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正热火朝天闹中华的时候，隶属教育部的汉语出国师资被遣散，我从北京语言学院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到那里一年多之后，我被安排到薛迅专案组，组长是当时教育系的柳斌，他后辗转江西，回到北京后当了国家教委（教育部）常务副主任。这个专案组，还有郭英和徐美珍，她们俩都是学生。

      薛迅 （1910—1978），女，河南开封人。北平大学肄业，曾在北京艺术学院学习。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与南下运动。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冀南区委宣传部部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薛迅生于河南开封，17岁考入北平国立女子大学 ，1929年春转入北平大学艺术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期间，参加热血沸腾的抗日运动。薛迅曾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星期天，根据毛主席的亲笔指示，在保定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的就是她。后来，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她：“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由于她反对实行统购统销而被降职到北师大，当个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这样的闲差。

      我们为调查薛迅而查资料、翻旧报，访问她以前的老战友诸如唐天际、聂真、冯雪峰等人；那时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就是一心一意要查出她的历史上问题，是不是叛徒，是不是特务，结果发现她在抗日战争中曾是太行山南北东西战场上与战士同吃同住、不怕死的双枪女人，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革命前辈。

      薛迅专案组开张之时，柳斌简单介绍过薛迅之后，就对我们说：“我们专案组的责任是查事实，查她的历史，看她是否曾叛党投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有则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想当然，不能有‘可能’，不能带怀疑的眼光大胆怀疑一切，一切都要实事求是。”

      因为“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遍地横行，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人。柳斌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实事求是，才是生命。我们查了一年多，得到的结果与当时“革委会”与“工宣队”领导希望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我们把结案报告给了学校“革委会”与工宣队后，“薛迅专案组”的全体成员，在柳斌带领下第一次登门与调查对象薛迅见面。实际上，在我们脑海里早已清除了对她的怀疑，而是怀着崇敬与爱戴的心情，去拜访这位抗日女英雄和革命老前辈。

      那天上午9点多，柳斌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薛迅的‘问题’已经清楚了，可以结案了。你们都知道，她没有问题，她是抗日英雄，是我们的革命前辈。今天上午，我们去看她不是为了核实什么历史事实，而是为了向她致敬！”就这样，我们于10点准时到她家，看望这位我们心目中的女英雄——“双枪老太婆”。

      薛迅身世坎坷，是一位孤儿，曾经在北京国立女子大学化学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因无钱交纳学费，一度被学校勒令退学。

      她家住在工二楼二门左首一层，明窗朝阳，是我曾住过的工一楼的对面。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她！第一眼，就觉得此人非一般的女性，相貌非凡：完全男士发型，头发极短，眉里有英气，眼里有智慧，嘴角藏杀气。她坐在轮椅上，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柳斌说：“我们是薛迅专案组的，今天天气好，大家来看您，问候您，是向您致敬的！”薛迅说：“是来跟我核实啥问题的吧？”柳斌说：“不是的！您的所谓问题是没有问题，我们是来向您表达敬意的！”这时，她笑了笑说：“我的待遇不错，还有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专案组！谢谢毛主席，谢谢你们的关心。真是给你们几位小朋友添麻烦了……”

      我们坐下来，听她说抗日战争中的“故事”。

     “我的经历，你们知道的一定比我多，真要谢谢你们了。” 然后她问我们都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生于滑县的河南濮阳人。她一听我生在滑县，便说：“哎呀，滑县曾是我的婆家！聂真，知道不？他老家是滑县留固西尖庄，我就去过一次。”我说我在开封一高读书，从那里考到北大，毕业后进修外语，刚刚调到这里工作。

      说到开封，她显得很高兴，说：“呃，开封一高！就是东司门那个学校吧？好学校！我是开封人！我们算是老乡了，你参加薛迅专案组，这是我们的缘分！”我说：“薛迅同志，我们真的都很敬佩您、爱戴您！”她又说：“净说话了，忘了给你们倒水。”这时郭英赶紧上前帮她。

      薛迅有一女儿，不叫她妈妈，而叫她“爸爸”；为什么叫“爸爸”？事出有因。1949年她带队深入河北领导土改，丈夫聂真在家里搞“政变”，结果聂真与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搞上了。当她还在河北农村全心全意搞革命时，结果丢了丈夫，孩子丢了爸爸。此后，薛迅就扮演了既是妈妈，又是爸爸的角色，从此她让孩子不叫她妈妈，而叫她爸爸。这一趣闻故事，是调查薛迅过程中从她那些老战友口里得到的意外收获，自然当着她的面不好提起。

      “专案组”解散了，那时我儿子降生，也借机“乔迁”小红楼。那年4月末，有一天我从工五楼与工二楼之间的小路经过，见薛迅在家门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就上去打招呼。她摆摆手，示意我到她跟前，问我：“小老乡，你们专案组的调查完了吗？是不是材料都上交工宣队了？”我吃惊她竟然还记得我是她专案组的。我说：“那天到您家就是要告诉您一切结束了。材料嘛，肯定都得交上去。”她又说：“因为文革以来，造反派到处抓‘叛徒’，真真假假，鱼龙混杂，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我的‘叛徒’线索？世道人心，人人自危啊！”我说：“我们调查您，根本没有涉及‘叛徒’问题；大概工宣队知道您曾被毛主席点名批评之故才立专案的吧！”

      “可笑！人不是神仙，毛主席的批评不一定都对。我是个粗人，心里有话就说，不管你是天还是地，也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说这话时她脸色很严肃，这使我想起1931年12月，她作为数千北平学生南京请愿的副总指挥，在火车站露宿，卧轨，在南京冲击国民党政府，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她针锋相对地驳斥陈铭枢对不抗日的辩解。说到这时，我笑着对她说：“我深知您直爽、刚正不阿的性格。我曾看到您掌掴蔡元培先生一巴掌的新闻。”说到这里她笑了笑：“唉，那时年轻气盛，幼稚，不懂事！我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中国的脊梁蔡元培他老人家！”

