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东香人，真名朱双顶，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以读书为乐，不时写点随笔、札记、散文、诗歌等，近一年多在数个微信公众号发文二百余篇，多次获奖。
文之气一一古人创作的境界
作者｜东香人-朱双顶（中国）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创作一篇上好之文，首先应表现在文章的立意与选题上，往往决定于作者的创作境界，体现出作者的文气，反映出作者创作的眼界与视角。比如说以《父亲》为题的创作，可以说是写了又写，有人写的是给予，回答的是父爱有多深;有人写的是沉思，回答的什么才是好父亲;有人选的是自己，回答的是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如此等等，有人总走不出平淡无趣的为文之窠臼，恐怕就有与境界不高有很大的关联。
作者的内在气质，决定着作者创作的境界，落脚于文章之中便是文气。它是作者创作于作品之中的精神高地，是作者的性情世界与内心独白在作品中的反映，决定着作者创作的格调高下，被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成是：“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境界也就成了文学创作中真正的高贵之气，是“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成了“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被北宋文学大家苏澈说成是：“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之大小。”所以孟子的视野宽广于宇宙之中，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才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境界，才有了“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之宏论。
司马迁走遍天下，游历各地名山大川，博览大量史料，与豪士俊杰广泛交游，养成了豪迈灵秀之气。所以他的视野纵贯历史长河，上达黄帝下延汉武帝时期，一部五千年中国历史，他一人就写了三千年，最终修成了亘古以来史家无人过其峰的《史记》。南宋史家郑樵将《史记》说成是：“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更是将《史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所以他的视野始终放在“天下大势”上，他的文章总是于汪洋淡泊中贯注不平之气，在政论与史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分析当时政局而能切中肯綮，才有了“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的高悟，有了“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的纵论。
可见境界，成就了先人们为文的高度；气质，则成了他们的境界之源。同时，为文的境界，又是作者的眼界与视角的外在反映。有了宽广的境界，眼界与视角就会油然而生。但创作的眼界与视角并不仅是一种被动的反映，也有着积极而能动的主动之为。
为文之视角，就是持有什么样的方位来选题构思，体现的是作者创作时看问题的视点与切点。不妨看一下古人就同一题材内容，是持有怎样的选题视角。就总结六国灭亡之因，唐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认为责在国君不爱其民;宋苏洵在《六国论》则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责在采取的对策之错;其子苏辙在同题《六国论》中却得出六国被灭，是“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认为责在谋臣的眼光短浅。同是论灭六国之因，但由于每个人选择的切入角度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为文的视角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文之眼界，就是站在什么高度上来选题创作，体现的是作者创作时看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眼界是养出来的，坎井之蛙能有多大的眼界，写出的东西不会超过井口大的境界。胸襟是眼界的内涵，决定着创作的深度，司马迁写《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难道不是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胸襟的再现?知识是眼界的积淀，决定着创作的宽度，柳宗元作《封建论》得出“封建制”不如“郡县制”而文传千古，没有丰富知识作支撑，能看到秦朝的郡县制是“有叛人无叛吏”、汉朝半存的封建制是“有叛国无叛郡”这一眼界吗?时代是眼界的外延，决定着创作的力度，没有时代感的文是没有生命力的，脱离时代还有眼光吗?对现实情况，有人视而不见而为文低劣，有人一叶知秋而力透纸背，这种天壤之别，就与人的眼界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选题时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与时代前沿上，自觉地拷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题？价值在哪里？有推送的必要吗？也许有了这样之问，才有好的眼光看世界，创作出高质量的文作。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文气的养成，在于平时的用心历练，持之以恒的坚守才是必由之路。文气生则胸襟有，胸襟有则境界出，境界出则眼界远而视角准。当创作时有了自己的境界，解决好了眼界与视角问题，就会像“忽遇一夜春风来”，其前行自然是“乘风破浪会有时”了。
（ 二〇二一年十月五日）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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