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先生系当代散文家、诗美学家、古典诗词鉴赏家。《写着写着几千年》一书，为其历时三十年诗文化散文写作之精华录。唐诗作酒，宋词当歌，元曲为梦。此书分为“曾有少年时--穿越大唐》《风雅宋--穿越宋朝》《桃李东风蝴蝶梦--穿越元朝》三部分，收文22篇。作者以美文述说50位重要诗人和200余首诗作，将古典诗歌与现代生活融为一炉，将读万巻书与行万里路合为一事，将诗歌评论赏析与作者的经历感悟汇为一体，将诗与散文缔结同心并蒂的良缘和赏心悦目的景观。热读并悦读此书，不同年龄的读书人和文学青年将大为受益，而时正青春的中学生、大学生作文将如有神助，想平庸都难。
《小楼听雨》诗词平台经出版方授权，将陆续刊发文章6篇，以飨读者。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云：“一杯在手，谁不谈笑风生？”尝一脔不若获全鼎，读者如一卷在手，人人当相见恨晚，个个会谈笑生风。
摘自：李元洛著《写着写着几千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O二一年八月出版。
千秋草堂——杜甫
一
山一程，水一程，跋山涉水在巴山秦岭之间；风一程，雨一程，冲风冒雨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上。“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经历了长安困守的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10年，饱尝了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流离困苦，杜甫挈妇将雏，同行的是多年来相依为命的杨氏夫人，和宗文、宗武两个还懵懂在少年中的孩子，以及现在已不知其名字的小女，终于在乾元二年（759）雪花飘飘的冬天，到达远离战争烽火的成都，寄居于西郊的浣花溪寺。这座寺庙今天已无迹可寻了，它当年可能未曾想到，它迎候的不只是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文士，而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伟大级”的诗人。同时代人虽然未能认识他的价值，但他日后将和李白齐名，与屈原同光，其人其诗铸就的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篇章。杜甫有“诗史”之誉，最初见于晚唐孟棨（当代学者考察应为孟启）《本事诗·高逸》，他在记说李白时顺带提到杜甫“当时号为诗史”，次见于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然而，那已是杜甫去世近300年之后的权威论定，而“诗圣”之名则更是迟至南宋才具雏形，杨万里《诚斋集》就曾说杜甫是“圣于诗者”，而诗、圣连称成词则见于明清时期文人对他的推崇，如明末《杜臆》作者王嗣奭《梦杜少陵作》云“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而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曾说：“‘诗圣’推杜甫。”至于他在今天之煌煌地位赫赫声名，那更该是他自己所始料未及的了。在抵达成都之时，他已经48岁，唐人40即称“老”矣，他已辞别中年而跨入老年的门槛，而且他只是一个因贬去职的下级官员，一介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漂泊异地他乡，不但没有今日的豪宅华庭可以安居，连贫困者寄身的棚户也没有一间。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员们占有社会资源与权益的最大份额，占有的多少往往与他们的官阶成正比。杜甫也曾入仕，但他的人品学问才华均称上乘却始终位沉下僚，我且为他编写一份仕途履历简表如下：24岁时赴开元廿三年（735）之进士考试，落第；约35岁时两入长安，10年之中虽然亟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最终是水月镜花。直至天宝十四载（755）他44岁时，始授河西尉（从九品下），还不如今日之副科级，后改任右卫率府参军（正九品下），也只是管理兵甲器杖仓库的门禁锁钥的保管员，这对杜甫而言不知是重用还是讽刺？安史之乱中他从长安逃出奔赴陕西凤翔朝见肃宗，授左拾遗（正八品），因替布衣之交受罢职处分的宰相房琯说公道话，触怒肃宗，乾元元年（758）贬至华州任司空参军（正九品），管理地方文教祭祀。因战乱与饥馑交侵，次年弃官入蜀。上元二年（761），友人严武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经严武入朝时推荐，朝廷召补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正七品），但杜甫未曾去长安就职，那只相当于现在的名誉职衔，没有任何待遇。幕府，本为军队出征在野外所设的指挥部，后来也将担当方面之任的军政大员的官署称为幕府，而唐代中后期握一方大权的节度使盛行延纳幕宾，迫于友情，杜甫做了严武的半年幕僚，名义是“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短时间内有微薄的薪俸。“检校”，唐宋时期授予官职的一种虚衔，唐代各节度使的幕僚都有名义上的官职，多兼“检校”京官的头衔。