     1931年，薛迅组织领导学生南下，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她两次入狱，坚贞不屈。

      话到这里，我发现她挺愿意与我聊天，甚至说些心里话，于是我转了话题。“我看到一份材料，知道您在晋豫特委时，聂真任书记，您任组织部长……”

      “是啊，那时我们在太行山里打游击，很艰难！我们的策略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撒豆成兵，围棋做眼’，目的是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策略归策略，实际上我们的抗日战士与日本鬼子玩捉秘藏周旋是极其艰苦的；我们宣传‘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共同抗日’，可是老百姓不信，老觉得我们像土匪，见我们就跑；战士忍饥挨饿，有时我们跑到寺庙里向和尚讨吃的，千说万说人家不信，最后打借条，信誓旦旦地保证，打败鬼子一定还‘债’。”

     “那么大的太行山，这游击不好打吧？”

     “那时我们打游击依凭的就是太行山。太行山，山岭连绵，山岭陡峭，森林茂密，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1938年起，日本鬼子向晋东南发起‘九路围攻’，使我们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小更难。为此，我们也得变换对敌斗争方式。不过我们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晋鲁豫边省工委、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或是合并后的‘中共晋豫特委’，前后就是包括山西、河北、河南的阳城、晋城、沁水、翼城、曲沃、绛县、夏县、平陆、芮城、虞乡、垣曲、运城、安邑、闻喜、济源、沁阳、孟县等十多个县。合并是为了更好地领导抗日对敌斗争。我们开始只是与日本鬼子斗争，但是1939年底发生了一次‘事变’，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我们。这使得我们的生存更加困难。”

     “国共联手打日本多好啊！在面临亡国灭种之际，怎么自己兄弟之间打起来了？”

     “这很复杂！你不懂，我也不懂！兄弟归兄弟，可是心是两条心！说一句俗话，那叫各怀‘鬼胎’。”话音刚落，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比喻不当，你不会揭发我吧？”

     “薛迅同志，哪能啊！我不是小人，更不是坏人，放心吧！”

     薛迅青年时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年轻时虽然大胆泼辣，战争时期，脑袋掖在腰带上，不怕掉脑袋。可是1949年后就不同了，我也被人整怕了。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是我反对统购统销挨批之后的心得体会。”

     “明白！”我转了话题，“那时你们的直接领导是谁啊？”

     “朱瑞（1905—1948），我想你没有听说过他。这位很有资格的好同志是江苏宿迁人，到苏联留过学，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半’之一。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曾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日本投降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底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那时他才43岁。他是解放军炮兵奠基人，人称‘红色炮兵之父’。我们在太行山打游击时就是受他的亲自领导。几次转移，都是亲自带着联络处和干训班的人马转移。”她还说，“真刀真枪地打仗，还得靠唐天际（1904—1989）！他是黄埔军校成员，也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从师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到中将。他会写诗，写好后有时拿给聂真和我看。聂真很喜欢他的诗，我却笑说他的诗是顺口溜。有一次聂真给我念一首诗：‘王屋山前做战场，莫嫌军中少刀枪。顺风吹动黄河水，如像愚公移山岗。抗日救国保家乡，不顾流血和断肠。今日万兵满山上，来日红旗掩太阳。’他让我猜是谁的诗，我说肯定是天际同志的。还说，这首‘顺口溜’我喜欢，有激情，有思想，像歌词，我们应该把它谱成曲，当作战歌唱……”

     “薛迅同志，我说一个人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啥人呐？”

     “李都和陈桂！我岳父岳母。他们也在太行打游击，我大姨子就生在那里，取名李太行。”

     “李都，我知道，我知道啊！那时我们见过，是在开会的时候。虽然都在太行打游击，可是太行太大了。我想一想，想一想……啊，他们是在晋冀地委和太行区党委工作吧？记得他是宣传部长，活动的地区大概多在邢台、内丘、临城吧？听朋友说，延安整风李都受了苦，不但被灌辣椒水，还曾几次拉出去假枪毙。但他是硬骨头，宁死不屈，始终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哈，他的遭遇，解放后还有朋友时不时地提起……”

     “他遭遇灌辣椒水和假枪毙的事我也知道，是曾与他在整风中同在一个班房里的著名作家黄钢亲自对我说的。”我插话说。

     “抗战胜利后他们去了东北。对了，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也见过，还一起说了几句太行的艰苦生活……”她话题一转，说，“他现在情况如何？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是的！全长春市停工停产停课，拴在大卡车上游斗他！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为啥？”

     “因为他在北京的学习班上指名道姓地骂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李都的胆子真大！真是好样的!像我们太行杀出的好汉……”

      后来，我又问一句她宣布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的事。她说，“说句良心话，虽然是我宣布给他们执行死刑的，但是，对于这两位为国家流过血的人做出这样的死刑决定，我的心也在流血。可是，那是毛主席的决定，谁敢违抗啊！”

      说到这里，我不再多说。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很痛快！因为我一直站着，她说要给我回屋里拿个小凳子。我说不用，我蹲着就可以了，河南农村人有蹲着的习惯；我到北京没有丢掉这种生活方式，我蹲着同人家说话能蹲几个小时。

我带着满足感与这位可敬的英雄般的前辈握手告别，仿佛自己收获了一堂真实的历史课。本来要从铁狮子坟的东门出去办事，此时打消计划，扭头走进职工食堂买了三个馒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