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精品】都市头条文学精品推荐 ‖ 绅权象牙塔的阴阳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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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中国传统文化，整个脉络都是绅权主导的，是绅权思想意志的彰显贯彻。我们今天能接触到的传统文献，都是绅权立场的产物。

一旦把这些传统文献放到民权的立场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化模样，便将面目全非。

这是立场改变所致的必然的结果。不同的立场，在讲述同一事件时，必定有不同的态度面貌。

尤需注意的是，立场不是道理上与谁同在的问题，而是感情上与谁同流的问题，换而言之，立场绝不止是理智问题，它更是情感问题。中国古往今来不乏理智上与民权贴近的明智绅士，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就发轫于此，但民本只是绅权的开明政治主张，民本不是民权，真正的民权不只是理智上与民同在，它还在感情上与民同流，喜民所喜，悲民所悲，亲民所亲，仇民所仇，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成为民权立场，而不是民本嘴炮。

有了这样由情入理的民权立场，再去审视绅权的文化传统时，就会有不一样的心得，就能清晰洞察绅权象牙塔阴阳两面，就不至于因绅权的“高风亮节”而忽略了它的反动本质，也不至于因绅权的“祸国殃民”而抹杀了它的历史价值。

唯有以民权立场辨明象牙塔的阴阳两面，才能净化沉渣，传承精华，在绅权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造先进的民权文化。

——摘自《立场是史识的根本 》第6节《民权立场的中国传统文化》

千百年来，绅权把自己的价值观标榜成天经地义，就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小算盘吹嘘成普世价值一样，他们利用统治阶级的便利，将自己的立场泛化成人类社会的普适立场，这就是文化话语专制的奥义，这就是文化专制戏法的底牌。但绅权的价值观也好，资产阶级法权也罢，只是万物中衍生的阴阳，用万物衍生的阴阳去附会大道所生之阴阳，就是文化话语专制的高头讲章。

民权若要文化突围，就要破除文化上这种对绅权的迷信，就要勘破这种绅权转心壶式的阴阳两面。只有揭开绅权文化的阳面，去揭露绅权政治的阴面，才能真正走出对绅权的迷信，而实现民权文化的彻底觉悟，和民权文化的最终解放。

只有明晰绅权象牙塔的阴阳两面，还绅权象牙塔的纯阳之体以本来面目，才能清理绅权象牙塔的余毒，廓清民权文化的出路。把绅权文化的英雄，搬下绅权的法坛，变成民权文化的滋养，洗去绅权阴面的尘霾，借绅权的阳面映出民权文化的光彩，照亮民权文化的未来。

——摘自《结语》

绅权象牙塔的阴阳两面

——以司马迁与梁漱溟为例

文/李梦痴

一、立场是史识的根本

01、史家三才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专著《史通》中，首次提出，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能：史学、史才和史识。算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家的素质修养做了界定。

但刘知几只是笼统地概括了三种才能，却没有说明三才的具体内容，后人只能依其字义略作阐释。

一般来说，史学指的是历史方面的学问，即历史资料、历史文献的掌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问。陈寅恪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渊博学问。

而史才，则是历史资料、历史文献的梳理、组织和表达能力，把芜杂的资料文献整合成完整连贯的历史叙述，是历史著述的基本功，亦即史才。

史识指的是对历史资料、历史文献的辨析能力，也是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力与判断力。亦即对材料的真伪辨析与对历史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史学是操刀师傅的食材储备，那史才就是掌勺师傅的烹饪技巧，最终决定一锅历史菜肴之品味的，便是主厨师傅史识的高下。

这就是史家三才的大致含义。

三才相比，史学最基本，只要肯下死功夫总能有所成就，而史才略微妙，不是死功夫能独立胜任的，需要些创作的感性颖悟和巧劲，而最为玄妙最不易得的，其实就是史识。

史识既不能通过博闻强记的苦功夫获得，也不能通过灵犀颖慧的巧劲获得，而且恰恰相反，若功夫太死，就成了书呆子，巧劲太过，就成了嘴皮子，书呆子和嘴皮子，从两个方向与史识渐行渐远，最终会彻底毁了历史的辨析力和判断力。而丧失了史识，史才、史学便沦于盲人瞎马负重远行，注定会摔死在路边的。

因此，史学史才需恰到好处才能培育史识，而史识的茁壮成长，也才能反过来增益史学的价值、弘推史才的发扬。这也算是史家三才的辩证关系吧。

这里面弥足珍贵的就是史识，千古以来，史家汗牛充栋，而有识者凤毛麟角。

因此，对识的磨洗锤炼，也成了千古以来史家的头等大事。

02、史识之形成中的主要障碍

形成史识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有三：历史事件的繁简、历史叙述的多元以及历史人物的虚实。

所谓历史事件的繁简，是历史整理和把握中，最常见的困扰。头绪繁多，主次欠明，要在事件全貌中，整理出主要的线索脉络，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旅行，每个关节都可能把识见导入歧途，表面现象的繁琐和深层本质的简约，更是急需识见来解决的头等大事。无剥茧抽丝的耐心，少单刀直入的魄力，想在繁琐的现象中，深入简约的本质，是千难万难的，而被繁琐的现象所困，史识也就溺死在浩瀚的历史材料与历史文献中了。这就是书呆子的下场。

所谓历史叙述的多元，是史家个性使然。不同的史家，叙述同一段历史，亦有不同的角度，形成不同的面貌。陈寿的《三国志》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虽然说的都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但态度面貌就全不一样。似这种一题多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中比比皆是，几成惯例，正典野史官修私述，种种抵牾支离，更助长了事件之繁，蔽翼了本质之简，虽然略有互证之功，但更让人有莫衷一是之慨，算是历史识见最大的关隘。

所谓历史人物的虚实，则是历史判断中永远也解不尽的谜题。史料文献的辨析，最终目的还是要归结到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离不开人，再热闹的事件，再引人入胜的情节，最终都不得不回到人物身上。史识的聚光灯，最终会锁定历史事件中那些主要角色，而历史的价值判断，也必定围绕这些主要角色展开。于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虚实真伪就成了恒久不衰的话题。这里面的虚实真伪，不是人物是否历史存在的虚实真伪，而是人物的价值取向的虚实真伪，也就是人物的是非曲直。这种讨论算是史识的泥坑，千百年来，很少扎实的进展，更缺乏明晰的遗产，是最暧昧不明的历史迷雾。

史识即便能勘透事件的繁简，提领叙述的主线，最终也很难扫除人物的盲点。

惟其如此，千秋以来，能在史识上略有可称的，才凤毛麟角。

03、史家锤炼史识的惯例

千秋以来，史家锤炼史识，基本上走的是朱熹格物致知的路子。

广征材料，分梳整理，细致辨析，捋出脉络，是旧史家著史的基本理法。

前有司马迁的游学天下，采风观俗，辑古访旧，推陈出新，后有司马光的广博丰瞻，取材精慎，删繁务简，审古量今，都是在辨析上做足了功夫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也因这种功夫而合刊双壁。至于两司马的治史学风，自然也成了旧绅权时代史学的圭臬。

到了新学时代，著史的日渐其微，而研究历史的日渐其盛，历史著述，大都以历史研究的模样呈现出来，因此，史家学风也略有修正。

新时期史家一般以兼听则明为准绳，尽量全面地了解历史各种旧说，进而兼及时代各种新解，在此全面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方法，一般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不被一家之言所囿，力求在互相矛盾的历史表述中提炼真相；第二是不被自家感情左右，力求在纯客观的上帝视角去看历史的是非得失；三是不被时势政治影响，力求在纯学术的专业立场探寻历史真相。这大约算是新时期史家能动性的最大极限了。

新史家的这种新学风，的确对丰富史学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因没能走出象牙塔的门限，因此，其积极作用只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其消极影响却日渐其著。发展到今天，新史家的新学风，有一部分已经衍变成诸家异说的扯皮，对历史情感的鄙视以及以反时势政治为学术独立的走火入魔。不但没能对史识有所裨益，反倒把旧史识的发展，推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一部分新史家之新学风没能产生与时代进步相合的新史学，也是绅权旧史学已经走上末路使然。这些新史家虽然得了新文化的助益，却不肯走出象牙塔的门槛，最终为绅权象牙塔陪葬，也是形势使然。

04、立场才是史识的根本

无论是绅权旧史学还是所谓新史家，都有意无意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兼听也罢，博引也罢，总有一个你在操刀，而这个你，是一个社会人，是你的种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你不是上帝，你的所谓上帝视角只是大话唬人，你也不是无情众生，你的所谓去除感情左右，只是自欺欺人。你的所有史学实践，离不开你这个人的感情和态度，你的感情态度都源于你的立场。而你的立场貌似你的个性，实则是你的社会属性，是你的社会关系的结点。

