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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年来，中国人的消遣谈资之一，便是“说三国”。为何喜欢说三国呢？因为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英雄群起、灿烂炫目的时代，而人类的多数，命中注定了只能成为衣食俗子，所以只好通过“说英雄”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英雄梦想，尽管这种满足是相当有限的。到了元末明初之际，中国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名叫罗贯中。他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1310～1385年间。他的韬略有曹操之风，剑术可比肩周瑜，文才则不让陈琳。总之，他属于雄才大略的品种。据说，他跟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张士诚过从甚密。所以明王圻在《裨史汇编》中，说他“有志图王”。“图”者，理想也；“王”者，坐天下也。可惜他所生活的时代，并没有赐予他一个可以让他建立万世功业的机遇。于是他开始写作，通过写作来挥霍他那经天纬地的才华与精力。他搜集了无数的有关三国人物的民间故事、传说、话本，同时将干涩难懂的史书《三国志》读得倒背如流，然后以此为素材，辅之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历尽艰辛，终于创作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问世后，“说三国”更加成为大众的业余生活之一了。从宫廷到市井，从平原到山地，凡逢聚会休闲之际，那总是要来一段三国故事的。犹记得小时候的乡村夏夜，几个人坐在篱笆边，一边刮着土豆皮，一边听老者讲“过五关、斩六将”，连夜莺的一声鸣叫，也仿佛是被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吓出来的；至于大雪满山的冬季，一个长夜懒觉起来，生一炉柴火，温一壶老酒，去将那村里“最有学问”的人请来，让他再给大家讲一遍“赔了夫人又折兵”，讲得那个回肠荡气呀。其实这个所谓“最有学问”的人，竟是个大字不识半拉的文盲……一部博得如此众多之阶层喜爱的文学作品，也恐怕只有《三国演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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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章回体历史小说，全书120回、64万字。书中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因政治腐败、天灾人祸而导致的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际。故事完整，虽然开始于黄巾起义，收笔于西晋统一，但主要写的是军阀混战中逐步形成了三国鼎立的过程。一句话，战争是其主旋律。其中主要的战争有三场：一是官渡之战，再是赤壁之战，三是“火烧联营七百里”。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荆州争夺战，以及后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等的局部战争。所有的这些，都难以与赤壁大战媲美，因为正是这个中国战争史上最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一战而成三国版图。所以对于赤壁之战，作者不惜笔墨，以整整八回的篇幅，予以浓墨重彩地描绘，其情节之跌宕、计谋之奇妙，其险象之环生、阅读时之扣人心弦，当之无愧为描绘战争的，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文字之一。
综观人类历史，战争是常态的，和平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喘息。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战争是两次和平之间的必然暴力。《三国演义》的问世，启发了后来的许多战争中人，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毛泽东也是一个“三国迷”。毛是伟大的军事家（当然他享有“家”的称誉多了），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艺术，部分的原因正在于他熟读巧用了《三国演义》；建国后处理美、中、苏三大国关系时，也从《三国演义》里获得过不少灵感。
战争的中心是人。《三国演义》里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战争来完成其自身形象的，天才的统帅、忠勇的将军、超凡的谋士、善辩的说客、杰出的诗人……莫不如此。尤其是通过三场主要的战争，才排名出三国军事家：曹操、周瑜、诸葛亮、陆逊，以及后来的司马懿、姜维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些人物，也是小说里最光彩的艺术形象。
当然在事实上，刘、关、张的“铁杆哥们”关系，却是作者主观上最想要表现的内容，即所谓的“义”。少时读《三国演义》，对这三个人物印象最深，交朋结友时，也常以这三个人物为模板；但是现在，重读《三国演义》时，我发现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其实是曹操、周瑜、诸葛亮。因为只有这三个人物，才是分别凝聚着三方阵营的三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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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究竟谁是“一号人物”？虽然到了三十八回，篇幅也过了近乎三分之一，诸葛亮才初次亮相，但是从作者极尽铺排，无条件赞美他、神话他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真正的“一号”。这一点，是与作者的“拥刘反曹”的主观倾向相关联的。不过从阅读的客观效果来看，曹操反倒抢了诸葛亮的风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诸葛亮被描写得太完美、太具有超凡智慧了，读者难免发问：世上真有如此神奇的人么？