杜甫实际上是幕僚身份的参谋，名义则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京官，名以官重，这就是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没有任何实惠而只有心理安慰作用，但杜甫此时已不屑于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了，原来有宏大抱负的诗人屈作幕宾，朝九晚五做临时工，还要看幕府中后辈同事的炎凉嘴脸，听他们叽叽喳喳的冷语闲言，“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仅仅半年他就婉辞了这一头衔，自动下岗，回到了他在浣花溪畔的草堂。总括杜甫大半生的仕途，加起来平均大约当了半年的科级干部而已。待他到达成都，可谓风雪一肩，清风两袖，疾病满身，银行里没有存款，地方上没有房产，不但真个是贫无立锥之地，一家数口起码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堪称亟待救助的赤贫户。所幸的是，他还有一些朋友亲戚，就是靠他们的接济与救济，他全家才免于沦为饿殍，而且居然还有了一处名传后世万岁千秋的草堂。“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那些救助者我可以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为了他们曾经帮助过不仅是中国诗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今人应该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与敬意：位居首位的是高适。早在开元廿七、廿八年（739—740），杜甫与高适就在山东汶上（今东平县境）相逢相识；天宝三载（744），他又曾和高适、李白一起联袂漫游梁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旅食京华时，他在天宝十一载（752）又和高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赋诗。乾元二年（759）高适出任彭州刺史（今四川省彭州市），杜甫困居陕西同谷时就曾写过《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向他发出求救信号。四川当时地多人少，成都也仅三四万户，10余万人，私人建房并非易事，何况杜甫除了诗就一无所有，但他次年即于浣花溪畔有了一亩三分地，并营建草堂，当然定有贵人相助。“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虽然杜甫没有留下明细账目让我查考，那“故人”应该主要就是高适，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之时，他还写过《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适）》：“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当然没有袖手旁观，他摄成都尹之后还来草堂看望过杜甫。虽说君子施恩不图报，但古往今来受人之惠不知感恩者多矣，有的甚至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杜甫则不然，他寄赠酬答高适的诗共有14首之多，而暮年漂泊湖南，在湘江的船上偶然从箱箧中翻出10余年前高适寄给他的诗，其中有“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之句，他读终篇末，不禁老泪纵横，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开篇即是“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真是虽然幽冥永隔而高谊长存。其次当是裴冕。对唐肃宗有拥立之功的裴冕，当时是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与之相识却无深交，“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快到成都时在德阳写有《鹿头山》一诗，对其多加称美，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裴冕之性“豪奢”，对杜甫的投奔之意心领神会，“供禄米”的“故人”中也应该有他，次年的“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也应该包括可称一方“主人”的裴冕的帮助。但不久后，李若幽代成都尹，裴冕离开成都还朝，他一走之后，音讯与接济可能就断绝了，杜甫于次年夏日写的《狂夫》又不免诉起苦来：“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有人曾经说过，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裴冕我不想求全责备，因为他对本属浅交的杜甫还是有所照顾的，何况有些权势在握者，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不做好事呢！按时间顺序而言，名列再次的当推严武。