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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风采

诗人简介
陈兴中,甘肃临洮人,先后毕业于甘肃省财贸学校金融专业,、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学院,大专学历。喜欢读书藏书,爱好诗酒泉林;崇尚自然,附庸风雅。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时有诗文见诸报刊。2014年出版民俗文化学著作《划拳的艺术》,2019年推出散文集《父爱如山》,2021年5月出版个人诗集《江山锦绣与君同》。
现任临洮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临洮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兴中诗随笔作品选

沈括也者
文/陈兴中
沈括,浙江钱塘人,字存中,博学善词令,于天文、律历、音乐、医药、卜算诸事,无不通晓,是中国历史上,自张衡以降最有名的科学家,所著《梦溪笔谈》,颇为后人称道。纪晓岚评价他:“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李约瑟博士更是对他推戴有加,说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反复无常、首鼠两端、阴险狡诈的卑鄙小人。
有论者以为,这与他少而家贫、多才多艺却又郁郁不得志不无关系。
沈括三十一岁才考中进士,一旦步入仕途,便现了原形,被冠盖荣华深深吸引,从此热衷利禄,竭力钻营进取。
据史书记载,苏轼通判杭州时,沈括以两浙路察访使受命巡视湖州水利工程。到了杭州,他便厚颜无耻,借机与东坡交往叙旧,以图索取坡仙诗书文字。其时,苏轼的文章书法,已经名重天下。
按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苏轼君子不疑,也就成全了他。
不料他妒火中烧,待回到京师,便循章摘句,附会穿凿,逐一加以签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状告苏轼“词皆讪怼”、诋毁罔上,诬蔑他“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挑拨君臣关系。好在神宗皇帝不信谗言,置若罔闻,使东坡暂时躲过一劫。然而,沈括被当时及后来者指为“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是确凿无疑的。
这出把戏,经五六年一直无事,到了元丰二年,李定、舒亶之流为虎作伥,果然旧事重提,祭起这面大旗,他们沆瀣一气,从沈括处学得手段,媒孽诬陷,终致“乌台诗案”冤狱得逞,陷苏轼于濒死境地。
王安石因倡言变法,赢得神宗青眼,遂把持政柄,一时权倾朝野。沈括嗅得风气,溜须拍马,因势利乘,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苟得走红。
及神宗欲任沈括主事,王安石进言:“沈括壬人(亦即小人),不可亲近”,适时予以阻止。
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二次罢相,沈括已升任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这时,他自度王安石已无利用价值,便落井下石,转换门庭,跑去谄媚新任宰相吴充,并条陈新政诸多不是,在背后捣鬼,说安石坏话。
不成想,吴充将此事和盘端于神宗,加之御史蔡确等人适逢此时上疏弹劾沈括,惹得神宗以“反复无常”为由,在盛怒之下将其逐出朝堂,贬往宣州。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待到宋哲宗元祐四年,苏轼时来运转,东山再起,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润州赋闲的沈括又不避风尘年纪,鞍马劳顿,腆着老脸去几百里外的杭州拜访苏轼。此时,润州隶属东坡先生的权力鞭策之内。不管沈括用心如何,这个一生宽宏大度、与人为善的老人,还是热情接待了他。所谓宵壤冰炭,判然有别。
沈括长东坡五六岁,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多职,踪迹南北,是一个有能量也有政治野心之人。他曾出使辽国,且具有一定军事才能。宋哲宗元丰三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执掌一方帅印,抵御西夏。终因刚愎自用,招致失败。以后又起起落落,浪迹官场。
元丰五年十月,宋庭以“议筑永乐城,敌至却应对失当”为由,贬沈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自此,沈括的政治生涯江河日下,进入黑暗时期,日渐淡出仕途,开始读书著述,过上居家赋闲的日子。
中国人识人论事,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依此,沈括也可说是一个命运多舛之人。很不幸,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就是一头十足的雌性河东狮。书载:沈妻“娇蛮凶悍”,经常责骂于他,甚至不时“拳脚相加”。在秀州时,张氏经常追到官衙去控告他。有一次,妻子发脾气,竟将沈括的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后经儿女们连哭带号,跪地求饶,才把张氏的怒火平息下来。经此一劫,沈括度日如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叹将不久人世。斯文扫地如此,谁又能不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又:记得苏轼当初进翰林院日,林希撰启致贺,词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学”,褒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及苏家兄弟罹难,则又摇身一变,借助手中权力,丑诋不遗余力。人心不古如此,令人不免太息!