这才是史学中史识的关键，是史识的根本。

司马迁自诩上古史官的后裔，深深缅怀着旧日祭祀神明之下万物之上的荣光，这个立场，成就了他的辉煌业绩，也为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污迹；司马光是保守派党魁，总不免让历史著述为现实党争助拳，这个立场，成就了他宏富的气象，也捆住了他偏执的眼界。

所以，司马迁也好，司马光也罢，他们各自的立场，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史识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也最终决定了他们史学成就的高度。

是什么样的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判断。新史家希望通过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立场的见解，来中和出一种超越立场的“客观”判断，但最终只能是超越他了解的那些立场，却没法超越他自己的立场，最终他的判断，其实和所有其他立场无关，只和他自己的立场有关。

比如有人毫无保留地歌颂曾国藩，那他肯定是极端反太平天国的；比如有人毫无节制地称道李鸿章，那他至少是不反对贪腐的；比如有人盛称民国黄金十年，那他注定是蔑视民生疾苦的；比如有人把岳飞搬出教材，那他必定是断不肯在卖国问题上“感情用事”的。

没有历史，只有现实，历史就是现实，因为你走入历史的时候，是死抱着你的立场的。你的立场就是历史和现实在你思想中的接合点。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现实，因为每个人在现实社会都有一个根本立场。这是个让那些打着专业幌子的历史学术精灵特别沮丧的事实。

你的历史表述，就是你的对现实的态度，因为你的历史识见，就是你的现实立场。

立场是史识的根本，而史识才是历史的凭依。

05、新史学只能从立场改变起步

史学的进步，是以立场的转换为前提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一个时代的历史，就是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它必定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如果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没有改变，那无论此时代中历史事件如何丰富多彩、历史人物如何丰满鲜活，这个时代判断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都不可能有根本改变，这个时代的史识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

史识不变，真正的历史革新就无从说起。

西方历史之统治阶级曾经历了从封建领主到高利贷贩子的转换，因此西方历史有过一次质的飞越，就是时下津津乐道的所谓现代化。正是因为这种飞越做底气，黑格尔才傲慢地称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朝代更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统治阶级都是绅权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指摘倒也不无道理。没有立场的转换，就没有史学的进步。

当然，立场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社会的统治阶级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立场才能具足扎实的基础，所以，促进史学进步的，归根到底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也不能坐等历史进步自然生成史学进步。因为旧史学会不遗余力阻挠历史进步，以维持自己的旧统治。所以如果不能适时地革新史学以配合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很可能会被史学的反动拖回旧泥坑中。

1949年，中国推翻了绅权的封建政治统治，剥夺了绅权的封建经济特权，开启了崭新的民权时代，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易主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剧变，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质的飞越。

值此历史剧变的伟大时期，中国的史学也亟待扫除两千多年的封建沉渣，建立与民权文化相匹配的新史学，以体现民权的意志，巩固民权的立场。

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它面对的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绅权历史遗产与文化糟粕，如果全都撇开，中国的民权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全盘接纳，中国的民权文化必定被绅权传统绞杀。如何扬弃绅权文化，既保留封建绅权的历史遗产，又清除封建绅权的文化糟粕，建立民权文化的新史学，是民权文化当下的难题。

它难就难在，熟谙绅权传统的人很难具足坚定的民权立场，具足坚定的民权立场的人一般对绅权历史遗产的掌握通常略显不足。而用坚定的民权立场，重新整理封建绅权历史遗产，又是建立新史学的必由之路。这种两边不搭手的状况，是当下民权文化的尴尬。

故此，培养大批具足坚定民权立场的人，前仆后继地从事民权文化建设，才是民权文化的出路。这里面，唯一重大的就是立场，立场的问题决不能含糊。万不能因为彼人的学识而忽略其立场，因为其立场与他的识直接关联，绅权的立场绝无可能生出民权的识见，更无可能树立民权的史观。而且相反，他通常会站在绅权的立场上，凭借手里的文化资源，尽可能颠覆民权文化建设，为绅权统治招魂。这大约就是通常所说的：立场反动的时候，越有知识越反动吧？被陆建东们津津乐道的陈寅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立场才是民权新史学的基础。从事民权新文化的建设，必须经过立场的考量。你可以是不同的出身，但你必须是民权的立场，否则你根本没有资格在民权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06、民权立场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整个脉络都是绅权主导的，是绅权思想意志的彰显贯彻。我们今天能接触到的传统文献，都是绅权立场的产物。

一旦把这些传统文献放到民权的立场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化模样，便将面目全非。

这是立场改变所致的必然的结果。不同的立场，在讲述同一事件时，必定有不同的态度面貌。绅权立场中的曾国藩，是足以配享孔庙的圣人，而民权立场中的曾国藩，却是血腥镇压民权斗争的屠夫，任何道德修养都填不平这个深沟，这就是立场划分的深刻界限。

唯有以民权立场辨明象牙塔的阴阳两面，才能净化沉渣，传承精华，在绅权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造先进的民权文化。

07、我对辨析象牙塔阴阳两面的初步尝试

我的民权立场，是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的。

直到35岁之前，我与民权立场差不多是格格不入的，虽然我痛批绅权的精英主义，但只是从绅权精英的角度批判精英主义，归根到底，是觉得精英主义的贱格败坏了精英的名誉。就好比一个人正准备在桌上大快朵颐，忽然发现桌边围坐一群猴子，也在挥霍桌上的佳肴，而且吃相很难看。此人必食欲大减兴致全无，即便把猴群赶走，想必那桌美食也已经倒足了他的胃口。

这就是35岁以前的我。当初的我是把伪大师、假专家、装蒜学者、滥竽作家看成猴子的，觉得他们围坐在桌边，玷污了绅权文化餐桌的清白，当时的我是即便饿死也不肯与之为伍的。所以我的反精英主义，和民权立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而是更加无可救药的绅权极端精英立场。我是用真正的精英标准，严酷地要求每个精英主义分子的，那宁可无鱼也要至清的决绝，将我和精英主义彻底隔开，也让我和民权立场越发遥远。

但是，至清无鱼，最终只能至清无食，苛刻地要求精英主义，最后的下场是把我这个“精英”放逐到民权环境中，歪打正着，让我在生活境遇上无限贴近民权状况，甚至等而下之。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任性的文化立场，颠覆了我的“经济基础”，因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上层建筑”。不肯与猴子同桌的我，终于堕入民权最底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步转向民权立场。

我原本熟谙绅权文化传统，并因此以绅权文化精英自诩，我曾经深挚的绅权立场，甚至不能容忍绅权精英主义的寄生与僭越，在那种走火入魔的绅权立场中，我洞察了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的阴阳两面，洞察了陈寅恪、钱钟书们的博学与矫情。但我批判陈寅恪钱钟书们，是比照司马迁、梁漱溟，才发现了其绅权精英主义的矫情贱格的，站在绅权精英的立场上，我轻易洞察了陈寅恪和钱钟书的阴阳两面，但我永远也无法洞察司马迁和梁漱溟的阴阳两面。

在我绅权精英的价值框架中，司马迁和梁漱溟算是我的人格天花板，是我衡量万物的标尺、引领自身的航灯，在绅权精英的立场上，我只能看到他们光鲜的阳面，永远无法到洞察他们深邃的阴面。这就是立场本身的盲点。

是我一步步走向民权立场之后，我才回头认清了司马迁与梁漱溟的阴阳两面。当我习惯用民权立场观察事物、做价值判断之后，我恍然发现，绅权象牙塔那些璀璨的人格明珠、光辉的道德灯塔，也有着深得看不透的暗影。

于是，我开始循着民权的立场，去探索那些人格明珠道德灯塔的阴面，努力去看透那深沉暧昧的暗影。当民权的烛光驱散绅权的迷雾之后，我突然发现，在司马迁和梁漱溟们身上，那与民权势如水火的私计，竟然也是如此炽烈；我突然发现，在立场分野面前，个人的品格性情修养甚至主观意愿，都毫无意义，最终他的立场将决定他的态度和品质。

是对绅权象牙塔真正的精英的再认识，使我理清了绅权和民权的分野，是司马迁和梁漱溟们的阴阳两面，让我彻底走出绅权立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民权立场上来。

下面，我就分别简述我在司马迁和梁漱溟身上看到的绅权本相。

二、司马迁的祭司梦想

01、司马迁的文化意义

司马迁既是象牙塔的承重柱，又是象牙塔的天花板。

所谓承重柱，是因为司马迁是建立绅权价值观史学体系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绅权史学奠基人，是象牙塔的根基架构。

所谓天花板，是因为司马迁代表着绅权价值观史学著述的最高成就，一直被后世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他极富个性化的著述，决定了绅权史学价值体系的品质。