杜甫与严挺之交谊颇深，长其子严武14岁，世交而兼诗友。在“房琯事件”中同遭贬谪。严武时来运转，上元二年（761）十二月，以成都尹、剑南节度使的身份镇蜀，他一到任，就寄诗给杜甫，以后在政治上多所关心，经济上多予支助，创作上互相唱和。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奉召还朝，杜甫一直送到绵州奉济驿。因成都少尹兼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造反，杜甫流落阆州一带，本来准备出川东下，广德二年（764）正月严武复镇蜀，写信挽留杜甫，杜甫喜出望外地返回草堂。53岁的老诗人因严武之荐而任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授职“检校工部员外郎”，而《杜工部诗集》中有关严武的诗竟多达35首，在《奉赠严八阁老》的诗中还赞美严武“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其中不无人情，也可见关系非同尔尔。王十五司马。此人乃杜甫的表弟。杜甫《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赀》说：“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位不嫌弃穷亲戚的表弟，带给杜甫的不仅是温暖的亲情戚谊，还有雪中送炭的今日大为流行的红包。萧实。杜甫虽然穷困，却依然有爱美之心，为了美化草堂环境，他曾以诗代简，向萧实商要桃树秧，有《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为证：“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韦续。出于同样的原因，加之中国文人对竹的特别喜爱，他向韦续讨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何邕。“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一诗，说的是杜甫如法炮制，以诗言情，请何少府大力支持草堂建设。韦班。除了向这位韦先生索要大邑出产的声如哀玉色胜霜雪的日用瓷碗，杜甫还向他求助松子：“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一诗，可见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之心。徐卿。杜甫还曾去成都市内石笋街之果园坊觅求果木，《诣徐卿觅果栽》一诗写道：“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想来徐卿该有求能应，杜甫也如愿以偿吧？今日的杜甫草堂占地240亩，小桥流水，花径通幽，茂林修竹，其间的建筑美轮美奂，但当年的草堂仅地一亩，茅屋数间聊避风雨而已。然而即使是那样的陋室蜗居，也是众多官员与亲友合力资助的结果，堪称古代的“扶贫工程”。不过，坎坷困顿漂泊多年的杜甫，终于在来成都一年后有了一枝之栖，如同饱经风浪的帆船终于有了一个稍事憩息的港湾，他的喜悦闲适之情见之于他的《堂成》，犹似今日华厦落成或“文学创作基地”挂牌所燃放的鞭炮：杜甫在草堂前后大致居住了四年时间，然而，简陋的草堂却坐落在唐人的诗篇中和后人的记忆里，毁而复修，多次扩建，以至永恒于天地之间，时至今日成为历史的胜景，诗国的丰碑、芸芸众生自海北天南前来趋谒的圣地。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中国的园林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园林之盛，其时已繁如星斗。除了达官贵人与富商巨贾拥有可供游憩观赏的宏阔园林，一般文人也向往山居丘园的优游之乐。据新、旧《唐书》记载，拥有豪华级私家园林的唐人如皇亲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大臣如魏征、郭子仪，大画家如阎立本，约有43人；在《全唐诗》中，曾歌咏自家园林的诗人约有120位，提及的园林将近300处，作品当然更不止此数。这些园林，绝大多数已湮没无闻，且不要说当年赫赫有名的裴度的绿野堂与集贤园、李德裕的平泉庄、牛僧儒的归仁园、韦嗣立的山庄了，即使是王维在长安城外的辋川别业，白居易在洛阳的履道园与在庐山的草堂，也大都遗迹难踪。杜甫简陋的浣花草堂却与天地同寿，此中消息当然发人深省，这就在于杜甫的人品几近“完人”，其诗作是当之无愧的“诗史”，而且达到了中国古典诗艺少人企及的高峰，堪称真正的赤子其人，星斗其文。杜甫的诗作流传至今的约1400余首，失传的难以数计，应有数千首之多。他寓居四川近10年，作诗800余篇，占一生创作总量60%以上，而在草堂四年的诗作是240多首。草堂时期的杜诗，不仅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新乐府诗体，以及五、七言古诗，律诗与绝句，创作的联篇诗章也有26组共80余首，为来成都之前全部组诗的总和。同时，他还学习了巴蜀民歌，诗歌的手法与风格更为丰富多彩，为随后的“夔州诗”的高潮做了充分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一如往昔，像永不熄灭的熊熊火焰，而他民胞物与的人性光辉，则如抚慰人心的溶溶月光。因为生活粗安，他还写了百首左右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达到了诗美极致的作品，既开拓了杜甫创作的新天地，也给读者带来了说不尽的审美愉悦，捧读之余，像徜徉在繁花似锦四时不谢的园林，欣赏那开不败的花朵。