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笔记，作为一种文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随笔”。人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信笔记录下来，便是“随笔”。当然，内容不止这些。比如，读书有心得，写下来，也叫“笔记”。它们大多篇幅短小，或几十字，或几百字。当然，也有短到仅十几字，长到千字以上的，但比较少见。它们的内容，五花八门，随心所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一位作者，将自己所写的许多篇这样的随笔编辑在一起，就成为一本书。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作者，往往按照这类书的习惯做法，集中一段时间，将自己若干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则一则地写出来，成为一本书。这类书籍，也统称“笔记”，那就不是指文体，而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了。笔记类的书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数不太多，书籍的数量也不太多；内容则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即便写到真实的人和事，也多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很少涉及平民百姓。到了唐代，作者多了一些，书籍的数量也多了一些，内容也扩大了不少，但总的写作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到了宋代，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例如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就撰有《涑水纪闻》。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引陆游说：苏子容（苏颂）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司马光）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苏颂的字），今事勿告君实（司马光的字）。”这条记载说，司马光每听到新闻，就要记录下来，写在专门的小本子上，并且还要记录是听谁谁谁说的。因此，当时就有这样的谚语：“有新闻别告诉司马光。”——让他记录下来，谁知道会惹上什么麻烦？ 此外，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撰有《归田录》，苏轼撰有《仇池笔记》，陆游撰有《老学庵笔记》，这些都是显著的例证。据不完全统计，大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或有部分内容保存到现在的宋代笔记，约有400至500种之多。如果加上已经失传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笔记作者和书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总和。也就是说，宋代300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比此前700多年间产生的笔记作者和书籍，数量要多很多。宋代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家庭生活，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宋代社会历史，尽管它们只是一些碎片，但如果将它们整合起来，还是大有可观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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