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东香人，真名朱双顶，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以读书为乐，不时写点随笔、札记、散文、诗歌等，近一年多在数个微信公众号发文二百余篇，多次获奖。

 文之“道”一一古人创作的灵魂

作者｜东香人-朱双顶（中国）

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得与失，让众人来评判的话，定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由于每个人的文学修养的不同、选评视角的不同、喜好程度的不同等，自然难达一致的意见。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的评判标准呢?如果仅就文章的内容来评判，首要考虑的应是为文的思想性问题。唐宋八大家在这方面就树立了一道标杆，应去学习借鉴。

韩愈的创作，强调“文以载道”。认为写文创作，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所以“道”就成了其为文的思想性的标志。他的论说文逻辑严密、观点鲜明，体现了锋芒毕露的文风;他的杂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体现了一语中的的笔力;他的传记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中穿插夹评与抒情。他也因此被列为八大家之首，有了“杜诗韩笔”的赞誉。他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的《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哪一句不闪耀着思想性的斑斓而光彩照人。

柳宗元的创作，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注重为文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明确提出为文要达到思想性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所以人性修养就成了他为文的思想性追求。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强调学习借鉴，以为我用，突出人性的修养，占领为文的道德高地。他被称为“游记之祖”，其“永州八记”成为山水游记的代表，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他的寓言类作品多用来讽刺时弊，想像丰富、寓意深刻、语言尖锐，题为“三戒”的《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辛辣讽刺可谓入木三分。他的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倾情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在《捕蛇者说》中揭露时下社会弊政是“苛政猛于虎”，发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之呼声，振聋发聩。

欧阳修的创作，突出的应是“文以为事”。主张文章与“百事”联系，反映现实，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又不轻视文，所以为政治服务就成为其为文思想性的追求。苏轼称其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李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他的政论文倾注了他注重国计民生的情感，在《朋党论》、《纵囚论》等中，借古论今，政治倾向毫不掩饰。他的散文将记事兼抒情发挥得淋漓尽致，《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是享誉古今。

  “三苏”父子的创作，则各有心仪。父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心中当世之过”，提出为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以“施之于今”，所以“有为之作”就成了其为文思想性追求的目标。他第一次就通过欧阳修上书宋仁宗二十余篇文章，陈述了他对当下内政外交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一时文名大盛。子苏轼的文学观点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他满怀儒家的政治思想，在诗、词、散文方面代表了北宋文坛最高成就，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将理性思维与形像思维交相融合，所以“文道并重”就成了其为文思想性的特色。他为文如同他评吴道子的画一样，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的《范增论》、《贾谊论》、《晁错论》等，立论奇出，别是一样，令人耳目一新。而苏辙为文则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遍观百家，强调为文应先“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更注重丰富的生活阅历，所以汪洋淡泊中而又透着不平之气就成了其为文思想性的特点。他的文总是针对时弊而论，古为今用，写出的“进论”25篇之多，就是为呈送皇上御览而作，是当时所推崇的“载道”之文。其中《六国论》就是抓住“天下大势”来论述六国灭亡之因，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观点鲜明。

王安石的创作，是放在“文以致用”上。他作为北宋最著名的革新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以“适用”观点就成了其为文思想性的特色。他的作品多为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论说文多为其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代表作《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方面力作，可见其为文思想性之一斑。

曾巩的创作，也是“文以明道”。但又有着自己的特色，他思想属儒学体系，为文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所以“蓄道德”就成了其为文思想性的追求。他的文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议理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他的文章被王安石赞为“曾子文章稀世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其代表作有《寄欧阳舍人书》、《墨池记》等。

唐宋八大家创作之路、为文之“道”，其实就是他们为文思想性自我要求，可以概括为重“文道”，只是对“道”的理解和修得有所差异而已，这可以从其文章中去详尽领略。今天学习的目的在于借鉴，应使创作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力避无病呻吟和自弹自唱自我感觉良好之文问世。文是写给别人看的，应注重其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作为而今一般常人的我，在退休之后，如何拿起笔为文，继续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就成了我所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借鉴先人为文思想性有益的成果，提出了我的为文倾向，这就是:紧跟时代步伐，宏扬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推介文化知识点，讴歌赞美新时代。简单地说，就是宏扬文化、传播知识、颂赞时代、修身养性，不为此不为文。所以，“正气”也就成了我为文思想性的追求。

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就是讲，说话不讲究文采，流传就不会广远，言辞只求能表达意思就行了。文章作为语言的载体，其“文采”与“达意”应是作品思想性外在表现和内涵表达的和谐统一。那么，究竟何为为文的思想性呢?我以为，作者创作的政治立场、倾向与观点，就是为文思想性的集中反映，也就是古人称之为“道”的东西。它既是为文的灵魂，也是对文章鉴赏的首要标准与尺度。所以，我们写文也好，鉴赏文章也罢，有了思想性就有了自己的灵魂，应不时地用思想性这把尺子去靠一靠、量一量，也许就有了心中的标准与答案了，而不致于受众人所左右。当我们创作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许就迎来了文章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春天了。                 

            （ 二〇二一年十月六日）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