杜甫的草堂诗，达到了主观与客观、形而上与尘世间、个人生命的深层体验与时代社会的深入表现的高度融合，其诗情的深至、人性的淳厚、胸襟的博大，不仅为同时代的诗人所不及，时至今日，又有多少诗人作家可以望见他的背影呢？如自然界的“雨”，他是写过多次的了，在秦州时他就因雨涝而忧心忡忡地写过《雨晴》，而在成都则作有喜气洋洋的《春夜喜雨》：杜甫本来就情系苍生，何况他的草堂地在农村，他和农民形迹相亲，《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可见，而且他亲力亲为，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客》一诗可证。他的“喜雨”，固然有他对春雨独特的感觉，艺术表现上十分高明，但他能由单纯的大自然联想到广阔的人间世，诗的情感就有了更丰富的社会内涵，《春夜喜雨》一诗也就成了一曲既优美又不乏深沉的春雨的颂歌。最令读者感动与感念的，当然是他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了，尤其是它那传诵千古的结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说过“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又曾在《新制布裘》中写道：“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能如此推己及人，已经是颇为难得的仁者心肠了，已经为一般人难以企及了，已经是对杜甫的人格与诗格有所继承和传扬了。然而，他却仍然无法与杜甫比并。杜甫穷愁潦倒，白居易足食丰衣；杜甫位沉底层，白居易身居高位；杜甫是“死不足惜”，白居易是“稳暖如我”，境遇之高下与境界之差别显而易见。作为中国历史上与屈原、李白比肩的三位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所占领的高度，当然首先是诗的高度，但同时也可以说是思想美的高度与人性美的高度。属于“精神世界”的，并不都是“与时俱进”的，且不要说今日普遍慨叹之道德的沦丧与世风的日下了，试问今日包括众多文化人和广大政府官员在内的芸芸众生，究竟有多少人有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多少人有杜甫那种悲天悯人的襟抱？有多少人有杜甫那种至淳至美的人性人情？这种诗性的严重不足与普遍缺失，大约也是今日不但世风不古而且诗运难昌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然而，后世还是有一些人吹毛求疵，他们无视杜甫诗中多次提及的黎民百姓，曲解说“寒士”只是指贫寒的读书人，而非广大困苦的劳动人民；在任何时代，一般而言偷盗至少是不光彩的，饥寒交迫的杜甫情急无奈称抱茅草而去的南村群童为“盗贼”，有的人也居然指责他立场有问题。不仅如此，在10年“文革”浩劫中，岂止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而已，草堂差一点儿也被当作“四旧”彻底横扫，幸得草堂工作人员极力救护保全；在“批林批孔”时期，杜甫又被打成反动的“儒家”，濒临灭顶之灾，幸亏一些青年工人进驻草堂，出于良知与正义，他们为杜甫戴上时髦的聊避风雨的“法家诗人”的冠冕。所幸的是，一切终于过去了，护佑草堂的，仍然是不老的青松翠竹，不灭的艳阳明月，不朽的厚地高天！杜甫为他所处的时代争来了永恒的荣光，但他所处的时代太亏待了他。杜甫的一生穷困潦倒，艰苦备尝，苦难远远多于欢乐，除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几次壮游，从来与“潇洒”和“小康”无缘；此外，他同时代的诗人包括好友李白在内，几乎没有人提及过他的作品，只有他晚年流落湖湘时，韶州刺史韦迢与衡阳判官郭受对他的诗多所赞美，但他们都不是文坛或诗坛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只是地方官员甚至地方长官的僚属，何况杜甫此时已到了风吹烛灭的暮年。而他受到世人的瞩目，是身后从中唐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的赞扬才开始的，而传世至今的唐诗选本，今日可见的共有10种，其中几种是杜甫在世或稍后所编，但竟然都没有收录他的作品，直至晚唐入蜀的韦庄编辑《又玄集》，杜甫才名列其中，这未免也太过于姗姗来迟了。对于一位伟大的诗人而言，冠盖满京华而斯人独憔悴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时代对其创作的冷落与无视，这就难怪杜甫暮年要在湘江之上发出“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长叹息了。杜甫的草堂呢？当年也是人去物非。他离蜀东下乃至逝世之后，草堂也日渐败落，中唐时原宅已经不存，少人提及，只有崇拜他的张籍送友人去蜀时才对其提到杜甫草堂：“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稍后的雍陶也写有《经杜甫旧宅》一诗：“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从诗中的“只应”与“沙崩水槛”看来，草堂已基本不存了。