倒是曹操真实可爱。就像儿时看电影，能记住的常是些“反面角色”。做游戏时，喜欢模仿的也是那些人物。曹操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永远乐观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永远“人气很旺”，永远有魅力使天下才俊望风而来。至于小说里他干的那些“坏事”，也多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陈琳语）。
而诸葛亮却不是这样。他由于扶持了一个最弱小的主子，所以要处处充大，“舌战群儒”便是其典型做派。他表面谦虚内心狂傲，隆中隐居时就自比管仲、乐毅。那时他编造了很多歌谣，一是在当地搞个人崇拜，居然把岳父大人都培养成了自己的崇拜者（见三十七回）；二是为自己广告扬名，哄抬自己出山的身价。因此在他眼里，世上再没有比他更能行的人了，能人们谁还到他身边来呀。他属下即便有个把能人，他也认为那是个弱智。所以，他只好“事必躬亲”。他最大的贡献是七擒孟获，以此扩张了蜀国的版图，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西南边疆，由此安定了刘姓小江山。他最大的品质则是传诵后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实际上也就是四个字的内容：尽力而为。六出祁山显然是种不顾国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行为。对于强大的魏国而言，“六出祁山”充其量也就是六次边境骚扰罢了。汉家“气数”分明已尽，他却要顽强“复汉”，是标准的逆潮流而动。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延缓了国家的统一。他之所以这么做，似乎是出自“以攻求安”的战略目的（这是弱者的生存之道），其实完全是为了“报陛下（刘备）知遇之恩”（见八十五回），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他个人的光辉形象。要知道，战争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将个人的毁誉置于国民福祉之上，如此的“修身”，我看是越少越好。
在三国人物里，我最爱的是周郎周公瑾。他首先在视觉上，就给人以美感：“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见十五回）。当然在总体上，罗贯中是将他作为诸葛亮的反衬人物来写的，一次又一次地拿他来烘托诸葛亮的“计高一筹”。这当然与史实有出入，我们也根本无权指责作者的艺术虚构；但是姑且认为，《三国演义》里的周郎就是真实生活里的周郎，那我还是对他赏爱有加。粗心的读者以为：周郎最大的弱点是气量狭小，恨自己不如诸葛亮，数欲杀之。但我们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请仔细看看第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和第四十九回吧。周郎要杀诸葛亮的根本原因，并非自己不如诸葛亮，而是因为，不杀诸葛亮，“必为江东之患！”“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杀诸葛亮是出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当鲁肃建议他将诸葛亮策反过来为吴国效力时，“瑜善其言”。就是说，只要你诸葛亮能来为我的国家服务，我肯定“善”而非“杀”。
周瑜就是如此高怀雅量的一个君子，他既是视野辽阔的战略家，又是洞察入微的军事家，更是身先士卒的勇猛战士。他忠于承诺，故而对诸葛亮设计“借”、实际上是骗荆州的无赖行为，气愤不已。他修养广泛，豪放柔情，正所谓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情中人”。他尤其知音懂律，当时就流传着“曲有误，周郎顾”的佳话。他是真正的，伟岸飘逸的大丈夫：指挥了一场名垂青史的经典战争；娶了一个倾城倾国的大美人；画上了一个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完美的大英雄的句号。时年36岁，多么恰到好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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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除了上面所说的顶级人物外，还有许多鲜活的形象，也以其不朽的名气，永远流动在我们的汉语言里，从而使我们的汉语言更加富于故事性和表现力。比如貂蝉，她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比如张飞，他是猛将的代名词；比如黄忠，他意味着老而弥坚；比如华佗，他象征着神医；比如阿斗，则是愚蠢的别称……
古人曾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所以《三国演义》并非纯粹的“武戏”，而且尤为“文采飞扬”。这不仅因为小说的“通俗”语言本身，是那样的磅礴雄浑，那样的流畅明丽，那样的传神灵动，更在于作品里面，还描绘了许多神采各异的诗人、作家形象。他们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风景，他们以自己的作品，以最细节的描绘，记录了那段风云乱世。比如“三曹”，比如“建安七子”，以及杰出的女作家蔡琰（即蔡文姬）。他们大多云集在曹操周围，可见曹操不仅是一代霸主，更是文章领袖。我们不妨欣赏一些他们的只言片语——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王粲《七哀诗》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曹丕《燕歌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曹植《野田黄雀行》
