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缨•书话】中国近代戏剧著名作家：曹禺🙏🙏🙏谨此缅怀。
《如此的相爱》
自述/李玉茹
作者/李子迟
整理/上官雲缨
那是在1947年春天，我与曹禺相识。
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
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此时曹禺正与方瑞恋爱，与妻子郑秀闹离婚）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
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
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
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由此开始了我俩的晚年生活。
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知实难逢”，千真万确。李玉茹原名李淑贞、李雪莹，1924年7月出生在旗人家庭，父亲原是北平的贫民，很早就过世了。她从小没念过什么书，与母亲和姐姐靠做针线活讨生计。她幼从票友李墨香学老生。1932年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招生，9岁的李玉茹前去报考，一曲《捉放曹》令主考老师很满意，被顺利录取。先学青衣，后习花旦兼刀马旦，师从王瑶卿、程砚秋、于连泉（即筱翠花）、郭际湘、律佩芳、吴富琴等名家，为该校第四班“玉”字辈学生，与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芝并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四块玉”。
曹禺与李玉茹也算是老相识了。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曹禺还未与郑秀离婚时，他们就认识了。
1947年，李玉茹刚23岁。那年秋天，她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等人；有时还能与大师周信芳等名角同台演出。
那段时间，曹禺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也常找李玉茹谈心。他曾向她倾诉过婚姻的不幸，还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因为母亲的反对，李玉茹未跟曹禺进一步发展。后来曹禺与方瑞结了婚，两人也就很少联系了。
30年前，曹禺在李玉茹的楼下等她时，却不被李玉茹的母亲欢迎；30年后，他俩再相见，昔日的火花再度点燃。
回到北京以后，曹禺开始天天往上海写信、打电话。这里有两人互赠的《如梦令》。
曹禺写道：
三十年前旧梦，今日又来相抚。
瞬息又离别，谁知何日再睹？
再睹，再睹，春风小楼独主。
1979年1月3日
李玉茹的回应是：
三十年已逝矣，今日大地春回。
喜意外重逢，暂离相会有期。
有期，有期，小楼坐待生辉。
1979年1月8日
1979年12月，李玉茹和曹禺在北京悄悄办理了结婚手续。曹禺在78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和几句话：
破晓梦醒将去身，惊闻寥落荒鸡鸣。往事如水任流去，忍堪重踏亡羊尘。
“余年近79岁，回顾数十年来，如柳如萍，随风尘土，对人对己，大半谬失。怨天尤人乃庸人心理。虽行将归去，终不肯死前仍不能随心所愿，澹泊而勇于面对丑恶言行进行沉默(不是无行动)的鞭挞。尤其是针对自己的矛盾，须更重的反省，利用暮年作此认真的言与文，歧路亡羊，杨子长嗟，然回头是岸，大彻大悟，独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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