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家曾住在东余杭路40多年。近日我与弟妹们回到旧址，重走了这条路。

1949年，我家搬到鸿兴里（东余杭路727弄），爸用金条顶下了63号的二、三楼，记得最牢的是一搬来我就进了对面的澄衷小学（此路800号），我原就读震旦大学附小，一所全英文上课的西式学校。到了“澄衷”，老师上课用中文，课本也不一样，我又一个人也不认识，很不适应，整天闷闷不乐。

直到那天算术课。黑板上挂了大算盘，老师说今天教珠算。我眼睛一亮，这有啥稀奇，我早就学会了。老师教口诀，全班跟着念，我一口气把加减乘除口诀背完了。老师惊奇地问：“你会打算盘？”我在大算盘上演示，把同学们惊得目瞪口呆。老师高兴地说：“这节课你不用上了，到操场上去玩吧！”一下子，我成了全校的“明星”！从此，我天天高高兴兴地上学。

鸿兴里往左走是丹徒路，有个马路菜场。妈不用做家务，但小菜得她买。家有十口人，妈每天一大早去买菜，篮子装得满满的，拎到家，妈总在楼下喊，“阿二，阿三，下来拎篮头。”姐妹们连滚带爬下楼去，慢一点就会挨骂。同时，后弄堂（高阳路472弄）响起了“拎出来！”楼里到处是急急的脚步声，主妇们拎着马桶去倒，然后就是此起彼伏的“刷刷”声。窠娘已把早饭放桌上，有时佐餐有两根油条，每人得八分之一，拌上酱油，“呼呼呼”泡饭下肚，身上热乎乎的，各自去上班上学。

从弄口往右走，是宋庆龄家老宅（530号），里面有人住，当时我们不知这是谁家的房子。院子很大，我们经常去玩，男孩子在草丛里翻石头抓蟋蟀，女生在院里“造房子”，那地，又平又宽。我们在那里闹得天翻地覆，从没人出来管。

周日，爸带我们去看电影，从后弄堂走到高阳路，再转到周家嘴路，右转过了桥就有胜利、国际电影院，再远一点有曙光电影院。早早场电影票价便宜，每次爸总把我们早早叫起，每人一只大饼或老虎脚爪，我们一路走一路吃。

我们都还小，走这么长一段路本很吃力，但因为有点心吃，又有电影看，连5岁的大弟都不肯留在家。有一年暑假天很热，看完电影，我们还要走回去，大弟哭着说走不动，要乘电车。爸说，电车只有两站路要三分钱，看场电影只要五分，你们坐了车，下周就没电影看了。大弟想来想去，还是走了，一路走一路抽泣，他要吃棒冰，爸不睬，在茶水摊，一分钱买了两杯大麦茶，我们分着喝了。回到家，爸问，下星期还去看电影吗？我们异口同声：“去！”

一路寻旧到了公平路码头，我们惊奇地发现，竟还有轮渡。坐上船，过了江，穿过怡河路，到了原烂泥渡路，那曾是姑母家。姑母嫁人不淑，一生受苦，很多年里，由爸帮着养家。每月发了工资，雷打不动，妈要我们送10元钱去。我们六姐弟都去过，去得最多的是大弟。每次去，他在姑母家吃午饭，还被“押”着去理发，然后口袋里塞了糖果，又得了一角钱，开心地回家。后来姑母生病，阿娘常来沪，住在她家。半间破板房，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不知怎么睡的。因阿娘在，妈送的钱变成了20元，一直持续到表哥工作。

烂泥渡路早就变成了东方路；东大名路1009号澄衷公公的“顺记洋行”遗址造起了“来福士”；鸿兴里现在是一爿工地；澄衷中学校园里只有李达三楼“站”在原地……东余杭路的烟火气连同我们的童年都已消逝在昨天。

霞光在眼里溢出，蓝天映照幢幢高楼，北外滩正掀开美丽的面纱。城市如草木一样富有生命，它在发展中生生不息，浸润、沉淀着人们的长情。犹如已不复存在，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鸿兴里。（叶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