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在唐以前，文学被贵族垄断着，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较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国家考试的方法，主要是进士科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促使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隋代的历史太短，很多事情仅仅开了个头。因此谈到科举考试，我们往往从唐代说起。不过，唐代一般每年录取的进士至多几十人。而且，唐代的读书人考中了进士，虽然很荣耀，但仅仅是出名而已，并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还得经过吏部的选拔。更何况，唐代的进士考试，并不只看，甚至并不怎么看重考试的成绩，还要看考生平时的文学创作成绩，以及考生的社会知名度。显然，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可能均等。而宋代的进士科举考试，则有了重大的改进。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终于固定为三年一考，每科录取数百人，且一中进士便授予官职。考卷不但糊名，隐去考生的个人信息，而且誊录，由官方派人将考卷誊抄后，再让考官去评阅。因此，考官无法知道哪张试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笔，评阅时便能够相对地作到客观、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完全由卷面成绩来决定。这样，有宋一代，就有比较多的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甚且做到大官，乃至于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长官；比如枢密使——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宋代的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也由文人来担任。高尚的人，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低俗的人，可以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享受荣华富贵。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低俗的人，这类人是大多数，则一方面想为国家做点事，一方面也想为个人和家族谋利益，两样都不放弃。读书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这个现实的诱惑和刺激，是很强烈的。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促使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促使宋代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要求每位作者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是不现实的；但写点随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还不算什么困难事。——只要看现今有许多人在手机上开通了自己的公众号，不时发表自己写的随笔，与广大读者分享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会缺乏这样的写作冲动。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宋代的出版业、图书销售业也逐渐发达起来，笔记类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不成问题。当时没有报纸之类的大众传媒，而笔记类书籍相对来说又颇轻松可读，比较适合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市场。作者、书籍、读者，三个要素互为因果，良性循环，笔记作者、笔记类书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宋代笔记的内容为什么比起前代来会有很大范围的扩展，我们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会出身的广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宋代多数读书人、著书人，包括许多考取了进士，做过官，甚至做过大官的人，或出身于平民，或至少出身于与平民接触较多的中小地主阶层；出身于贵族大地主阶层的，毕竟占少数。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来，平民的色彩似乎要更多一些。总而言之，宋代的笔记是一个很大的宝库。可惜，由于它的庞杂，由于它的零乱和琐碎，也由于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不大重视这类著述，历代的学者往往只在那里边寻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别的学问，比如，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等等；很少有人将它本身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个人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诗词，但在长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笔记类书籍，特别是宋代的笔记。那里边许许多多启人遐思，发人深省，令人开怀一笑，使人皱眉叹息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宋代的笔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想把宋代笔记中那些对于现代读者仍然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的故事精选出来，汇成一编，加以注释、评论，并翻译成现代汉语，但只开了一个头，就因为工作太忙而放下了。趁着这次讲座的机会，我重新阅读、整理了自己多年前所抄录下来的一些宋代笔记资料，向诸位介绍一下宋代笔记中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内容，也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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