既是承重柱又是天花板，也就意味着象牙塔其实是按照司马迁的体量构建起来的，象牙塔的根底，低不过司马迁的史学实践，象牙塔的峰头，也从未高过司马迁的风骨。

历代修史的人，能如司马迁那样放低史家的身段，深入民间，采风稽异，做深入调研者实不多见。而为了史家的权威和尊严，不为皇权所屈挠的风骨更是后世绅权只能臻至无法逾越的巅峰。后世的绅权精英，只是在司马迁划定的精神界域翻跟头，从未超出司马迁的格局。因此，我们不妨说，象牙塔的规模，就是司马迁的体量。

对象牙塔内的人来说，司马迁算是不折不扣的擎天柱。它扎实象牙塔的地，又撑起象牙塔的天。象牙塔的精英，总不免深受司马迁的激励和感召，而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混子，则更是把司马迁作为招牌高高捧起以示标榜。

孔家店倒掉之后，司马迁大约算是绅权象牙塔最堪凭恃的文化资源了。

02、司马迁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一个事例略见一二。

近几年我曾在一些场合零星表述过对司马迁的新认识，这新认识，自然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场，清算旧史学的渣滓，因此也就危及了象牙塔的根底，于是有人跳出来不具名威胁我：敢动司马迁，我们排着队灭了你。

对这种江湖腔其实我并不陌生，而且对绅权象牙塔的流氓相我其实也毫不意外，但士风陵替，竟拖累司马迁也沦为江湖大哥的境地，还是让我有些感伤。

毕竟，我小半生时间里，都是活在司马迁的精神感召中，我的转向民权立场去批判司马迁，从内心底还是把司马迁看成一个绅权文化的伟大英雄来批判的。

眼见一些不入流的文化古惑仔，用智障般的低级红，把司马迁“维护”成一个黑帮头子，以我对司马迁的了解，他怕是今生来世都无法消受这份守护吧？

其实2000多年来，对司马迁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班固自不必说，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反对司马迁的创作实践。算是质疑司马迁最认真最彻底的一个。汉末王允又把司马迁的著作斥为“谤书”，之后，“谤书”之讥其实一直伴随着司马迁。汉以后的王肃、刘知几、王夫之等也多持此论，可见，敢“动”司马迁的，自东汉至于明清，代不乏人，而且也都是绅权文化的大咖。

今天回头来看“谤书”的公案，我们发现，司马迁没有被批倒，而质疑司马迁的人，也没有如那个不具名的文化古惑仔所鼓噪的那样被排着队灭掉，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共生关系，谤书之讥，成了司马迁光辉的影子，二者谁也离不开谁。

何以会形成这种局面？

想来大约是以往对司马迁的批判，大都是囿于绅权与皇权之间，一些倾向皇权的人物，把司马迁的史记斥为谤书，而一些绅权的死党，则把毁谤皇权看成司马迁的光荣，于是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二元对立中，就永远没有个了局。连当事人汉武帝，都没能和司马迁捋清此事，后辈因事附议者，就更难有个明断了。

绅权和皇权的“二人世界”，就像家务事一样，永远断不清是非，因此，绅权精英从皇权角度去批判司马迁，就如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有的伤害都是无心之失，真正的狠手是永远也下不得的。班固也罢，王肃也罢，刘知几也罢，王夫之也罢，无不如此，他们没有谁在民权的立场审视过司马迁，他们只能在绅权象牙塔内，用皇权这个政治权威的天花板，去质疑司马迁这个文化权威的天花板，到头来，只能是屋上架屋闲扯一回。

因此，要理清司马迁的历史功绩与文化流毒，只能从民权的立场去批判他，而这恰恰是绅权文化时代，所有绅权人物都不可能尝试的事情。惟其如此，司马迁的历史地位，便是不可动摇的。司马迁就像如来佛一样，摊开手掌，截断了绅权的成长之路，也堵住了民权的发育之门。

你在绅权价值体系中，对他做的任何批判，都只能增加他的荣光，因为你是他的格局里批判他，就像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上撒尿一样，闹得再欢，最后也只能证明佛法无边。

03、民权能还司马迁本来面目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新文化推翻了孔家店，砸烂了皇冠，但司马迁却毫发无损，随着新文化的干将混进进了新时代，依然稳坐史学教主的宝座。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谁要是敢碰司马迁，就会被文化古惑仔打手排着队灭掉。

这种旧文化的权威，在新文化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大约也算是一杆子打出了新文化的本相吧？新文化运动，在文化领域，只是想搬倒皇权，并不是要一并粉碎绅权，孔家店成了皇权的保护伞，必要搬掉，而司马迁却是皇权的“对头”，正可以保留下来，做新时代绅权的保护伞。于是，即便鲁迅痛心一部封建历史就是“吃人”二字，也没人认真对封建史学做过新文化的清算。似乎两千多年的孔家店不合时代的需要，而两千多年的司马迁，却依然可以作为新时代的楷模标尺似的。

若不是继之而起的伟大的民权运动，按照象牙塔精英的本意，似乎倒掉孔家店，灭掉皇权，就可以捧着司马迁开一个千秋万代的绅权新纪元了。但习惯于指手画脚从不肯笃行任事的绅权精英主义分子，根本早已丧失经纶世务的习惯和能力，没有皇权的鞭策约束，他们如同散羊一般，根本无力应对迫切的救亡任务，于是民权真正走上历史舞台。

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权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二十世纪中国建立的民权新政权，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当民权有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之后，民权的文化立场也就应势而生。

民权文化立场的生成，其实昭示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绅权文化的末日。从此，对司马迁的审视，终于可以迈出绅权象牙塔的限定，有了更广阔的视域。作为民权斗士的那个孙悟空，这次终于可以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当孙悟空终于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之后，回头再看，如来佛其实就是一个鼻直眼横的普通老和尚。那翻不出去的手掌，其实只是孙悟空长期以来对如来佛的迷信罢了。

于是，司马迁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不再是那个曾活在我心目中的精神图腾，也不是混在文化古惑仔嘴里的黑帮大佬。他就是一个曾做出过卓越历史贡献的文化英雄，和所有的文化英雄一样，有他的光辉，也有他的暗影，和所有的英雄一样，有他的阴阳两面。

04、司马迁的阴面

司马迁的阳面，千百年来，被大家说烂，实在已无需赘述，而司马迁的阴面，千百年来除了“谤书”之类的陈词滥调，似乎从未有人认真考察过，因此，这里我们就尝试着探讨一下司马迁的阴面，以为民权文化的扬弃传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铺垫。

一般来说，光明和暗影总是衔接在一起的，而且形态上大致相仿。所以，要寻求司马迁的阴面，只需从他的阳面反过来看就能略见一二。

司马迁的阳面，是他和汉武帝的斗争，他不畏政治权威，捍卫史学尊严的高尚品格，是他不肯曲学阿世，敢于任情直言的耿介风骨，这些都是千秋万代为绅权分子夸耀的，也是35岁之前的我，每每念及就热血沸腾恢恢然生凌云之志的激励与感召。

站在绅权超级精英的立场上，司马迁的阳面是如神一般的存在，任何人不可能撼动他的道德意义与文化价值。当你蜷缩在他的印堂处，为他的毫光心动神摇的时候，你不可能看到他的阴面。只有你从他的印堂处走出来，站到他身边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光芒四射的印堂背面，也拖着一道长长的暗影。

那暗影里涌动着文化专断的自负和霸道、绅权宗法豪横的门第观念、对民权不可遏制的蔑视和排斥、为小集团的“正义”悍然置公义于不顾的理直气壮、以文化资源为私家武装的偏狭猛戾——而且很遗憾，还有些大昧史家职业道德的编排裁剪。凡此种种，若非站在民权的立场上平视甚或俯视司马迁和皇权的博弈，恐怕是永远也看不出的。

要充分说清这些阴面，怕是要十余万字的专门论述才能道清原委，里面还牵涉到大量繁琐的考辨，限于篇幅和文体，实难备述。接下来，我们只能择要对这些阴面做简明分说，以应例证之需。

05、文化专断的自负与霸道

司马迁生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倒不是他的《史记》，而是他的事迹。他的事迹最为卓著驰名的，就是李陵叛变的公案。绅权象牙塔把此事迹包装成当仁不让反抗强暴忍辱负重成就伟业的人间神话，甚至爱屋及乌，把李陵也包装成因“汉亦负德”而孤恩不悔的大义凛然的悲情英雄。对司马迁和李陵过度的恶意消费，给后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把绅权文化推向了文化霸凌话语专制的不归路。