那真是一个文学事业大发展的年代，人才辈出各尽其态。《三国演义》里就涉及了不少，如孔融、王粲、祢衡、杨修等。才子陈琳应邀替袁绍写了篇《讨曹檄文》，历数曹恶，累及曹祖，铿锵豪迈。曹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居然好了。对于陈琳的檄文，曹评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字虽嘉，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此言高屋建瓴，意思是文章宣传固然可以造势，但终究改变不了袁绍必败的命运。袁绍败后，陈琳被抓，众皆建议杀之。曹操未采纳，而是“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见二十二回、三十二回），这是何等的胸怀！所以在建安文学中，“三曹”最有成就，“三曹”中又数曹操为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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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三国演义》并不是一本单纯的战争故事书，实际上是一部揭示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运行规律的伟大史诗，至少在三国之前和三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就是这么过来的。英国名首相丘吉尔说，国际间的交往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可以看成是“分”、“合”论的另一种诠释。其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单指“国家大势”，也适合于个体生命的过程：生下来即是“和”，家人亲友包围着我们。随着时光的流失，亲人们陆续地离开了，就是“分”。而“分”与“合”又经常是同步发生着，比如每升一个年级，会发现几个同学不见了，却来了几个新面孔。毕业即是“分”，步入社会，又会“合”来新的朋友……从这个角度讲，《三国演义》也是一本人生哲学书。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运筹帷幄（或者说阴谋诡计），中国人的内政外交，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和之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作为“人生伟大的教科书”，真正能够佐证这一句话的，恐怕也只有《三国演义》这类极少数的小说了。它不仅启发了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滋养了无数的史学家、文学家。
在谈起古典小说名著时，总有些先生说出一些非常有学问的话来，什么“由于……作者受所生时代的……局限”，因此“出现了……思想上的糟粕……艺术上的纰漏……”。我是不说这号话的，因为我实在没有那个水平。有比较才有鉴别，就是说，我尚未发现同类题材中，业已超过了《三国演义》的作品，因此我无法对比出“局限”、“糟粕”。我能有的，全部是赞叹和景仰。对于伟大的作品，其实不用你提醒，每一个读者，也自会读出所谓“局限”和“糟粕”的，并且各不相同，犹如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方位看庐山。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它以航拍般宏大的视角、故宫般复杂的结构、苏绣般细密的叙事，展现了一段近百年的历史画卷。于是，它便具有了永久的魅力，因为它体现了真正的民族气象，它因此也就成了中华精神疆域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建筑永远不可能被日晒雨淋、地震海啸所摧毁，因为它是永久的不动产。先秦诸子思想，诗经楚辞，唐诗元曲，明清四大小说名著，是中国人永久的“精神食谱”，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审美世界里的万里长城。《三国演义》即是这个万里长城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一个不会吟诵几首唐诗的人，正如一个不知道几个三国故事的人一样，大概都算不上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所以在开读或重读《三国演义》之前，让我们脱帽鞠躬，向我们伟大的罗贯中先生，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2005年8月26日
收入《短眠》——
说明：此文应某出版社约稿为重印《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强调读者对象为大中学生。预付稿酬五百元。后因故项目被取消。序言单独发表后，流布甚广。其中一节被教育家摘取，制题为《谁是“一号人物”》，选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六年级课本，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
下面是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栏目由长春版的“诗意中国”换作“文学瑰宝”，作者同步取舍——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