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张齐贤，真宗时为相。戚里有争分财不均者，更相诉讼，又因入宫，自理于上前，更十余断，不能服。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也，臣请自治之。”上许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财多，汝所分财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状结实，乃召两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皆按堵如故，分书则交易之。讼者乃止。明日奏状，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张齐贤，真宗时期的宰相。当时有皇亲国戚哥俩，因财产分割问题起了纠纷，互相诉讼。又乘着进宫的机会，拉着皇上让皇上给他们评理。有关部门翻过来覆过去判决了十多次，哥俩都不服。张齐贤说：“这不是司法部门和京城市政府能解决的案子，还是为臣亲自来处理吧。”皇上同意了，张齐贤便把诉讼的双方叫到宰相衙门里来，对他们说：“你们不就是认为对方分得的财产多，自己分得的财产少吗？”两人都说“是”。张齐贤当即让他们把这条写成文书，签字画押。然后派两个当差的，监督他俩立刻换房子搬家，甲家搬进乙住的房子，乙家搬进甲住的房子，房子里的财物原封不动，只是更换一下主人。这下子，便没官司可打了。第二天向真宗报告，真宗大喜，说：“朕就知道，除了爱卿，谁也断不了这个案子。”其实，这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拿到今天的法院来审理，也就是一场普通的关于财产分割的民事诉讼，无非请评估机构评估一下所分财产的总价值，并逐件评估具体财物的个别价值，而后均分便是了。或者将所分财产公开拍卖，所得为单一的货币，便可更精确地平分。或者两种做法幷行，能分的分，不能分的拍卖了再分。但古代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具有公信力的财产评估公司和拍卖公司，这事情就有点说不清楚。又，如果诉讼者是普通百姓，事情也好办，官府判了就判了，即便再不公平，也没人敢吭气儿。可偏偏这个案子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皇帝的亲戚，都通天的！粗枝大叶不得，总得让人家心服口服吧？按照情理，我相信前面的十几次判决，大体上都应该是公平的。因为那哥俩与皇上的血缘关系同样远近，判案的官员没有理由要偏向任何一方。可能那哥俩都有点心理上的毛病，也可能那哥俩对财产估价标准的认识不一致。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结果都是明摆着的，任你怎么分割，他们都不会满意。只有张齐贤的做法，是最聪明，最简单，最便于操作，也最不可能留下后遗症的。能做到皆大欢喜，固然功德圆满；即便有一方后悔了，甚至双方都后悔了，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你说阿哥或阿弟他分得的财产多，老哥或老弟我分得的财产少呢？总之，这样一判，再也不会有人为这事来纠缠不休了。曹泳尹天府，民间以乏见镪告货壅莫售，日嚚而争，因白之桧。桧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络绎，奔而来。亟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烦公依旧夹锡样铸一缗，将以进入，尽废见镪不用。”约以翌午毕事。院官不敢违，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将以及期。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争取金粟，物贾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样上省，寂无所闻矣。曹泳做南宋首都临安（今天浙江省的杭州市）的行政长官，有段时间市面上商品多而流通的货币少，商品积压，不能够顺畅地卖出去，为此引发了许多纷争。曹泳对此束手无策，只好在一次宴会上向宰相秦桧报告。秦桧笑道：“小事一桩。”即席下令把掌管制造金银铜铁器具的官员叫来，吩咐道：“刚刚得到皇上的旨意，要改革货币制度，劳你们铸造一吊新钱的样品，送来审定。现在用的钱，将全部废止。”并规定他们，第二天中午必须完工。消息传出去，有钱人大为恐慌，赶紧把家里囤积的现钱成车地运到市场上去购买金银器和粮食，一时间物价大涨，市场上也不再缺乏货币了。而新钱的样品送上来以后，再也没有了下文。再和竹松兄
每到残年重感伤，相逢莫更说炎凉。
携来一片关山月，记得冰弦待篆香。
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张端义撰《贵耳集》卷中记载：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京城临安市面上忽然缺乏现钱流通，闹得人心惶惶。一天，秦桧叫来一名理发匠给他理发，并赏赐理发匠5000铜钱，还叮嘱说：“这种钱赶紧花掉，几天之内就会有圣旨下来，废止不用了。”理发匠听见宰相亲口这样说，回去后便告诉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不到三天，现钱都涌到市面上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分辨清楚，那一个版本更真实。或许，这两件事本来就不矛盾，可能都是真实的。秦桧这个人，是恶名昭著的大奸臣，历史已有公论。但如果智商不高，没有点本事，“奸”则“奸”矣，“大”是“大”不起来的。应该承认，他这个宰相可不是侥幸得来，做事还是很有办法的。当然，他的做法有点诡诈，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许有人要说，你上面所举，都是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情。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宋代的大事情，《宋史》等正儿八经的历史书里都看得到，用不着我来说。倒是这些未必都能被正儿八经的历史书采用的“小”故事，往往可以从另外一些不同的侧面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人物，丰富我们对他们为人处事的了解。平心而论，宋代并不是什么都好，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样样超过汉、唐、明、清。但纵观历史，至少宋代没有发生过宦官、外戚作乱（当然，宦官、外戚擅权的现象还是有过的），藩镇割据，全国性农民起义（当然，局部的农民起义还是有过的）等严重的政局动荡。而由这些原因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造成的严重的政局动荡，汉、唐、明、清诸朝代都未能或免。北宋、南宋的统治，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强大的军事力量（先是女真族的金，后来是蒙古族的元）摧毁的。这说明它所欠缺的是“武功”，它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等方面是失败的。至于“文治”，它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其所以比较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一批批社会文化精英，并坚持了“文官政治”，比较能够做到依法行政，皇权主动向相权妥协，而不是“乾纲独断”，即君主独裁。如果它能够做到文武兼济，而不是重文抑武，那就比较圆满了。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