阅读史事,着实让人感慨良多,单就苏试之事而言,沈括和后来承接其衣钵的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赵挺之、贾易、赵君锡、董敦敏、黄庆基、李清臣、虞策、来之邵、张商英、章惇、以及人称“杨三变”的杨畏之流,虽结网罗织、含沙射影,穷尽其伎俩,但民心似秤,天意难违,最终却玉成一个百炼金刚似的苏轼,给后世留下璨若星河、如花似玉般的文字,使华夏文脉昌盛不绝,真可谓中华幸甚,天下幸甚!
2021年10月18日于春申
西湖,西湖
文/陈兴中
天下称名西湖的水域,不知其几,而为世人津津乐道者,大概莫过于杭州西湖及江苏扬州的瘦西湖。提起西湖,人们首先想到的,大略都是杭州西湖,其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如此美好,自是不待言说的。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提起这首诗,也许没有人不想到苏轼,说到苏轼,也许没有人不想到人间天堂的杭州,说到杭州,也许更没有人不想到西湖与这首诗。杭州,西湖,苏轼,还有他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自北宋以降,就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虽历近千年风雨剥蚀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东坡先生此诗一旦问世,便名震天下,成为文坛翘楚,使得历朝历代吟诵西湖的文人及其作品,都为之减色,人们公认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东坡先生说,“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诚哉斯言!
西湖之于杭州,不可或缺如此。
西湖是造物对杭州人的厚爱,是上天赐予杭州人的无尚荣宠与礼物,既可说是杭州的荣耀,亦可说是杭州的地理标志和种种优越的基础。有了它,杭州城及其风景名胜才得以腾誉天下。
西湖名胜古迹多如牛毛,比如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三潭印月、雷峰夕照、花港观鱼、平湖秋月、曲院风荷;比如苏小小墓、张苍水祠,武松墓,还有千古名刹灵隐寺,以及孤山的梅花、林逋与梅妻鹤子的故事、白居易、钱镠、欧阳修、秋瑾、陈英士、康熙的题字、乾隆的踪迹、六一泉、放鹤亭、西泠印社,狮子峰、梅花坞的龙井茶,玉皇山、满觉陇的桂花林等等等等,真是不胜枚举。
临洮乡贤黄文忠题写在“西湖天下景”亭上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和平湖秋月景区的“鱼戏平湖穿远岫 雁鸣秋月写长天”等传诵人口的名联,至今仍然与西湖的山光水色结成一体,相映生辉。
杭州,原在水底,由沧海变桑田,古时虽为城市,而泉咸水苦,居民甚少,一时难成气候,未免寒酸。
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出自钱塘,后经白居易用心治理,才把江水与湖水隔离,方得一个独立的存在。
然而,在苏轼先后两度莅任杭州之前,它还是一块混沌初开、藉藉无名之地。
有资料显示, 西湖本无定名,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的《水经注》,则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守杭州,做石函泄水,隔断钱塘江之水而有西湖,则又称该湖为石函湖;宋初,真宗皇帝赵恒为报慈恩,亦为自己及子孙祈福,听从宰相王钦若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放生池,饲鸟养鱼,以积阴德,故一时又称放生湖,等到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一炮走红,传布海内外,才奠定了西湖流芳千古的名字,且使西湖与绝代美人西施风云际会,珠联璧合,顾盼生辉。
后世所谓“西子湖”者,亦即由此源流而出。
苏轼以后,西湖代有疏浚,经后来人千百年持续努力,致有今日局面。
