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就是任用秦桧，杀害岳飞的那一位，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大好。但他在位时，也有件事可以一提。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高宗在为父亲徽宗服丧期间，坐的是没有刷油漆的白木椅子。有人误以为是檀香木做的，一位姓张的妃子捂着嘴笑道：“宫里胭脂口红啦，洗衣服用的皂荚啦什么的用多了，宰相们（当时的宰相是赵鼎、张浚）都已经提意见了，还敢用檀香木做椅子？”试想，胭脂、皂荚能值几个钱？连这个宰相们都要管，而且皇帝还听他们管，这恐怕也是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很难得的了。当然，宋代也不是任何皇帝、任何时期都能作到像上面所举的例子那样。不过，那些也并不都是非常偶然的特例。平心而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宋代应该算是比较开明、比较文明的朝代。这一点，前面的汉朝、唐朝，后面的明朝、清朝，都比不上它。第二个方面，我读宋代的笔记，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宋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有不少是很能干的人才。说到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我们往往有一些错觉，好像这样选拔出来的，多是些书呆子，只会夸夸其谈，讲大道理，没有多少办事能力。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仁宗时期有一年，杭州及浙江地区大饥荒，饿死的尸首路上随处可见。当时，范仲淹在浙江西部地区，今天的杭州一带做地方行政长官，他打开官府的粮仓，募集民间的存粮，做好了充分的救灾准备。当地人喜好赛龙舟，又信奉佛教。于是范仲淹纵容城市居民从事赛龙舟之类的大型游乐活动，自己则天天到西湖上去举行宴会，在他的带动下，从春天到夏天，居民往往空巷出游。他又对各个寺庙管事的大和尚说，现在是荒年，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正好大兴土木。于是，各个寺庙都乘机修缮扩建。他还让官府也更新、扩建仓库和官吏住房，每天征用的民工多达上千人。有关监察机构向皇上弹劾范仲淹不顾灾荒，无节制地游览、开宴会，大兴公私建筑工程，劳民伤财。范仲淹上书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调用闲置的财力，让穷困的百姓得些实惠。那些做生意的，从事餐饮业的，有劳力、手艺的人，从公家和私人那里获得赚钱、挣饭吃的机会，每天不下几万人。对付荒年的措施，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果然，这一年，浙江地区只有杭州太平无事，百姓没有背乡离井，外出逃难的。自此，朝廷遂参照范仲淹的做法，颁布相关的条令，在灾荒之年，动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募集民工，兴建对国家有利的工程。请大家注意，范仲淹对付灾荒的办法，和近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付经济危机的理论，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采用政府行政手段，扩大公共基本设施的建设规模，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刺激、鼓励消费，使得各行各业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行轨道。这是一种积极的做法，用扩大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方式来克服灾荒或经济危机，而不是消极地、简单地向灾民或失业者提供救济。范仲淹的认识比凯恩斯早了900年！可惜的是，他只是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还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他的贡献还只停留在实践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完备、严密的理论的高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对他的聪明才智表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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