技校。但父母考虑是航空保密单位，政审严，通不过政审。最终父亲为我选中了郑州水利学校。

     考试那天，在路上同学们听说我考郑州水利学校都很惊讶。他们说学习那么好若考郑州水利学校可惜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就想修改报考志愿。

     到校询问，还来及修改报考志愿，当即更改，报考二中，且参加了考试。

     考二中我没有任何难度，顺利考上了。我把通知书拿回家，父亲一看，大发雷霆，还打了我几下，但也无办法只好接受了。

     从此我在家中很別扭。

    到二中上学后，前三四个月还很好，和同学们玩得很快乐。

     有一天管号队的李老师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当仪仗队的指挥，我非常高兴。

     新乡二中原来是解放前的教会学校辅仁中学，解放后改为新乡二中。它留下一个庞大的仪仗队，也叫号队。

     二中号队在新乡很有名。每逢国庆节、五一节新乡市在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皆是二中号队做为仪仗队在主席台前演奏国歌。全市大游行时，也是新乡二中的号队做为仪仗队走在全市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二中的号队也是当时豫北地区唯一的仪仗队，安阳，焦作还没有。他配置齐全，大号，圆号，拉管二十多个乐器。做为乐队指挥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听说我要被培养为乐队指挥，真是很高兴，半夜都没有睡着。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直没人正式通知我。我也不好去问。有一次看到李老师，他装着没看到我，我觉得有问题了，就请我要好的同学打探。他说：本来李老师是选你的，可是和班主任老师商量，说你家庭出身不好，只有放弃了。又选了由六中考到二中的一个同学。我真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才第一次深感家庭出身不好对自己是有严重影响的，第一次相信了父母的话。

     于是我迅速决定：退学。下学期再考技校不是问题，我有自信心。记得我退学那天，班上十几个同学送了我很远很远……

     本来，我以为退学再报考不是什么事。没想到在家中在父母眼前晃来晃去，他们对我虽然冷静了许多，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別扭。 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住校，只有六年级在家住过一年。中学住校，每周日中午回家吃顿饭下午就回学校了，和父母的交流并不多。

     也许这就是命运使然。就在我准备来年报考技校时，新乡市第一批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了。办事处连续开了几天会，15岁的我逆反心理太强，不想在家呆着，于是没和父母打声招呼就报了名。我觉得这是响应党号召的好事。记得这事由新乡市劳动局总负责，劳动局的万局长找我谈过话，鼓励我：说我有志气，有前途，会好好培养我的。

     我父母亲下班回家听说后，很生气，但此时他们已经非常冷静了，知道我已长大，脾气执拗。

     父母对我说，你不想在家里可以给你找个工作，是上山下乡？还是去工作？你自己选吧。

      第二天一早，办事处王主任就把一张去铁锅社上班的调令送到了我家。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山下乡，因为它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号召。

     从此我踏入社会，开始了自己曲折的人生之旅。

     尾声： 一、 如果我按照父母的要求考上郑州水利学校呢？会是什么命运？

     我到新乡水泥厂劳资科工作后，发现副科长丁龙臣是1964年考入郑州水利学校的。也就是说，我如果1964年考入郑州水利学校和丁科长是同届校友，说不定还同班。毕业后一起分配到新乡水泥厂工作，是大概率的。也许我就是水泥厂的命，上山下乡兜转了一圈，还是回到新乡水泥厂。

     二、如果我选择去铁锅社上班呢？铁锅社最后发展为新乡市五金厂，可能是大集体企业。国企改革时最早破产，最终的结果未必比水泥厂强。

     冥冥之中，人的命也许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的。

     二、上山下乡那些事

     1965年4月10日我上山下乡，开始到辉县上八里公社的深山村六亩地小队。

     出门就挑担，天天修大寨田。这就是日常的农活。

      最累的活是担水抗旱。

     从河沟里担水，挑往四五里高的大山顶上抗旱。用的是木桶（当时当地就没有铁皮桶），两只水泡过的木桶，空桶就有十几斤。

     早晨，天刚亮，队长一敲钟，我们就担上木桶，下到河沟（有近二十米深）挑水上山抗旱。

     从河沟上来，走过一尺多宽弯弯曲曲的小路，行一两里后，开始随着牛上山的小路，一步，一步，挑着水往山上爬。

     这山高有四五里，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休息，因为山陡，牛走的路，就没有平地能平稳放下两只水桶，我们只能左肩换右肩，一直爬到山顶。

