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行香子·寓意
[宋]苏轼
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〇成都卜肆，寂寞君平。郑子真、岩谷躬耕。寒灰炙手，人重人轻。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
这是一首以议论见长的咏史词。所咏所议，不专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从许多历史个案中䌷绎出普遍与共性；其举例虽集中于两汉，而命意却涵盖了整个历史。“三入承明”，三国魏应璩《百一诗》曰：“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承明，即“承明庐”之省文。汉宫承明殿旁有庐舍，皇帝侍从之臣值夜班时所居。后世遂以“入承明庐”指位至侍从。据《三国志·魏书·应璩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文章叙录》，应璩于魏文帝、明帝时历官散骑常侍，齐王时两为侍中，凡三任侍从。这在封建时代是颇为风光的事情。“四至九卿”，《史记·汲郑列传》载，汉司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即四次做到“九卿”级别的高官。九卿，古代中央政府机构内的九种高级官职，其具体名目各朝不尽相同。“何辱何荣”，有什么可荣耀的呢？此句偏义，“何辱”只是行文时的陪衬。“纨绮”，纨、绮皆高级丝织品。这里代指用纨绮制作的服装，是富贵人家的穿着。“貂缨”，代指显贵的大臣。貂，汉代皇帝的高级侍从官，如侍中、中常侍等，冠有貂尾为饰。缨，系冠的丝带。“金张”二句，化用晋左思《咏史》诗七首其二：“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按，金日磾家自汉武帝至汉平帝朝七世为内侍，张汤的后代子孙自汉宣帝、元帝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见《汉书》二人本传。西汉大臣世家，金、张二氏是贵宠显赫的典型。“无汗马事”，汉公孙弘以儒生为丞相，并封侯。晚年上书请退，自称“无汗马之劳”。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即不曾从军驱策战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献赋”，汉代文学之士往往向皇帝献赋，因此得官。如司马相如献《上林赋》，武帝用其为郎官。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明经”，通晓儒家经典。汉代自武帝始，罢黜百家，进用儒者，设五经博士。五经即《易》《尚书》《诗》《礼》《春秋》。儒生能明一经，即可做官。如韦贤曾教授汉昭帝学《诗》，因而得到其子宣帝的敬重，用为丞相。韦贤少子玄成，后亦以明经位至丞相。见《汉诗·韦贤传》。按，上片大意是说，官僚贵族子弟，既无战功，又无才学，仅恃祖上勋业庇荫，便世代享有高官厚禄。与这班人同列，我辈书生即使凭自己的努力而得以进用，又何荣之有？“君平”，西汉末蜀人严遵，字君平，设肆于成都闹市，卜筮为生。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即依托卦象说明利害，因势利导，教人向善。每日接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便闭肆下帘，教授学生读《老子》。李彊为州牧，欲聘他为从事，见面时竟被其器度懾服，始终未敢说出口。年九十余，仍以卜筮为业而终。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郑子真、岩谷躬耕”，郑朴，字子真，西汉末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人。成帝朝国舅大将军王凤礼聘他出仕，不屈而终。扬雄著书论当时名士，称他“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出处同上。躬耕，亲自耕种庄稼，务农而自食其力。“寒灰”，死灰，喻指失去权势。汉景帝时，梁孝王名臣中大夫韩安国因罪入狱，狱吏田甲侮之。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曰：“燃，即溺之（撒尿浇灭它）！”见《史记·韩长孺列传》。“炙手”，火焰灼手，喻指权势熏赫。唐崔颢《长安道》诗曰：“长安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日晚朝回拥宾从，路傍揖拜何纷纷。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二句是说，有权有势，即为人所重；一旦失势，就被人看轻。“竺乾学”，佛学。竺乾，古印度的别称。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为古代中印度迦毗罗国国王的长子。“无名”，谓不求名（主要指功名）。佛教教人出世，不入仕途，故云。“除竺乾学”三句，谓除了佛家学说，别家能做到“无念”“无名”么？本篇押用一部平声韵，韵脚分别是“明”“卿”“荣”“缨”“经”“平”“耕”“轻”“名”。全词假手于咏史，而实以犀利的笔锋针砭封建社会中的两大痼疾：一曰“门荫制”，二曰“官本位”。中国自汉魏至南北朝，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为辟除、察举，仕途基本上为豪门贵族所把持、垄断。隋唐以来，虽改以科举取士，但仍然为纨绔子弟保留着一道恩荫入官的“后门”。这首词的上片，即就此类不合理的历史现象深致其慨。至于以名爵、权势之有无与大小，作为判断人之价值高低的唯一尺度，在封建机制下则更是历代皆然。词人政治上几起几落，饱尝了“当途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汉扬雄《解嘲》）的滋味，于此感触尤深。下片“寒灰炙手，人重人轻”八字，便形象而概括地揭露了这种丑恶的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当然开不出什么祛除“门荫制”“官本位”膏肓之疾的良方。对于前者，他只有发牢骚的份儿；对于后者，他也只能悬出少数不慕荣利的高人逸士为榜样，并乞灵于法力非常有限的佛家学说，律己则可，绳人则未必见效。但是，他毕竟艺术地描绘出了某些典型的历史病态，对于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了解古代封建社会，自有其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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