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八百里秦川北塬上的长命寺村，只有36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庄。长命寺有历史记载，嘉庆志载：“长命寺在县东三十里，唐时建，相传石上有彭祖足迹。彭祖，史有其人，他是陆终氏的第三子、帝尧时的大臣，经历舜、夏时代，殷封于大彭。所以是传说中的长命寺星。民间有‘彭祖活了八百岁，不及老佛一觉睡’之说”。原寺规模很大，曾发展为东、西、王三寺。村即以寺而名。我曾在长命小学读书，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学校门楼匾额上，“彭祖古迹”四个字赫然在目，现已毁之。
我说长命寺史话，因为它与母亲的石榴树有关。
有一天，母亲兴致勃勃地从长命寺带着一簇正待发芽的石榴树枝回到家里。这树枝是住寺的道人普师赠送，那棵百年石榴树是他培育的结长命果的树。普师小院内那棵石榴树叶茂果繁，多少人享受过这正果。母亲跟随普师信佛行善众人皆知。石榴树在我家院里向阳的墙角下落根后，母亲为它筑起篱笆墙，浇水，施肥，从不慢怠。每逢初一、十五，还要点香叩头，在她眼里石榴树就是佛。
记得是1965年初夏，我从青藏高原调往京城工作，路过秦川顺便回乡探亲，正逢石榴树第一次挂果。奇怪的是，树上只有孤零零一颗果子。村里人说，母亲听说我要从藏地回家，特地留下一颗果子。其余的满树石榴都被母亲分送给各家各户了。我手捧着成熟得饱满的红红的石榴，心里奔腾着激动，幸福！
母亲留给我的这颗石榴，我带到北京后一直舍不得吃，精心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说句心里话，从得到石榴的那刻起，我就没有打算吃掉它。我只是想着留它在身边，就是母亲的影子伴随着我。至于它能伴随我多久，最终怎么处理，我也说不清楚。当年金秋，我重返高原，也把它带在身边。心里的谱儿是，母亲随儿子走一趟青藏公路，好让她看看儿子舍不下的高原是什么样儿。儿子的身体，母亲的精灵，相得益彰闯青藏，别有一番情趣。人的想法会在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面前作调整。那天，我到了唐古拉山兵站，在和站长吕传銮交谈中得知，在这个海拔5300多米的冰雪世界里，官兵们一年中难得见片绿色，也听不见一声鸟叫。他们的眼睛发涩，耳膜增厚。有些兵实在熬不过这难奈的荒凉和寂寞，到了夏天便请假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城去看树，他们抱着树呼唤远方故乡的娘痛哭一场。我听了吕站长的讲述，心里疼了好久，我理解这些兵的无奈。于是我便给吕站长讲了我随身带着的这颗石榴的故事，断然决定将石榴留在唐古拉山兵站，让雪山上的官兵们闻闻八百里秦川长命寺的果味香，也算是替母亲献了一份爱心。当然，我非常清楚，唐古拉山的风雪依旧咆哮着，世界屋脊上的严寒依旧笼罩着兵站的小屋。但是，毕竟有一位远方的母亲伸出温暖的手，抚摸着高原战士衣褶里的六月雪。
后来，那颗石榴的结局会如何，吕站长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打问。不必去问。
我家院子里母亲栽培的那棵石榴树，长得越来越旺盛。只是已经不是一棵树了，而是两棵。那是从第一棵树的根部生发出来的一枝新芽，没有三年就出脱了差不多与母树一般高的个头了。母子石榴树。每年石榴挂果的季节，满树的石榴从枝叶间露出肥胖的身体，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村子里一些淘气的顽童总会偷偷溜进院里摘石榴。母亲便搬来一把坐椅，坐在树下一边干着针线活，一边防着孩子们糟踏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果子。等到石榴熟透了，她便摘下装在篮子里，挨家齐户送给大家尝鲜。当然，还有一件事她是不会忘记，就是要留几颗石榴等着我探家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