     山顶有一块或两块一亩多大的玉米地。地里有一妇女拿水瓢，把水一瓢一瓢的浇到每一棵玉米的根下。她把水浇完，我们就担着空桶往山下跑。回到青年组，就该吃午饭了。一上午，不能停，就担一挑水。

     路，山的高度，时间，水的重量……

     当时我十六岁。

     最累的活是担水抗旱，若说最苦的活就是远山放羊了。      

     小队养了五六十只山羊，一般都在远山放养，近处没有林草树木。放这五六十只羊一般都是派两个人，一个本地农民，一个插队知青。由于离庄远十几里以上，一般平时不回家，半月轮换一回。

     放羊出门时必带的装备是：八路军一样的干粮袋，斜挎着，里面是玉米面。一个文革时夸包，上有红色“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夸包里是窝头和咸菜疙瘩。肩上背着一卷羊毛毡。这羊毛毡是黑色的，有两米长，一米宽，有一公分多厚，平时都是卷着的，扛着走。还要提一个旧铁锅。一般手里还要拄一根两三公分粗细大约一米三长的棍子。老农民走在羊群的前面，我走在羊群的后面，赶着羊群就出发了。这样的场景你很容易想象的到，就像在哪个电影，哪本书中见过似的。

     老羊倌带着羊群和我走到曾经熟悉的放牧地方。天气好时，天黑了就找个山坳，山拐弯背风处，展开羊毛毡，放下身上的背包和干粮袋，找点山泉水，用三块石头支上锅，拣些干树枝，烧开锅煮点玉米面粥，啃着在火边烤热的窝头，就拌着咸菜疙瘩，就是饭了。白天，早饭午饭都是一样。

      这就非常好了。 就怕来了大雨、暴雨。山区的气候说它瞬息万变，一点不假。

     别看现在艳阳天，太阳高照，忽然从山背后飘过一片乌云，霎时间就大雨如注。但你看对面山上，依然是阳光普照，没下一滴雨。

     这样的雨可苦了我们。赶快找个平坦的高地，把羊毛毡支成个只能钻进一个人的小窝棚，钻进去避雨。那种生活是真正的风餐露宿。

     艰苦的生活不算什么，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但那里是老区，极左思想更为严重，非常岐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我家人知道后就托人把我转到新乡市郊区平原公社八里营大队六小队。

     我到八里营六队时，队里有三个知青：一个是队长崔景德外甥名叫秋生，一个叫黑胖，大名叫徐颜真，我们三个人，分别住在农民家里。

     由于我在山区干过，到平原干活就不算什么了，最重的活儿就是拉平车（架子车），主要是往地里送粪。平常基本没有累活，最多是除牲口圈里的粪时，累点臭点。一般去玉米地菜地锄个草之类的，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事。还有，赶马车去新乡水泥厂拉过水泥。

     本来心想着到平原干活儿就是轻，没想到突然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干了平原上一般人没干过的活儿，累了个半死。这个活儿就是“捣坯”。

     当时我们新乡郊区盖房，一是买砖盖房，一是托坯活泥盖房。 托坯活泥就是拉几车土，在里面撒上麦秸，用水活泥，放到木模子里，成形后取下模子晒干，就是坯了，用它来盖房。

     而捣坯，不用水，把潮湿的土压到一块，让它风干。别说我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

     那一天，队长敲过钟，大家都来到大树下，等队长派活。

     队长说，队里准备盖五间房，当作仓库，请来了捣坯师傅，谁去给他打下手？好大一会儿没人吭声，我就说我去。我刚说完，队长就说行。这时黑胖在我后腰上捣了一下，我也没在意，就跟捣坯师傅走了。

     捣坯师傅要我带上抓钩、铁锨两件工具，跟他走了很远，来到一片空白的红土地前。前几天刚下过雨，现在正好不干不湿。

     他就抽着烟，指挥我用抓钩筑松了一片红土地。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样支木模框子，把捣好的坯摆摞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摆通风好，干得快。  

     我休息不到三分钟，就开始干活了：我摆好模子，往里面铲满土，他拿着七八斤重的园尖顶的石夯扎八下，我就要迅速取下模子，搬起一二十斤重的土坯，放到十米远的地方，摆摞好。

