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源大印象
韩文平
青藏高原，依稀的雪线之中，千丈绝壁寒气凛冽，释迦的灵山远在天竺缥缈的虚空。一群一群徒步朝圣的众生，双臂高举，目望星空，朝着拉萨的方向，三步一叩五步一拜，神情肃穆，心志坚毅。
千仭绝壁，宛若众生粉墨献艺的舞台，正在上演雪豹猎食，都在迸发血腥的气浪，跌扑翻滚之间，绝望的嚎叫，舍命的追逃，志在必得的果决，慌乱求生的惊恐，一扑一跃一躲一闪，锥尺之间便是无底深渊，便是生死之门……一蹄一爪一脚一掌，都在米秒毫秒的时间空隙中，博生死定存亡。
对于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们，对于青藏高原朝圣的佛教徒们，他们永远跋涉在伸向远方的路上。以其无与伦比的虔诚与渴望，以其狂热的坚靱与绝毅。仰望远方的星空。
他们绝不在乎远方的图腾是那么含糊那么缥缈，远方的光芒是那么幽远那么躲藏，远方圣餐的诱惑给予他们的，只有永恒的饥渴……
但他们虽九死而无悔，虽经世而不怠。佛徒们明明白白，素卷青灯终生苦修，数以百千万亿者众，也难得一人成佛！以春秋日月计，修终世累代三世七劫，亦不见得能见性成佛，如此者百代以下，今生不成修来世，修行路上，依然毅勇前行者依旧洋洋乎大观！
这就是远方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然则，对于岩羊，对于雪豹，横断在它们眼前的，永远是凛冽的霜雪，苍仞的绝壁，肃杀冷夜，以及危机无处不在的生存环境。
它们似乎是没有空间意义的远方。
哲学层面，大自然的生存法则里，没有美丑善恶是非对错！各自的生存才是绝对真理。
雪豹和岩羊，它们的远方就是适意生存的天堂！为了它们的远方，它们积蓄和释放着它们生命的蕴含和能量，它们坚守着不离不弃的选择和渴望。它们也在挑战着无数个不可能而成为可能。例如在这凶险陡硝绝壁上，也能得其心而应其足，来去自如，飘然如飞……
雪豹和岩羊的生存哲学，类于朝圣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不离不弃的坚持与恒守，九死无悔的果决与勇毅，近乎狂热的虔诚与仰望。于是，它们所构筑起来的风景线，因凄美而壮美，因涅槃而升腾，巍巍然而美哉壮哉！
庚子年初夏四月，偶接一个电话，惊诧之余颇感意外，这是我们自认识之后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我们双方毕生的第一次电话。
打电话的是著名实力派作家张兴源先生，网名（或者也是笔名）雪村。
我存有先生的电话，相识数年，我们都没有使用过电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对于他的印象，却像雕刀刻出的岩画一样，棱角分明清晰了然。对于他，我无须刻画他的相貌仪表，用一则陈年琐事，更能准确他的呈现他的形神特色。
30多年前吧，我与我的朋友，诗人驰骋先生争论陕军东征，所谓的陕军东征，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个迷茫困惑的年代，那是个撞击漂流四顾茫然的年代，那是个驳杂喧嚣，让人惶惶然，昏昏然，又一脸懵逼的时代。
也正是那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咱们陕西几乎是同一年间，齐刷刷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其成就，其影响，全国罕见，秦人谓之陕军东征。
五个陕西作家，五部长篇小说，我本人深以为然者，是老贾的《废都》，诗人驰骋则大摇其头，连深度近视的眼镜都摇落地下了，驰骋说，我们不争了，没意思，你看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吗？我说没看过，他从他的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说你先回去把书看了再发宏论吧，我要说的是高建群其人，前程无可限量，其文足可传世！
后来我把书看了，虽然以后争论时我嘴还硬，但心里服了，其文风飘逸洒脱，其语言凝练幽默，行文落墨收束挥洒，并不仅仅表情达意，更有一种曲幽洞朗的弹性韵味儿。
啊呀，扯远了，赶快言归正传！
还是说张兴源张先生吧！高建群在他多年的笔耕生涯中，活脱脱地塑造出一大群秦人群雕，张兴源张先生，便是活生生走脱出来的一个。我虽然还没准确对标定位出，他属于其中的那一群那一类，那一族中的那一位。
同样是30多年前，贾平凹老贾，在仔细琢磨了秦始皇兵马俑之后，于有意无意间发现了秦人的体貌特征，忽一日抚掌大笑，就像参禅的信众顿然开悟明心见性。
贾先生说，你看看咱们这些秦人哥们儿爷们儿，一个个就像从兵马俑里走出来的！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你看看那些兵俑阵列，活脱脱都是秦地的模子铸出来的！
一个个高髻阔额隆眉细目，中通直下的鼻子，厚重开合的阔口，大嗓音说话，重口味接物。守诚信，重然诺，咥干面，吼秦腔，秦人秦风，一览无余。
转了这么一大圈儿，其中有大部分也是间接说张兴源张先生的。
张兴源张先生，是秦人秦风之厚重持守者，张兴源张先生，是秦人中，潮流蹈矩之秉承者。
有感于张兴源张先生，我突然想起前面提到过的岩羊，他耐得脊薄，守的寂寞，忍得孤独，受得冻绥。一个虎气腾腾的陕北汉子，不知碍于何种机缘，参透何种玄机，或者是，他是想偷得某种乐趣，偶发思古幽情？抑或什么又都不是。
先生一头钻进一堆古籍，一堆史料，一堆多年尘封不见星月的故纸堆中，去耗磨他极其宝贵的时间，去销蚀他风月才华正当其时的寸寸光阴。