当然，归根到底，这种文化霸凌话语专制的根源，还在司马迁。在李陵一案中，投敌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基本事实，在汉法中，关于败军、投敌等事类都是有相应条款的，虽然条款落实起来也有种种弹性，但总是要因具体情形找出那个法虽必究但情有可原的理由。须知这理由，只能是从具体情形中来，不能全凭主观臆测。

而司马迁恰恰在这一点上，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他为李陵寻找的理由，无任何具体事实支撑，完全是抽象的道德揣测，说来说去，无非是李陵那样的世家子弟孝悌国士，应该不会干出投敌的事情。用“应该不会”的主观意愿，去撼动投敌的基本事实，也还算是强为辩白，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到“或许是为了做卧底”的天马行空，就未免过于霸道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本就三分儒雅中藏着七分霸气，此霸气即表现在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果敢与当仁不让的气魄上，这本来是儒家文化的一份担当，但若霸气和自负搅和在一起，就成了无可救药的霸道了。自负的霸道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用理论去践踏常识颠覆事实，司马迁毫无事实依据全凭伦理推衍的三连跳，就是个较为明显的例子。

当一个国士投敌的时候，司马迁的价值体系出现三个分叉：第一，国士不能投敌的信念可能是假的；第二，他的国士身份可能有水分；第三，国士投敌的事件是假的。三个分叉中，前两个分叉是对司马迁价值体系的冲击，第三个分叉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之颠覆。三个分叉之中，司马迁不加任何解释，选择了第三个分叉，这就是无以复加的自负霸道。

如果事实和我的文化信念有误，那是事实有错，我的文化信念不容冒犯，这就是文化专断的自负霸道。

06、司马迁文化霸道的现实依据

司马迁和汉武帝在李陵一案上的冲突，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有前因后果很多复杂的连带的。当然这连带也绝不是讽刺李广利失职那么简单，事实上李广利到底失不失职，是很难定论的事情，汉武帝也绝不至于为一个争讼不定的口舌之辩大动肝火。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说起李陵一案，都刻意回避一个大事件，那就是李敢之死。

李敢是李广的幼子，李陵的三叔。李敢先是追随父亲李广，后来又列入霍去病旗下，常年征战匈奴，屡建战功，堪称骁将。

李广郁郁而终，李敢迁怒卫青，一次宴席上打伤卫青，卫青倒没计较，但霍去病怀恨在心，一次狩猎大典上，霍去病暗箭射杀李敢。

李广、卫青、李敢、霍去病的前因是非且不论，仅就狩猎大典上射杀部将，这样的暴行也算是让人触目惊心了。但当时霍去病的声望也如日中天，这件事竟然被汉武帝压下，把李敢死因归于野鹿顶撞，对霍去病毫不追究。

比起狩猎大典射杀部将来，这种私和命案的枉法，其实更让人触目惊心。任何心中良知未泯的人，看到这一幕，相信都会义愤填膺的，素以圣贤后裔自认的司马迁，面对这种恶行岂能无动于衷。当时的司马迁，闻见此情此景，心灵必受到极大冲击，这冲击难免让他重新审视政治的合理性，转而进一步增强了“小子何敢让焉”的文化使命感：当政治无法担负起公平正义的责任时，文化就必须重新取回价值话语权。

这恐怕才是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围绕着李陵案的一点难言之隐吧？

平心而论，实非司马迁贸然以儒乱法，而是汉武帝私和李敢命案在先，先乱法的是包庇霍去病的汉武帝，而非偏袒李陵的司马迁。

既然汉武帝可以凭借政治权威，把汉家法律看成废纸，那继承了周公和孔子之文化权威的司马迁，又何必把区区汉家法律放在心上呢？文化权威岂能在政治权威面前跌份？于是，文化和政治在李陵叔侄之间争先恐后玩起了践踏法律的大戏。

这算是李陵案前前后后，汉家政治、文化和法治之间的一系列闹剧，它差不多也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漫长的封建史中，不断重复着这出政治、文化和法治的三国演义。在三国博弈中，绅权攫取文化权威日益做大，铸成统摄封建社会的象牙塔，为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争夺践踏法律的权力的李陵案，自然也就成了绅权象牙塔的金字招牌。

李陵案被后世绅权精英主义分子奉为图腾，其文化含义大约就在于此吧？

07、物伤其类的门弟之慨

对李家三代与卫青霍去病之间的公案，司马迁与汉武帝必有迥异的解读。

从司马迁的角度讲，卫霍之流，出身公主家奴，是上不得台面的下流人物，就借着皇帝姻亲的关系，飞黄腾达，卫霍这种下流出身，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军事才能，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主要是帝国的资源都放在他们手里。拿着这样一幅好牌，就是换一头猪来操盘，都能赢钱。这大约就是司马迁对卫霍的根本看法，这看法影响深远，绵延丰沛，到吕思勉一代人，还很有市场。

而李广，是赵将李牧之后，在将帅中，门第算是第一等的，有家学有传承有实力，这样有古名将之风的豪门芝兰，被卫霍这样的下流货色排挤，与司马迁而言，是很难释怀的。这中间还有一层司马迁自身的缘故，司马迁也是名门后裔，上古即是太史，算是史官中的簪缨豪门，本应是对皇权和万民颐指气使的文化大佬，在汉武帝时代竟沦落为文化帮闲的境地。李广可能未必如司马迁那样苦闷，而司马迁必如李广那样苦闷却是固无可疑。自己的父亲在封禅大典上被彻底边缘化，做成死不瞑目的憾事，深深压在司马迁心头。想起司马谈的悲苦弥留，司马迁岂能不对李敢的愤激于心戚戚？

但从汉武帝的角度讲，就是另一番含义了。门第不能当饭吃，但汉武帝得帮着老百姓觅食，汉武帝得负责让老百姓维持生计，你豪门也好，家奴也罢，只要能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有用的人。门第也未必就是废物，但门第若不能解决政治上的实际问题，而只是拿来标榜自己的高人一等标榜自己的出身，那对政治而言就废物不如简直就是障碍。在神权时代史官尊崇无比，但伦理时代，都在破除迷信，为迷信做护法的旧史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能促进当下政治稳定的迷信，或许还能保留，而只能增益史官威权的迷信，就废物不如简直形同绊脚石了。凡此种种的“实用主义”考量，简直和司马迁的立场水火不容。

具体到李敢的事件上，这水火不容的立场就烧出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只是因为他是受宠幸的外戚。但汉武帝是为了政治连亲儿子都可杀的枭雄，哪会把个把外戚放在眼里？汉武帝包庇霍去病，是因为汉匈战争正在紧要关头，霍去病这样的军事统帅是帝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汉武帝来说，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而对司马迁来说，礼制秩序才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于是唯才是举和门第优容的分野，就成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李陵案则把这鸿沟撕裂成公然的对抗。司马迁用名门之后古名将之风的国士信誉做质押，汉武帝则为汉匈战争的组织力凝聚力公信力做担保，惩办李陵，伤了国士之心毁了名门之望，放过李陵，如何激励后来者投入民族战争的意志？司马迁心中只装着李陵的“冤情”，但汉武帝不得不装着汉匈战争的大局。这文化和政治的鸿沟，从此浑如泾渭清浊分明。

当待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的汉武帝，遇上断不肯以国士让家奴的司马迁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的博弈，其实就已经定格了。从那之后直到陈寅恪的两千多年中，文化总能在物伤其类的门第之慨中，把政治做成没有文化的野蛮怪物，哪怕政治建功当代，垂范后世，筑基立业，拓土开疆，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在文化眼里，它也只是卑贱下流的暴发户。

这份建筑在门第观念上的豪横，实肇端于司马迁与汉武帝的那次惊心动魄的博弈。只不过当时司马迁单枪匹马，虽辱犹作，透着堂吉诃德式的虽迂腐犹悲壮的英雄气。待到了陈寅恪，占尽文化话语权的时候，犹叫卖门第阀阅之俏，就未免迂腐到可笑了。

08、对民权的态度

崇尚门第阀阅，自然就会轻视民权，这不关乎道德，是立场问题。司马迁的立场如此，无法用高风亮节、温柔敦厚等儒家官样修养抹平。

司马迁对民权的蔑视和排斥，主要表现在陈胜和项羽的处理上。

平心而论，真正掀开亡秦序幕的是陈胜。历史记载：陈胜入陈，陈地三老豪杰盛赞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于是陈胜自立为王，号为张楚。这是最成功的的政治攻势，正好与民间“亡秦必楚”的民谚相呼应。张楚的旗号一经打出来，天下云集响应，山东豪俊并起，重启合纵抗秦模式，秦帝国其实已名存实亡。陈胜差不多一脚踹在秦帝国的门板上，就把亲帝踹成了秦王。

这个在汉初，就是社会的共识。陈胜的王号张楚，在汉初是有很大影响的，汉初的干支纪年中，秦汉之交用的就是张楚纪年，而不是秦二世纪年，可见在汉初的时候，是以张楚为秦汉之交的正统的。