杭州西湖以“苏堤春晓”为第一盛景,自然是与苏轼当年的功劳业绩分不开的。
有诗为证:
苏公堤
宋·董嗣杲
青红一线界沙堤,
日日香风逐马蹄。
三月桃花无浪起,
六桥柳色有莺啼。
官亭飞盖春相接,
酒舍收旗晚自迷。
游子岂知坡老意,
两山长拥夕阳西。
有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是以,吴越之地,自古钟灵毓秀,英才辈出,文章风流满天下。
说罢西湖,我们似乎应该说说它的开拓者苏轼。
东坡未第制科之前,声名已上达九重。
然而,他的一生,却极富戏剧性,大致可以用文章粲然、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几个字来概括。他六十多年的生命旅程,先后经历了母丧,父丧,幼子之殇,和
三位妻子之丧,自及冠后首次离家出川,整个人生,宛如孤舟飘萍,始终处于忧患之中。
虽然,他也曾得到仁宗、英宗、神宗以及光宪太后、宣仁太后、钦圣宪肃皇后赏识与提携,但终是有缘无分,鸿图难展。
仁宗第一次见到他们兄弟二人,大喜过望,自称为后世子孙觅得两位太平宰相。
英宗初次陛见,即欲破格擢拔他为知制诰那样的御前重臣,只因天年不永,阴差阳错。
神宗对他,既爱又恨,由于种种因素掣肘,未得大用而龙驭上宾。
后来,他又贵为哲宗帝师多少年,最终却被这个不肖竖子放逐蛮荒,将他的一世荣名扯得粉碎。
人称苏轼“少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他一生勤苦,广结善缘,踪迹所到之处,不是植树种草,就是开渠浚湖,铺路搭桥,为人类播下无数造福的种子,有荣华富贵,亦有穷途潦倒,回想之际,令人不免扼腕叹息。
今日,西湖以明山秀水的无尚风光而成为杭州,浙江,乃至中国的一张名片,被世人叫得山响,苏轼的缔造之功是永远不可泯灭的。
2021年10月20日于春申
三旨相公
文/陈兴中
王珪,字禹玉,四川华阳人,说来还是苏轼的乡党。历仕三朝,一向盘踞翰林院,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十五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为文好用金玉锦绣字样,时人讥为“至宝丹”,自诩文章独步天下,不料后起的苏轼文名远胜于他,遂以鼠肚鸡肠,心生嫉妒,想方设法,诬陷勾连,欲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以便独领风骚。
王珪侧身廊庙一二十年,大权在握,政治上无所作为,是一个尸位素餐、只求保身的庸俗官僚,以撞钟与谄媚为能事,贪图安逸,只图高官厚禄。
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上朝奏事时,自称取圣旨;皇帝批答交办时,称领圣旨;待到对下发布命令,则称已得圣旨。以此,为自己赢得一个绰号,人称“三旨相公”。他的为人做事,于此可见一斑。
典籍曾留下他两则极端的事例。
乌台诗案初起,王珪即在暗中结交李定、张璪等等一干奸佞之徒,兴风作浪,织成冤狱。待到即将定谳,适逢光献太皇太后病重而大赦天下,李定、舒亶之流因无切实证据而担心苏轼不死,继续网落搜求,妄图陷东坡于大逆不道之死罪,以防备赦免。于是,再用苏轼所写《双桧诗》捏造事端,密谋由右相王珪进见皇帝时以“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心”为言,挑拨离间,图谋置苏轼于万劫不复之地。
苏轼通判杭州时,曾结识秀才王复,其家世代业医,小有名声,门前有两棵百年老桧,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应主人约请,苏轼为之作诗,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一句。
听了王珪的话,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乘机煽火,立即补充道:“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评论。他只是咏桧,此事与我何干?
见皇帝明白通达如此,王珪一时语塞。
此时,恰好章惇侍奉在侧,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你这是要灭人家九族吗?