一堆故纸，陈年轶事，他和那些陈年轶事，一群影影绰绰的古人，认了真，较了劲，指陈先贤谬误，是非对错，溯其流而正其源，存其真而去其伪，拂其尘，露其本，益其精，惠其泽……
这一切的一切，极其枯燥无味，极其耗神费力，极其繁复庞杂，极其冷僻苍凉。凭心而论，张先生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渺小的芸芸众生，在这神秘而又空旷的苍穹之下，我们都是古往今来的过客，我们都是铺天盖地的茅草，望大风而俯首，随季节而冷暖。
我们是常人，也循的是常理。但张兴源张先生，显然是一种异于我们的人，但我无法确定，他到底和我们“异”在什么地方？能与古籍打交道的人，或曰之校注，或曰之其他，这都不是我们寻常人能染指的事情。先从正面儿说，它需要学识，需要毅力，需要历史专业的基本功……
而这些似乎还不是最主要的，要在那些文言文构织成的特殊语境中，去辨识谬误，发现伪迹，修复缺失，拓补偏漏，它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学识和修养，它更需要一种直觉型的天赋！
史学界有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钻进这一堆尘封的典籍，也就犹如走进了十面埋伏的八卦阵。且不说古人所使用的文言文，对于现代人本身就重峦叠嶂，剑戟森然，要想走进去也就像进了古蜀道，每行进一步都倍感艰难。
更何况，地方志书所载，逸闻也好，史事也罢，杂而繁，久而远，或史料来源不清，或所记杂乱无章，或数说同陈一事，或一事复出多记。
总之，你如果陷进这一堆故纸，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都有可能遇到。如果在他的文化细胞里，没有一种巨大的、文化自觉的基因，没有一种偏执狂一样的强烈责任意识，他会和一堆古纸较劲，和那些早已飘然成灰的魂灵们，灵犀相通、隔空厮守吗？
在我们中华文化承传中，有一根粗而强的脉络，就是这么一脉滔滔永续不绝，它就是中国人集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张兴源张先生，显然便是这群人中之一员。如果不这么看，那就无法解释了。这类人在我们的基因承传中是一大类一大群，他们并不孤单。
《左傅》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原文原事的细节早记不清了，但其精其魂却清晰地了然于胸。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某诸侯国的一位史官，记录了一件大事，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是点晴之眼！而这五个字中，这个弑君的“弑”字，又是重中之重。
无论这个事件有多么复杂，多么曲折，但有个叫崔杼的人，杀死了他的上级，杀死了君主！事件便清晰明了，用了一个”弑”字，更清晰判明事件的性质！即事件的性质是非法的，不正当的，是不能被接受不能被容忍的！
至于那个被“弑”的君主，他好他坏，他都干了什么，那是另一码事，不能改变事件性质的非法和不正当。
无论什么原因，“弑君”事件的性质一旦被确定，便板上钉钉屡世不得翻身！
据史料记载，那个被弑之君的继任者，当然也是事件相关的受益者，坚决要求史官把这个“弑君”的弑字换掉，史官说那不能换！继任者说，要么换字，要么杀头，你自己选！结果双方未达成妥协，史官被杀。
史官被杀，但这个事件仍然要被记录，继任君主虽然能杀掉史官，但他无权命令这个事件不被记录！这是那时铁定的制度安排，普天之下，那时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完善和完成了这样的历史进步。即史官制度。
第一个记录这个事件的史官被杀，第二个史官仍然这么记录，也就等于仍然这么定性。“崔杼弑其君”！
于是第二个史官因同样的原因又被杀了。
结果第三个史官仍然坚持这么记——“崔杼弑其君”！这个结果让继任的君主也瞠目结舌，怎么会这样呢？他妥协了，不敢再杀下去了。
这个历史事件足以说明，在我们中华的文化传承中，这种集体意识的文化自觉，被一代一代的精英们融进自己的精神细胞。
爆一点粗口，说句实在话，原来躺在资料室或档案馆里的什么州志县志之类的历史资料，大概多少年多少月，都不会有人正眼儿瞧它一眼，和张兴源张先生这个书生，屁不相干毬不连筋！躺在那儿积尘三尺，也未必有人会对它们感兴趣！
但这些都是我们寻常人按常理推论的情形。而张兴源张先生，大概决不会也这么认为，泡在里面不知多少年月日时？直到一本厚重的学术专著出来，并出版发行，我们才得以知晓。
我突然想到，我前面提到的猎豹和岩羊，它们从不会抱怨和质疑自己充满凶险和挑战的生存环境，它们只知道在充满危机和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只能在不断的适应中，硬生生地闯出一条生存下去的出路，包括飞檐走壁的绝技。
张兴源张先生小时候的生存环境，比之于猎豹岩羊也大致类似，先生硬是靠自己，给自己闯出了一条生路，一条可以通达人生理想的奋发之路。
张兴源张先生者，我大致了解的，便是这样的。其形神风貌，其个性特色，其文其诗，其人其事等等，读者们试品其诗文，读其著作，定然会获感良多，何劳赘述。
韩文平，笔名林子，出生于1946年，西安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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