这一点熟谙时事掌故的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但司马迁的秦楚月系表中，却弃用张楚年号，改用义帝年号，这样其实是从法统上抹去了陈胜首义亡秦的历史地位。但义帝虽然独占秦汉之交的系年，却没有记入本纪，不仅不见本纪，连世家列传也没混上，反倒是杀义帝的项羽，占了秦汉之交的本纪。而失了亡秦首义系年名头的陈胜，按说只能沦入列传，却又被司马迁云山雾罩塞入世家。这三番两次的骚操作，把司马迁自己制定的体例操作得稀碎，也真实不虚地暴露出司马迁的文化立场。

义帝名称怀王之孙，但余茵早敝，身份模糊，全无影响力，牧羊童的身份说到底更是和佣耕半斤八两，与名满天下一直坚持地下反秦斗争的项氏无法相比，而且，义帝本就是项梁搬弄的傀儡而已。义帝系年冠以项羽本纪，原本也顺理成章。

但项氏叔侄原本是张楚旗下义军，和刘邦、彭越、英布同列，算是陈胜张楚之根上裁出的新枝。把项羽塞进本纪，把陈胜混入世家，就好像吹黑哨夺了陈胜的桂冠，戴到项羽头上，再甩给陈胜一顶巴拿马草帽做安慰奖。这种骚操作，玩出了史记最大的一个坑，成了两千多年物议嚣嚣的公案。

而项羽和陈胜二人，才略相仿、功业相当，甚至连招致失败的个性原因都相似，他们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出身。

陈胜是民权斗争的领袖，项羽是贵族复辟的旗手。扬项羽而抑陈胜，就是司马迁本于门第之见对民权的态度。

09、张楚与楚的天壤之别

舍陈胜而举项羽，于司马迁而言，必有他可靠的理由。张楚，归根到底还是楚，只不过是张大楚国而已，陈胜张楚，归根到底目的还是归楚，最后以楚为正，自然天经地义。从项氏影从陈胜而起，就成了陈胜为项氏做开路先锋。

这大约是司马迁的基本逻辑。

但司马迁忽略了一件事，张楚虽然以楚为指归，但张楚并不能等同于楚，张大之后的楚，必然也不再是原来那个楚，就像秦帝国也已不是原来的那个秦国一样。

陈胜张楚，根本目的是为了反秦，建立后秦时代的新政权，可不是回到先秦时代的楚，陈胜是要向前张大楚国，断没有向后复辟楚国的意思。

按照这个脉络，刘邦的汉才是后秦时代的新政权，才是陈胜民权斗争的政治结果。因此，汉初即以张楚为正统也算是天经地义。

刘邦以张楚的旗号平定三秦，善遇子婴，收藏文献，主观上讲或是抚平人心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讲，是力图协和秦楚，试图从两种政治文化的融合中，求出未来政治发展的正解，是一种向前看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态度。

反观项羽，假义帝之名入关，杀子婴烧宫室毁典籍灭秦风，客观上讲或许是为天下报仇，但主观上看，只是把天下事当成非秦即楚的二选一，仍匍匐在“彼可取而代之”赌徒思维中，全无天下心，只想证明楚制优于秦制，有板有眼地唱着反秦复楚的闹剧。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陈胜和刘邦的张楚，是一种可贵的历史进步，汉民族的养成与借秦张楚的伟大政治实践密切相关。而项羽的复楚，就如三国袁术的称帝一样，只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杂音。历史用自己的伟大发展，指明了历史的正朔。

从这个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司马迁强把项羽塞入本纪，就成了为门阀阶层之类的小集团的“正义”悍然置公义于不顾的指鹿为马了。而这种“理直气壮”里，除了门第出身上的惺惺之寄之外，其实也已包含更深的政治隐喻。与其说它是史学，莫不如说它是政治，是扮成史学的政治博弈。

就像今天，若某人著近代史，却把孙中山先生写入世家，反倒把蒋公忝列本纪，并浓情重墨渲染蒋公的人格魅力，写得栩栩如生荡气回肠，虽千秋以后亦凛然如有生气，那他的文化立场和政治主张，岂非如司马昭之心一般路人皆知？

这看起来荒谬但绝非笑谈，事实上，司马迁开创的这个装扮成史学的政治杀伐传统，正是绅权文化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千百年来从未磨损过，甚至随着杀伐日久，更见其锋锐。中国当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这种扮成史学的政治杀伐一刀一刀刻画出来的。

10、扮成史学的政治杀伐

司马迁用自己的著述实践证明了，没有历史，只有现实，历史只是现实的寄托与期许。

历史本是人类共同财富，是人类文化的公共遗产，是人类社会的公共资源。但因为历史著述的阶级立场不同，因为历史作者所属的集团利益不同，历史便呈现出政治杀伐利器的衍生面目，这不是哪个人的蓄意为之，这是阶级分化、社会分工的自然结果。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绅权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几乎独自担负起文化圣殿规划建设的艰巨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司马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努力要克服这种历史资源的私有化趋势，他始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勉励自己，那努力的身影与血汗斑斑的足迹有目共睹。

而司马迁的可悲之处恰恰在于，他终究不能跨越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立场的束缚，在越来越白热化的文化政治斗争中，打开了假文化博政治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还是回到了“成一家之言”的归处，在一家之言的偏执和刚健中，打造出无锋可破的道德之盾，与无坚不摧的文化之矛。他用这精良的装备捍卫文化的尊严，可他的后辈盗用这精良的装备专制文化的威权。使他从反政治专制的文化英雄，沦为实行文化专制的开山鼻祖。这其中，把公共文化资源，作个人文化立场的“私人武装”，是司马迁沦落的关键环节。从这里走向他的现实内心，你会发现与他立场关联过紧的地方，他的史记已诚而无信，毫无价值。

比如李广，司马迁以李将军之名为之单独立传，但李广一生功名止于郎将卫尉，并无将军的封赐。司马迁自承儒宗，能用道德假设开脱李陵实罪，却无视名正言顺的底线，在名之一事上，肆逞己志，基本上丧失了信史的公心，岂不可叹？

查李广一生，倒是受过一次将军印，却不是朝廷颁授，而是梁王所赐。朝廷的统帅私受藩王的印信，这其实已经形同谋反。李广将功折罪，未被追究，已数侥幸。糊涂也好，蓄意也罢，像这样的乌龙，纯属个人自招，实在和天意无关。

司马迁用藩王所赐的将军衔，为李广立传，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反抗政治权威的风骨，倒透着几分文化流氓的痞气，这也算是司马迁阴面的最深的心理根源吧？

凭借这心理根源，司马迁把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的全部牢骚，化作一种铺天盖地的不平之气，打造了屈原贾谊列传与李将军列传，这三传成就了绅权文化专制的三尖两刃刀，三尖就是屈原、贾谊和李广，两刃就是文武两边，而刀的锋口，就是唯我独尊毁天灭地的郁郁不平之气。

从诞生之日起，这三尖两刃刀，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文化法器，扮成史学的模样，一直冲在政治杀伐的最前列，直到今天，余威犹炽。

11、无诚无信的蓄意剪裁

如果说诚而无信的三尖两刃刀，只是司马迁无法摆脱个人立场局限的身不由己，那某些毫无诚信可言的蓄意剪裁，就实在只能算是司马迁史德上的污迹了。

举一个与张楚关系密切的例子，那就是秦灭楚之战中波澜壮阔的郢陈抗秦斗争。

陈胜率先攻取陈郡，绝非心血来潮顺手牵羊，而是很深的战略擘划。

陈郡原本是陈国故地，后来做过楚的都城，即郢陈，后来楚国退守寿春之后，郢陈一带就成了牵动秦韩楚三国局势的战略要地。从今天出土的秦简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地区曾发生过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抗秦斗争，这一地区，不仅曾是抗秦的火线，也一直是不服强秦的“重灾区”。这里曾发生过昌平君领导的抗秦敌后游击战争，此战争直接威胁秦国整个统一战略，导致李信二十万秦军土崩瓦解；这里也是风雨飘摇之际仍张大楚国势力的桥头堡，是张楚的核心，郢陈昌平君与寿春项燕，曾是撑起楚国最后决战的两根柱石；这里的斗争不屈不挠，楚国土崩瓦解之后，依然薪火不绝，甚至影响所及，远播江南。

陈郡作为勾连韩楚的反秦重地，作为最坚定的抗秦斗争的策源地，在秦汉之际的反秦战争中自然有着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也反证了，何以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张楚大旗在陈郡迎风一展，随即四海震荡，万众归心，豪杰云起，分裂强秦。