没想到这个毫无廉耻的无赖小人又嫁祸他人,竟然推诿道:“这是舒亶说的”。
听罢这话,连章惇这样阴险狠毒之辈都气愤得大声嚷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为此一句话,醇厚善良的苏轼,之后虽屡遭章惇结伙围追堵截庶几至死,却几乎感激他一辈子。
王安石势盛时,王珪便极力逢迎,只怕落于人后。等到其落荒下野,却又唯恐避之不及,只恨自己不能将其置于死地。
一日,王珪与王安石同侍朝堂,有一只大虱子从安石的襦头爬上胡须,皇上看到后笑而不置,王安石并不知道。退朝后,王珪指告安石,安石命侍从捉去,王珪不肯,说,“不可轻去,辙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如何?”安石问他。王珪应声作答:“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意思是:那不是一般的虱子,它可是爬过宰相胡须,经过皇帝亲眼观看,是见过大世面的。
佞人溜须拍马,不择手段,以至舐痔舔痈,王珪借一只寄生虫大做文章,歌功颂德,忸怩作态如此,能不叫人笑落大牙欤?
元丰三年九月,鉴于朝局混乱,继起无人,严重影响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神宗拟定起复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苏轼为中书舍人。这两个职位多为皇帝亲信,非常显贵。
得此消息,王珪、蔡确“相顾失色”,
因为心中有鬼,所以十分害怕。于是又心生一计,妄图利用神宗急于收复灵武失地的心理,重燃与西夏的战火,借机转移皇帝的注意力,使其手忙脚乱,从而达到阻止苏轼等人仕进的目的。结果,年轻的神宗因忙于战事,顾此失彼,最终又因战事失败而一病不起,从而把招司马光、苏轼等人入朝的事搁置下来。其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元丰四年十月,朝议官员任职名单,谈到著作郎一职,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众人无言。
元丰五年,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神宗又降旨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公事送到门下省,身任首相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以为不可,拟改任“承义郎,知江州太平观”。
宋时,知州是大权在握的地方行政长官,以苏轼的阅历能耐,应该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知太平观”,则是要他养老赋闲。
对于苏轼的起复任命,王珪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直到“命格不下”。
当时就有很多人为苏轼打抱不平,人们非常愤慨地说,苏轼的不能承恩复任,全是王珪的“功劳”。
这时,苏轼被贬后已经在黄州闲居四年。
时光流逝到元丰七年,也许是神宗等得有点心急,也许是他“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于是不再和王珪等执政宰臣商量,径自以“皇帝手札”的形式,量移苏轼到汝州。
汝州在河南省中西部,距皇城汴梁约200千米,在哪个山高路远的时代,以一介罪臣,这样处置,已算是一份不错的恩赐。
“皇帝手札”,或曰手诏,亦是旧日任用官僚的一种方式,大概类似后来的“特任”,除了万不得已或非常恩典,或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般不用。一经颁布,臣下只能遵行,不得再议。
所谓“量移”,意思是“该恩原赦”,还不能看做起复,大概就是“近处安置”。
同年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然如此,但一切都无多大改变,只是从偏远的黄州移居京畿附近而已。
这是苏轼重新启用的第一步,以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路,要他来走。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神宗皇帝以三十八岁之英年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
同年五月,人称“女中尧舜”的宣仁太皇太后垂帘摄政,正式颁发朝命,复官苏轼为朝奉郎。
六月告下,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九月,苏轼到登州治所才五天,又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宛然“五日京兆”。
元祐元年三月,苏轼以“特诏”,免试为中书舍人。
宋制,中书舍人不仅是宰相的属官,而且例兼“知制诰”,口含天宪,代拟王言,因此必先考试,然后受命。所以不是等闲的荣宠。