时至晚唐，韦庄来此寻得草堂旧址，他的弟弟在《浣花集序》中说：“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古今中外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有的生时名满天下而身后则每况愈下，如英国的所谓“桂冠诗人”；有的生前默默无闻而身后则盛名传世，如中国的陶渊明，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荷兰大画家梵高。直至宋代，杜甫才真正算是时来运转，因为北宋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风雨飘摇，杜甫的极具现实感与社会性的忧国忧民的篇章，便引起时人的高度关注、诗人的深度共鸣。王安石《杜甫画像》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北宋号称“铁面御史”的赵抃出知成都，其《题杜子美书室》写道：“直将骚雅镇浇淫，琼贝千章照古今。天地不能笼大句，鬼神无处避幽吟。几逃兵火羁危极，欲厚民生意思深。茅屋一间遗像在，有谁于世是知音？”之后吕大防知成都府事，“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其上”。吕之后胡宗宪知成都府，又将杜诗刻在碑上置于草堂四壁。南宋初，张焘重建草堂，陆游曾郑重拜谒，“清江抱孤村，杜子昔所馆。虚堂尘不扫，小径门可款。公诗岂纸上，遗句处处满。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作《草堂拜杜少陵遗像》一诗以颂。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修葺扩建，草堂才初具今日的规模。杜甫今日既有千秋万岁之名，身后事当时虽然萧条但最后仍然颇不寂寞，这也算是可以聊以告慰的吧？近几十年中，我前后三次拜谒过杜甫草堂。初谒于1987年，与诗人彭浩荡同往。第二次是2005年2月，应成都市政府之邀，和台湾名诗人余光中、洛夫一道参加成都的“元宵诗会”，顺道再谒。第三次则是2007年夏日去九寨沟旅游，回程时偕内子缇萦重谒此地，温习当年。杜甫草堂面临浣花溪，浣花溪即清水河（清江）的一段。且不要去追寻这条溪河得名的缘由故实了，那真是其美如花其韵如乐的名字。杜甫说“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万里桥”即今日南门的府河大桥，“百花潭”在浣花溪的上游，今天已干涸而湮没。而草堂之外的浣花溪呢？唐代春夏水深之时，可行龙舟彩舫，绵延10里，秋冬水浅之时，也清能见底，游鱼可数。“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啊，“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啊，“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啊，杜甫在诗中描绘的风情美景，现在早已被时间这位超级整容师修改得面目全非了。草堂附近，房屋鳞次栉比，马路密如蛛网，昔日的郊野绿原今天已变为红尘闹市。浣花溪过去被当地生产大队分割成养鱼池，今天也只是一道瘦瘦的几乎可以凌空跨越的暗绿流水，如果杜甫重来，他会不会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呢？杜甫不可复识的，当然还有他当年曾经小住四年的草堂。那时占地窄窄一亩，茅屋寥寥数间，而今真个是今非昔比了。庄重古朴的黑漆对开的大门之上的横匾，鎏金大书“草堂”二字，正门两侧的联语“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召唤引进国内的游人和海外的游子，包括余光中、洛夫和我一行。此前我们曾冒雨去了峨眉山，我对洛夫说你游李白的峨眉山，如不赋诗就有虚此行，题目就叫“峨眉山雨中访李白不遇”吧，他回加拿大后果真寄来了他的《登峨眉寻李白不遇》，结尾想念的却是杜甫：“再等下去，就会耽误我和老杜的约会／于是，我顺手抓住／一把湿漉漉的琴声／就那么一荡／便荡回到成都的／杜甫草堂。”其实，送我们回成都的草堂的，不是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一诗中传来的琴声，而是四川卫视的几位记者和川中公路上生风的车轮。进得草堂大门后，过石桥，跨碧水，穿梅林，便是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大廨”。“廨”本系官署，旧时为官员办公之处的通称，杜甫无公可办，但他也忝为“工部员外郎”，后人大约是于此聊表心意吧？两侧的壁间悬挂的是清初学者顾复初所作的长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大廨的正中，是杜甫拈须沉吟衣着灰白的石像。大廨之后，便是同时建成的“诗史堂”。两边楹柱上的长联是：“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诗史堂中间，是杜甫的铜像，杜甫换了一身古铜色的便服，头戴儒巾，眉头深锁，不知是在萦念尚在烽火戎马中的故乡呢，还是在推敲什么心血来潮的好句？我们急忙趋前拜见，而余光中则摩挲杜甫飘动的衣衫，神情肃穆若有所思，他也许是想起了自己近40年前的1968年所写《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吧，诗中写到了当时远在天边而现在近在眼前的草堂：“西顾巴蜀怎都关进／巫山巫峡峭壁那千门／一层峻一层瞿塘的险滩？