陈胜吴广都是陈郡一带的人，以此推知，大泽乡的900壮士，也多是陈郡人士，对陈郡的反秦潜质自然了如指掌。他们一路回师陈郡，就是要重振陈郡抗秦根据地的声威，号召天下，共成大功，而且他们做到了，虽然陈胜吴广都倒在斗争的路上，但他们发动的斗争，号召了天下，推翻了强秦，张大了楚国，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是汉家制度的助产士，是秦楚政治文化融合的调味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

今天，我们只能在秦简中推知当年郢陈抗秦斗争的面貌，只能从司马迁的各处记载中整合张楚的强大影响力。但司马迁不必如我们这样盲人摸象般苦苦探索，司马迁能采集李牧的英雄传说，他岂能对郢陈抗战的英雄故事毫无听闻？但司马迁笔下，对郢陈抗战竟是只字未提。致使陈胜张楚的号召力，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抹去了陈胜张楚的历史背景，司马迁又转而极力渲染项氏抗秦的悲壮和宏大，把项氏做成楚国的唯一柱石，而张楚的昌平君被文化性死亡，只能活在秦人的噩梦里。若不是秦简出土，郢陈波澜壮阔的抗战恐怕也将随着秦人的噩梦一起沉埋在历史厚厚的沉灰中再难见天日了吧？而这其实是司马迁纪年抹去张楚、本纪塞入项羽的一套组合拳。

如果只是一拳，无论这一拳如何无礼，都可以饰之为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但如果是一套组合拳，那就无法洗脱蓄意为之的嫌疑了。

关于昌平君、关于郢陈抗战，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想要彻底理清非三五万言怕是难以见其全豹，这里无法详述。欲竟其事只能留待他日。这里我只能不无遗憾地说，司马迁让郢陈抗战文化性死亡，是很恶劣的史学事件。它差不多成了绅权象牙塔的祸根，成了绅权史学的原罪，它在扼杀带有民权性质的各种斗争时，从来是不遗余力的，而它开创的历史虚无主义理法，更是臭味弥漫千古的绅权文化戏法。司马迁对郢陈抗战的处理，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鼻祖。

如果我们还难以理解司马迁抹去郢陈抗战架空张楚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用当代事做个类比。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把中华民族的抗战归于国民党的死磕和美国苏联的助拳，把抗日游击战说得一钱不值甚至根本否认游击战，以至于《亮剑》基本上就是和《论持久战》唱对台戏，而《八百》竟成了伟大民权国庆日的献礼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戏法，对现实的民权政治之威信造成了怎样的破坏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以今证古，司马迁在张楚历史背景上的骚操作，其用心何在，恐怕也无需赘言了吧？

只是为这份用心，便肆行无诚无信的恶意剪裁，未免于史德上大失我这个半生铁粉的厚望，从这里，我算是和司马迁分道扬镳了，也因此和绅权象牙塔斩断了最后一丝关联。

12、司马迁的祭司梦想

虽然我游历了司马迁的阴面，但我还是认为，司马迁是绅权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他勇于坚持自己的理想，勤于实践自己的主张，敢于为坚守立场付出巨大牺牲，这些优秀的品质，已经超出特定的文化立场，成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

事实上，在与司马迁的现实立场无直接关联的地方，司马迁都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文化英雄的高尚情操与悲悯情怀，当然还有深刻的思想洞察与深厚的情感体认，但在密切关联他现实立场的地方，他终究还是沦陷在本阶级的狭隘偏见中，这是让人扼腕的事情。

不过，从情感上我能理解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挑战，我也深深为那份崇高的文化执念感动。换了任何一个热爱文化的人，面对李敢之死那样的恶性事件，都必定会焕发出义愤之情。若没有这种义愤之情，文化还有什么意义？

司马迁是文化的守护者，是具足文化使命感的大师，当他认定政治无法平准社会价值体系的时候，作为文化守护者的自觉，就让他焕发出与皇权抗争、把政治权威置于文化监控之下的热情。李陵案就是这份热情的燃爆点。

在李陵案中，司马迁争的不只是李陵的清白，而是文化的威权，是价值判断的话语权。他要把律法评议和政治考量统统置于文化威权之下，树立以文化为主导的权力架构，因此他才毫无事实依据地公然声称李陵是诈降。你可能不理解，我也没有事实依据，但你必须接受，因为这是我的价值观的产物——这才是司马迁的文化追求，这就是文化的绝对威权。

司马迁的这种豪横梦想，是有根由的。

曾经在更古远的时代，史官是有这样的威权的。当时尚处于神权时代，史官的职能由祭司兼掌，当时的祭司，是神在人间的使者，在人间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祭司替人类君王向天祈祷，并向人间转达神谕，神谕大都晦涩难解，匪夷所思，比李陵诈降还要让人瞠目结舌，但人类必须无条件相信，因为它是祭司说的话，它是神谕。祭司还负责把神谕记录下来，于是祭司笔下的李陵诈降之类匪夷所思的事件，就成了历史的雏形。

若司马迁有幸生在神权时代，那作为太史的他，是字字如金科玉律的，慢说是李陵诈降这样的人情之常，就算是李陵是汉武帝的亲爹这样的人伦之异，如果祭司说出来，那就是神谕，汉武帝就得把李陵捧上家庙供起来，而祭司也会一本正经地把它记下来。

若司马谈有幸生在神权时代，那就只能由他替汉武帝祭祀泰山，汉武帝只能在山下等候消息。无论司马谈病得多重，也没人敢把他撇在周南，必须维护着他来完成祭祀活动。因为没有祭司的祭祀，就好比没有头颅的躯干和四肢，哪怕浑身洋溢着虔诚的热情，也只能是一具无灵性的行尸走肉。

但是，司马迁是生在伦理已然发育成熟的时代，神权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祭司这个神权时代的“无冕之王”早已分解成若干职事官员，而太史令就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想要在太史令身上重拾大祭司的荣光，就好比让一只公鸡抖出霸王龙的威风一样，只能耻辱沉潜在当事人的辉煌梦想中。

司马迁就抱着这样一个大祭司的梦想，他真心希望自己的文化主张能成为新时代的法则，如大祭司那样深刻影响甚至主宰伦理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他的文化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均系于这个梦想，而他一生的成就与挫折、荣誉和耻辱亦托于这个梦想。

在伦理时代，抱着祭司的梦想，其颠沛挫折可想而知，而此颠沛挫折蓄积的巨大心理能量，便在屈原列传、贾谊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中喷薄而出，特别是屈原列传，活脱脱就是一个宁死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殉道大祭司。

司马迁所有成就的精神源力，就在于他这份高尚的文化理想，而他所有阴面的污迹，亦无不与此相关。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司马迁也失去很多，为一份不合时宜的执念拼尽所有，司马迁也难免有各种抵牾，所谓史德有亏，也是顺乎自然的变形而已。

司马迁不知道，威权只能凭借实力获得，必须有强大的现实力量做依托，纯粹的精神力量无法造成威权，祭司的威权，是迷信的力量托起来的，而不是神明的“力量”赋予的。司马迁不去联合社会力量，仅凭个人的文化热诚和文化信念，去谋求文化威权，只能用七分堂吉诃德的诙谐悲壮与三分王莽的认真迂腐，画出一个让人痛心的叹号。

但司马迁的祭司之梦，以及他为这个梦想付出的奋斗与牺牲，却蓄成强大能量，托起了绅权的文化自信。绅权后继者，在司马迁的感召下，结成日渐强大的文化集团，为实现司马迁未竟的理想征伐天下，整个封建社会也就面貌为之一变。

待到绅权象牙塔高高耸起，绅权精英主义，建立了绅权文化统治的铁桶江山，司马迁的梦想，算是超额实现了。因为后世的绅权精英，不仅获得了和祭司相仿的文化话语权，而且还把持了行政权，占据了绝大部分经济权，成为神权祭司想都不曾想过的庞然大物，也蜕变成司马迁想都不敢想的特权阶层。

历史总能走出一个闭环，最后把起点崩出环外。

我半生以司马迁为楷模，希望成为司马迁那样的文化英雄，可当我历尽司马迁的阴阳两面，遭遇郢陈抗战的历史深坑之后，我和司马迁分道扬镳了。

司马迁为追求文化威权倾尽平生所有，若他目睹文化威权打着“李陵诈降”的幌子干尽了“李敢被野鹿撞死”的勾当到时候，不知他又将何以自处？想必他也会被历史的这个闭环崩出环外，成为绅权象牙塔外的孤魂野鬼吧？