是年八月,太皇太后再颁恩诏,迁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三品之秩,宣诏入学士院。在昔时,这是儒臣所能得到的至高尊荣。
苏轼还朝未满一年,扶摇直上,跻身玉堂,为始料所不能及。在宣仁太后是帘眷之隆,在他自己却是踧踖不安。他接连上疏请辞,太后却一再慰留,不准去职。
后来,苏轼又数次承恩与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在便殿诏对。打那以后,他便意识到,此身已非己有,心中不再有丝毫安危祸福的顾虑,一心举念,只想着以一死来报答知遇之恩。此时的苏轼,有如阳春白雪,音高和寡,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除了苏轼本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些锦绣灿烂的好意与善行,却在有意无意中播下种种恶因,留待哲宗长成亲政后,在斗筲之徒挑唆撺掇之下,疯狂反攻倒算,使坡老命悬一线,陷于九死一生。
魏人李康曾经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苏轼寓居黄州定慧院时,曾做《卜算子》一阙,如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回看苏轼一生,实实为盛名所累。他出言率性,刚直不阿,忠贞不渝,不免遭人诋毁、围绕着他,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政治上的失败,已然是他的宿命。
上述这些事情,粗看似乎与王珪无涉,但苏轼一生的命运,其实于他青壮年时遭遇王珪之流妒忌诬陷时业已注定,只是因果的显现,尚需时日。
王珪与苏轼本是蜀中老乡,地缘亲近且双富文名,理应敦睦友好,风云际会,不料他吃葡萄太多而滋生醋意,只为一己荣乐,在有意无意中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龌龊勾当,损人不利己,引来后世不少骂名。
王珪等辈为人如此奸诈猥琐,却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以至成为宰相,金紫光禄大夫,岐国公,死后还被追赠太师,猎获无比荣光,说明那里才是适合他们生长的膏腴之地,虽然不免腌腌臜臜,却也如鱼得水,沆瀣一气。
王珪身后亲眷,青史勒名者,有他的外孙女李清照及其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当然还有人人唾骂的孙女王氏与她的夫婿佞人秦桧,其中一个是光照千古、众口一词的大词人,一个却是遗臭万年、总也让时间的风雨洗不白的无行政客。
历史的烟云扑朔迷离如此,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
2021年10月22日于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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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庭(安徽)《读者》
特约作家
朱建中(江西)“中国乡村诗人”
认证作家
高淦青(江苏)《中国作家报》
专栏作家
吴传中(江苏)《当代作家陈列馆》
专栏作家
张洪斌(河南)《美塑》杂志社
签约作家
王正平(上海)《新月小诗》
特约诗人
王成元(河南)筑梦文学社
特约作者
谦诚【中国】新时代诗典
签约诗人
崔凤芹(吉林)青年作家网
签约作家
马萌勃(甘肃)《中国诗歌网》
驻站诗人
陈国生(湖南)中国诗歌网
认证诗人
曾吉林(重庆)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
报道诗人
韩子君(黑龙江)《世界华人文学》
中国东北分社副社长、副主编
朱守平(浙江)中国远山文学网
副总编辑
王继杰(安徽)《三江吟苑》
执行主编
李忠会(广州)《南海老干》
主编
李江红《文艺作家》平台
副主编
马新(陕西)军地红色文学
副主编
袁子弹(湖北)中国诗词流派网
编辑
杨松(宁波)诗友之家
总裁
黄昌才(湖南)中国诗书画家网艺术家
委员会副主席
徐克(江苏)东方文明传播会江苏分会
副主席
张峰(河南)南国文学总社
郑州分社社长
李振峰(山西)县诗词协会
副理事长
孙清华(山东)潍坊市奎文作协
理事
魏兴元(山西)《诗词世界》杂志社
理事
董峰(江苏)全球汉诗总会
理事
孙海勇(西魂)(新疆)中国青年诗人协会
理事
唐子岳(湖南)株洲市诗协
理事
刘卫军(湖南)益阳市老干诗词协会
理事
王朝霞(山西)全民悦读太原阅读会
宣传部部长
李桐林(吉林)松原市楹联协会
副秘书长
胡荣誉(学藩)(湖南)孔子诗歌协会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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