／草堂无主，苔藓侵入了屐痕／那四树小松／客中殷勤所手栽，该已高过人顶了？”“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当年手栽的四棵小松，他后来说已长得有一人多高，但1200多年过去了，四株青松已经在漫漫岁月中失踪，但不曾缘客扫的“花径”仍在，“柴门”也仍然为君而开。诗史堂后面，便是“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柴门”和几椽茅屋，门柱上少不了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联语：“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千年之后的江干，不就驻有送我们远道而来的汽车吗？柴门茅屋之后，便是宏大庄重的“工部祠”，祠东为“水竹居”，祠西为“恰受航轩”，祠内两侧是清代名书法家何绍基手写的楹联原物，那是“文革”中草堂楹联被红卫兵砸毁时仅存的劫后余灰：“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我们来时，不是正月初七的人日，却也是去人日不远的正月元宵。在工部祠中，我问洛夫：“1986年你曾写有组诗《车上读杜甫》，说你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读杜甫之诗。这组诗总共八首，分别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七律的八句为题，我记得你曾异想天开地写道：‘而今骤闻捷讯想必你也有了归意／我能搭你的便船还乡吗？’杜甫始终未能还乡，但你却早已还乡，而且还多次来过他曾居停的草堂。”洛夫不胜感慨地说：“我于1990年10月6日上午初访草堂，15日下午再访，回台后写了一首260行的长诗《杜甫草堂》，那既是对先师真诚的瞻仰，也是时隔千载一次历史性诗心的交融。”“你的《杜甫草堂》，我以为是赞美杜甫的新诗中最好的一首。‘诗人，仍青铜般醒着’，杜甫现在不就正站在诗史堂里吗？你这个湖南人就用他听得懂的湘音朗诵给他听吧。”洛夫笑而作答：“多年前我还写过组诗《边陲人的独白》，四首诗分别以杜甫的五律《春望》的前四句为题，我曾说‘三峡水流汹涌／两岸动人心魄的岂只是猿啸／还有险滩／险滩上一双双被放逐的脚印／踽踽凉凉地／一路哭着出川’，这其中就有出川后漂泊湖湘的杜甫啊！”早在1000多年前的永泰元年（765）初夏，杜甫把草堂留给弟弟杜占而自己乘舟东下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待到我2007年夏日再来时，却已是第三次朝拜杜甫草堂了，而余光中早已回到台湾高雄，洛夫则远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只剩我一人来重温“诗圣”的遗踪，寻觅他的身影，探听他新诗改罢后独自的曼声长吟。我再来时，工部祠后面平添了一处新的风景，小路边的石间立了一块石碑，其中镌刻的是余光中的我最早介绍到祖国大陆来的名作《乡愁》，我侧倚其旁摄影留念。草堂中新诗刻石的仅此一首，但我以为还不如刻他的长诗《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或新作《草堂祭杜甫》中的警句。洛夫为杜甫共写诗三题13首，可供选刻的当然更多。当代两位台湾名诗人均有诗供奉，如同工部祠中有潜心学杜的黄庭坚、陆游配祭，杜甫有知，当会抚髯一笑吧？不过，洛夫还是幸运的，他在诗中说他知道杜甫“正在草堂阖目而卧”，而“进入草堂／首先迎向我的／竟是从后院蹑足而来的一行青苔／隐微的鼾声／如隔世传来的轻雷／不知响自哪一间厢房？”然而，我在草堂前前后后寻寻觅觅，却始终找不到杜甫哪怕一枚脚印，哪怕半句歌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陋室中白发老妻画的棋盘水槛边敲针稚子的背影呢？“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名画家韦偃离蜀时在草堂东壁上画的两匹骏马呢？“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宿府》）那在茅屋中烛光下书写的许多传世名篇的手稿呢？一切都交给了滔滔的时间、悠悠的历史和渺渺的烟云，只有高楠香樟、秋桂冬梅、长青的苍松翠竹，还有那一代一代的华夏子孙，守卫着千秋泱泱诗国高贵的草堂，守护着天下芸芸诗人崇高的典范，守望着即之也温仰之弥高的民族的永远的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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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洛：当代著名诗评家、散文家、学者、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多所大学兼职、客座、名誉教授，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一一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等诗学著作与诗文化散文著作约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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