但是司马迁已经失去了成为孤魂野鬼的资格，他已经被绅权象牙塔牢牢地绑在祭坛上，他那大祭司的梦想，成为象牙塔护持文化霸权的符咒。

他早已不再是那个以孤独的逆行背影感动千古文章情怀的司马迁，他早已沦为绅权象牙塔的镇宅大神，成为政治迫害文化的铁证、文化镇压政治的图腾。

大祭司的梦想，终于长成了专制全社会的文化铁鞭。司马迁的光辉，则在飞舞的鞭影中一点点没于暗影。

三、梁漱溟的大儒情怀

01、文化面子下的政治里子

35岁之前，梁漱溟是我最敬佩的当代学术人物。在我心目中，他的分量是仅次于司马迁的。他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以及中国人的去处的现实关怀，也伴随着我走进而立之年。如果我是把司马迁当成垂范之师倾心效法的话，那对梁漱溟而言，我算是把他作为师门大兄来趋步相从的。

我最早接触梁漱溟，是在1987年，当时某杂志有篇文章，大篇幅介绍他和主席的“斗争”，从1953年的拍案而起，到批林批孔时的大唱反调，再到1978年畅谈人治法治，文章写得颇有几分司马迁项羽本纪的意味，把敢于对抗政治权威的梁漱溟形象，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让人心驰神往。让正自由主义精神四溢的我大为心折，把梁漱溟视为当代的司马迁，真正的文胆英魂，学界风骨。

当时美国方面发起对梁漱溟的再认识，誉梁漱溟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把梁漱溟的寿辰，做得有声有色，新起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把梁漱溟奉为宗师。今天回头想来，那大约是境外境内文化势力配合起来，用梁漱溟的“反抗”精神，激励当时的文化人起而与执政党做“斗争”，树立“学术之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的梁漱溟热潮，当是文化还乡团的第一拨集结号，是绅权文化围猎民权政治的挂角一将。

但当时的我，尚没有这样的觉悟和洞察力，因此也不免为时尚所囿，更深地卷入对梁漱溟的关注中。好在我向来不肯以时尚为则，司马迁对我的绅权启蒙教育，不允许我停留在舆论炒作的层面随着别人的炒勺翻跟头。因此我搜集了山东版的8卷梁漱溟文集，较全面地了解了梁漱溟的思想学术大貌。

说实话，通读了梁漱溟的文集，我略有些失望，我心目中原本是把他放在司马迁身边的，但他学术上的成就，似乎离司马迁差得略微远了些，虽然里面不乏真挚的独到见解，却缺乏能挺出时代的宏伟气魄，更缺乏能引领时代的开创精神，他或许是一个时代中比较优秀的学术，但却没法担当起那个时代的体量。换句话说，在学术思想上，他怕是担不起20世纪80年代的高热声望。

我突然发现，梁漱溟的价值其实不在他的学术，而在他的社会政治实践，而梁漱溟的声望，也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他的政治路线斗争。换句话说，梁漱溟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炙手可热，差不读完全是因为，他曾“单枪匹马”挑战过主席，质疑过执政党。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没有几个人关心梁漱溟的文化上的成就，他们关心的是梁漱溟的政治上的象征，他们需要一个打压政治权威的文化旗手。这本来就是绅权两千多年来的文化木偶戏。

如果说司马迁是绅权压在封建政治头上的镇尺，那他们就是想把梁漱溟做成压在民权政治头上的定海针。作为民权政治“迫害”文化的铁证，文化镇压民权政治的图腾。他们意在把梁漱溟包装成新时代的司马迁，用梁漱溟的事迹和精神，感召大批绅权象牙塔的猎手，起而对民权政治进行文化围猎。

梁漱溟就是民权政治环境中的司马迁。

02、梁漱溟和司马迁

梁漱溟和司马迁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以儒家道统为本，又都不只限于儒家道统。司马迁有黄老的背景，算是由道家而儒家，梁漱溟早年甚至有出家为僧的打算，标准的由佛家而儒家。这种别家兼顾的格局，使他们对世事的看法能较为切实通达，而不至于流于迂腐。

两人对自己的文化使命都有高度自觉，都以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为己任。这份高度自觉，成就了高度自信，以及卓异常人的风骨和气格，使他们较其他人具备更执着的担当和更现实的勇气，这也是他们能扛住现实政治压力的必要条件。

两人都不与时代的风气同流，都能卓越地体现自己独特的价值，都不肯死抱着精英主义的形式自擅高下，都能够从精英主义的法坛走下来，做一些精英主义永远也不屑为之的具体工作，比如司马迁的调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都是象牙塔外的清新空气。其中梁漱溟因在学术上表现得比较中庸，因此在当代口碑较好，而司马迁因学术上卓异当代，而颇遭排挤，只能在身后赢得隆誉。

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绅权的价值体系中，他们几乎是“完人”。这一点是颇不寻常的，虽然这里面有别人吹捧渲染鼓噪甚至编造的成分，但做横向的比较我们还是能大略看出，两人的确堪称绅权价值体系的楷模。这为他们对抗政治权威，提供了切实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持，他们熠熠闪光的个人品格，能使人们忽略原则上的是非，不由自主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去考察他们与政治的争论，从而把公义的评断偷换成私德的考量，而私德，差不多是他们不败的主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和梁漱溟二人算是占据绅权象牙塔的文化史两端的巨人。除了文化成就上差距较大而外，他们俩几乎就像两个木轴，撑起了绅权文化史的漫长画卷。

我们已经略说了司马迁，在此，我们就再粗略谈谈梁漱溟这根木轴。

03、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儒

大儒不是书斋中玩义理的大宗师，而是走出书斋做改造社会之努力的社会活动家；大儒也不是莫测高深的经学教主，而是用质朴的语言解答现实问题的人生教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漱溟与他同时代的马一浮、熊十力诸公比起来，的确当得起“大儒”这两个字。虽然在识见上他与其他诸公不相上下有些地方甚至可能略显逊色，但在实践上他却是走得最远的，也是在儒家立场上走得最彻底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是20世纪30年代一次可贵的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虽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它只是一个虚浮的乌托邦，但至少它证明了，梁漱溟的社会改良主张，绝不是什么嘴把式，梁漱溟是要真正把它们付诸实践的。

这在中国绅权传统中算是奇葩了。自宋代以后，绅权文化一般是把自己的文化说辞和政治社会实践分开的，从没想过把自己的文化说辞付诸实施，所谓心性是无事时袖手空谈以为标榜的，临危之际除了一死报君王是没什么扶危救难的措施好讲的。像梁漱溟这样努力要把自己的文化主张落实下地，算是复了理心之学的古，真有古大儒之风。

但美国参与策划的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加冕式，和这份古大儒之风倒是关系不大。他们把梁漱溟抬起来，主要还是要要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来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用乡村建设的“文明”来压制土地革命的“野蛮”，说到底依然是一个政治操作，而非简单的文化认同。

不过，最后一个大儒这个称号，倒也歪打正着切合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现状。民权的政治崛起正在带来深刻的民权文化革命，而民权文化革命的成功，就意味着绅权文化的谢幕，绅权文化的谢幕，也就意味着作为绅权文化主干的儒家道统必定跌下价值观话语权的法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绅权精英主义寄生虫怕是要一语成谶，梁漱溟很可能真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了。

04、梁漱溟和主席的根本分歧

四十年来，坊间对梁漱溟和主席的争论津津乐道，诸如“雅量”梗、“匹夫不可夺志”梗等等，在文化八卦和学术狗仔圈子广泛传播，梁漱溟的人格光辉也在此流传过程中不断放大其私德影响力，以稀释其中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严峻鲜明的阶级本质。

其实，梁漱溟和主席最初的争论，是到底要不要阶级斗争的问题。主席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对中国社会状况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提出阶级斗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而梁漱溟站在绅权地主阶级的立场，以儒家的开明改良思想为指导，试图凭空对中国社会做儒家乌托邦式的改造。主席的阶级斗争，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而梁漱溟的乡村改良，是清除社会上其他所有恶劣毒瘤，实现纯洁高尚的绅权文化对全社会的教化和统治，将优秀的绅士推上“王座”，代替劣绅恶霸军阀流氓政客，对人民群众实施仁慈的统治和驯化。

接下来的争论，是这一争论的延续。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

对主席来讲，他和工农大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努力要说服工农大众，勒紧裤腰带，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艰苦奋斗，先有条件地初步改善人民境遇，把宝贵的有限资源更多地拿来投入工业化建设中去，这关系到新中国的未来，关系到工农大众的长久的幸福和安全。主席认为自己可以和工农大众达成共识，是因为主席把他们当成国家主人，他可以说服国家主人为国家的前途与执政党同甘共苦艰苦奋斗。

对梁漱溟们来讲，他们和工农大众本就不是同一个立场，他们习惯把自己当成国家的统治者，把工农大众当成被统治者，作为绅权的开明政治拥趸，他们想的是迫切改善农民处境，免得人民再生事端。历代新王朝初肇，都不惜血本“改善”民生。历朝统治者，绝不敢号召人民和他们一起艰苦奋斗建设国家，他们只是希望安抚人民，然后照例背着人民瓜分国家。