     我就这样的重复工作：支木模子、铲土、取木模子、搬坯、摞坯。中途抓钩筑松的土用完了，还要用抓钩再刨一阵地。可把我累死了。一到下晌，累的都不想吃饭了。后来黑胖说，这活没人干，可累了，你好逞能。我说，我刚来，不表现表现，也对不起崔队长。

     这样，每天我俩捣坯800多块。这样的制坯方法，现在基本不使用了。

     当时捣坯师傅一天1.5元，补助一斤粮票，我就一天得一个工分。一个半月下来，我们两个人捣坯近40000个，足够盖五间大瓦房。

     由于我干活儿不错，小队都知道新来的学生小仇能干，崔队长脸上也有光，经常给我派点轻活，比如常让我去菜地干活，经常派我去看水泵、浇地这些活儿。

     1968年，队里又来了36个新学生。加我们三个老学生，已四十个人了。队委会决定成立一个食堂，让学生自己做饭。

     队里出两间房，指定我当事务长，派一个农民当大师傅。再让学生们出一个帮伙，一共三个人。

     厨房两间，一间是锅灶，一间是一个大案板。这案板有一张床那么大，墙上有一个洞，擀面仗就伸进洞里往下压面条。一般都是大师傅擀面条，偶尔他有事时，我也能擀面条。我最多的一次擀过十七斤面条。

     我印制了粮票和菜金。 一开始食堂办的还不错，学生们一致好评。味道，卫生，价格大家都满意。

     有几次包包子，很受大家的欢迎，就是平常的萝卜粉条包子。我就按我家的做法，放进了不少的虾皮，买了点大油，让大师傅炼了后放进包子馅里。农民和大队其他小队的学生也来吃，这哪够啊？意见就多起来了。

     特别是男学生，都对平均发放粮票不满意，都想多吃点。要不就天天喊不够吃，饿肚子，我也没办法。我干了两年就不干了。老崔队长说，你去看菜地吧。这次是常住菜地了。在菜地自己做饭吃。我不干事务长以后，几个月后六小队的学生食堂就停掉了。学生自己找饭吃，有的回家，各顾各了。

     记忆中还有打群架。 一年秋天，约十月底的样子。一天吃晚饭时秋生说：今天丁古城演电影，咱们去看电影吧！黑胖同意，我可有可无。因为一般电影我全都看过，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说：行。天太冷，把大衣穿上吧！ 天刚黑，我们就往丁古城走，丁古城离八里营就一二里地，一会就到。

     电影在一个大广场上演，旁边是很大的一片棉花地。不知道为什么天很晚了，还没有开演，有人就起哄，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听黑胖和丁古城的人吵起来了。丁古城的人说：“你们八里营的人来丁古城耍什么威风？”就听黑胖说：“你是不是看你们丁古城人多？”这时就听有人说：要打出去打，别影响看电影。就听黑胖说：“打就打，爷还怕你？”黑胖说着把大衣脱了给我，说给我拿着。这时秋生也把大衣脱了说给我拿着。我说：“他们人太多，你们只能打跑，边跑边打，千万不能让他们围住，一围住你俩，就完了。”

     这时丁古城人围上来，棉花棵深到大腿根。黑胖、秋生他俩抽出皮带抡开了打，边打边跑。我抱着两件大衣跟不上他们，一会就不见影了。只见丁古城的人陆陆续续回来看电影，见不到黑胖和秋生。我就很喊他们的名字，有丁古城的人说被打跑了，有人说好像有个人被打翻了。棉花地太大了。最后秋生没找到，黑胖也没有找到。我只好回去叫人。谁知道到家一看，他们早回来了。秋生没一点事，还笑呢！黑胖是打到棉花地最边边有个大下坡，黑胖没注意滑了下去，这离演电影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丁古城的人也没有再追。黑胖胳膊上划有伤口，到卫生站包扎了一下。就没事了。

     青春岁月，青葱时代，充满了倔强迷茫，酸甜苦辣。如今，皆已风轻云淡，笑谈人生。

 作者简介：仇永安，男，河南新乡人，1948年出生，祖籍江苏省连云港市。1965年4月响应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1972年，至新乡水泥厂工作，历任运输工、统计员、核算员、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等。2003年退休。

      爱好养花、旅游与图书收藏。酷爱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