到底是安抚人民，还是动员人民，是梁漱溟和主席建国后分歧的根本。它不只是梁漱溟和主席的分歧，也是所有保守势力和主席的共同分歧，只不过梁漱溟是第一个放炮的人而已。

这分歧的根本是人民的定位问题，如果把人民当成主人，自然就要动员人民教育人民发扬主人翁精神，艰苦奋斗建设国家，而不是忙着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更美满。如果把人民当成被统治的臣仆，那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的目光转向追求个人小日子上去，然后用小惠安抚他们，别让他们影响精英君子们的治国方略。

因此，是否把人民当成国家的主人，才是梁漱溟和主席的根本分歧。主席嘲笑梁漱溟居然教导共产党如何搞农民工作，其深意也正在于此。主席是在提醒梁漱溟，梁漱溟认为农民急需安抚收买，是因为他从没把农民当成自己人，农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解放事业是因为农民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农民为国家的建设付出牺牲，是因为那国家就是他们的国家。主人是不需要安抚与收买的。

这一点，怕是梁漱溟们至死都没能勘破的深意，而这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才是中国建设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终极奥义。

05、雅量

到底是动员人民还是安抚人民，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走工业化道路还是走农民小康道路，这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分歧。梁漱溟与主席争论的，是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而梁漱溟可能仅仅把这种争论当成“学术探讨”，在窑洞里它或许算是学术探讨，但到了国务会议上，它就是大政方针的抉择，没有优容两可的余地更容不下嘴炮的胡作非为。

所以这不是个“雅量”的问题，而是国家道路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不是梁漱溟和主席个人的意见分歧，而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何去何从。所以主席严正告诉梁漱溟：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一些绅权精英主义寄生虫，揪住这句话大肆翻跟头，好像没有雅量就成了不可轻饶的污点。岂不知，国之大计，非个人私计，没有哪个个人，有资格在国之大计上保持雅量。比如抗战，到底抗战还是不抗战，到底精英抗战还是全民抗战，到底自主抗战还是坐等外援……凡此种种都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这样的分歧必须干到水落石出，岂能用雅量互相打哈哈，最后携起手来称兄道弟互相恭维，温良恭俭让地把国家推进火坑？

梁漱溟提到雅量，正说明他根本没有严肃面对国家大计的觉悟和习惯，如果他的主张将给国家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就算主席有这个雅量，难道他就能心安理得地放过自己？恐怕的确如此，他会用动机轻轻把自己开脱出去，就像当初司马迁开脱李陵一样。

即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在普遍存在阶级压迫的中国社会大背景下，绕开阶级斗争，搞文化和谐，其实把农民坑得七荤八素。但晚年他回忆那段失败的实践，也无非就是“思之歉然”四个字轻轻发落。绅权长期霸占文化话语，早已丧失基本的反思能力，其宽以待己实在是已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

把重大国计民生的争论当成学术嘴炮互相抬杠，就算选错了路也无所谓大不了“思之歉然”，梁漱溟在如此严峻的争论中竟然要求所谓“雅量”，把国家前途视同儿戏，其心理根源大约就在这里吧？只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嘴上而不是放在心上，才会如此轻慢地对待事关人民疾苦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争论。

一句“雅量”，恰恰把千秋以来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分子将国事当私事的恶霸嘴脸暴露无遗。在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也可以用“思之歉然”轻轻揭过的绅权文化专制中，雅量自然就成了国是论衡中最重要的品格。对那些把人民疾苦放在心头的人来说，这雅量真是消受不起。因此主席才正告梁漱溟：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不止主席那里没有，相信所有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人，都不会有。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表现自己的雅量。

06、梁漱溟的大儒情怀

不能因为“雅量”之类的口实表现出的对民生疾苦的漠视与对国家大计的轻慢，就把梁漱溟一棒子打死，这就是主席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正是在主席力主下，梁漱溟得以继续留在政协。梁漱溟在国是争论上撞了墙，但是在个人待遇上他倒是切身感受到了主席的“雅量”。

其实严格说来，这也不能算是主席的“雅量”，只能算是主席的文化眼界与政治格局。因为主席能深切体会到：梁漱溟的漠视民生疾苦和轻慢国家大计，并非他的私德，而是他的立场和阶级归属使然。是象牙塔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梁漱溟的基本态度，和梁漱溟其人无关，要与之斗争的是梁漱溟代表的阶级立场，而不是梁漱溟这个人。

撇开立场，单看梁漱溟这个人，其实是标准的儒家君子。他乡村建设的社会理想虽然不着边际，但他身体力行去做一个大儒的人生建设却是踏踏实实有板有眼的，他一生矢志不渝要坚守的大儒情怀，是丝毫不打折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梁漱溟“多反动”，他都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他算是儒家文化的活标本，是新时代认识儒家本质的活教材。这就是主席把他作为“反面教材”留在政协的文化寓意吧？

很多人可能对大儒情怀有误解，以为大儒情怀无时无刻不是仁者爱人立人达人的高尚情操，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儒家的修养方法，儒家是由己及人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切博施仁爱都是以施己爱己为前提的，由爱己传导出爱人，是儒家的正确打开方式。

但孔子孟子并不了解传导中的衰减规律，一块砖头扔到水里，激起的波纹都是逐次衰减，最后趋于平静的，这是自然之理。儒家的打开方式，和以石投水的情形相仿，在传导衰减的规则下，由爱己传输出去的爱人，到底能传递几层，是个大问题。恐怕传到一个层级，爱人就会衰成一杯白开水了。这是儒家的根本关节，也是大儒情怀的真正本质。

大儒情怀，在熟悉的人当中，温暖如和煦的艳阳，但在陌生人那里，其实只能绚丽如留不住的晚霞，若你从晚霞再往前走半步，怕是所见所闻所感都将是冰冷的寒夜。

梁漱溟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其实正是标准的大儒情怀，历史上的大儒，虽然都是真诚地要忧寄苍生，但心底里并无同情之感遇，骨子里其实是眼不见心不念，最终只能把民本的关怀寄托于嘴炮，梁漱溟又岂能免俗？

梁漱溟毕生致力于儒家人格建设和理论建设，他算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儒家事业，他也差不多同化成一个当代大儒。他的高风亮节是丝毫不含糊的，有他种种私德的轶事为证，而他的祸国殃民也是丝毫不可轻忽的，按照他的农村建设构想，中国只能趴在工业化的大门外绝望地挠门槛，永远也长不出自己的工业和国防，国家民族将再次匍匐在帝国主义胯下，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他到头来也只是“思之歉然”而已。

这就是大儒情怀令人毛骨悚然的两面性，用高风亮节的私德为祸国殃民的公义保价护航，再用祸国殃民的公义为高风亮节的私德补血，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拆着富国强兵的台。

饱含苦难血雨腥风的中国儒法斗争史，记下了大儒情怀留下的斑斑血痕。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真希望梁漱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儒。

四、结语

一阴一阳之谓道。有光就有影，本是自然之理。

但人很难用平常心来看待阴阳面。因为人自身也有阴阳两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影结构。用自己的阴阳面，去照别人的阴阳面，就生出各种对阴阳面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人的根本属性。有人就有是非，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是立场。立场不同，光影阴阳的价值也就不同。

在绅权的立场中，司马迁和梁漱溟这样的人，是有光没影，无阴纯阳的，绅权把司马迁和梁漱溟这样的人，当成自己的阳面，用来昭示天下，自标纹章。有光没影、无阴纯阳，这本身就是大违自然之理的怪异，凡出怪异，必有妖孽，这也是司马迁、梁漱溟这种绅权的“纯阳之体”豁开的缺口，在他们的纯阳之体后面，必藏有绅权象牙塔文化专制戏法的底牌。

粗略地探寻了司马迁和梁漱溟的阴面之后，我们发现，这底牌其实就是政治。绅权象牙塔，其实是包装成文化山的政治团伙，文化只是他的标榜，而政治才是它的归处。

这其实并不奇怪，绅权是一种权力，权力必定是政治性的，文化话语权作为一种权力，也是政治，绅只是政治的纹章，文化只是政治的工具，如是而已。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回头去看绅权光鲜的阳面，一切炫目的疑难也就迎刃而解。

而民权文化觉悟的最大拦路虎，其实不是陈寅恪那种从里烂到外的精英主义土偶，而是司马迁这种名垂千古的文化英雄，和梁漱溟那种私德卓著的宦海硕儒。如果不能具足坚定的民权立场，你根本看不出他们的阴面，在绅权的立场中，他们是有光无影的纯阳之体。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