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吃大锅饭的外贸工作者

           作者：龚如仲(Ralph)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前，这块社会主义好的大地上是不存在私有企业的。为各行各业忙碌着的中国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人“愉快地”服从于组织安排、个个尽情地享用着国家供给的“大锅饭”。

     在我经历过的几个不同行业中，我深切地感觉到，外贸工作者应该是“大锅饭”餐桌上最为出色的“食客”，因为当时的外贸从业者既品尝着“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公私兼顾”、“论资排辈”和“刻板教条”的“美味”，同时也无不深受这些“特色菜”的伤害。您也许会问：“何以见得啊”？那您就听我说说原由。

     首先，“平均主义”的待遇难以激发干劲。

     在当时的外贸行业里，不管你能力多强、成绩多好，也不管你如何勤奋、何等尽职，你所得到的工资待遇和你同年毕业的同窗、同事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时期“参加革命”或是同一年大学毕业的人，都只能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领取同级别的俸禄，不偏不倚、绝对“公平”。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其实是平均主义的翻版，实质上并无公平可言。这既不利于奖勤罚懒，也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工作干劲。

      既然“干与不干”、“肯干与不肯干”并无多大区别，那么大家就索性“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干”，“你好、我好、大家好”，客客气气、天下太平。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是后来发现这种“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端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公司决定：除了每月的工资外，给大家发一点奖金。然而发放奖金的多少不是以工作表现为依据，而是用“考勤”作为唯一的标准。倘若你一个月内出满勤，或是请假不超过一天，那么你可以获得12元人民币的一等奖；如果请假超过一天但少于三天，那么你就拿10元钱的二等奖；对那些请假多于三天又少于五天者，只有屈领8元钱的三等奖；如果一个月里请假多于五天，那你当然就没有任何奖金可得了。规定一下达，大伙儿都尽量天天上班，以获取这不菲的额外收入，但对待工作的态度并无任何改变。

      其次，“中庸之道”的盛行造就“好好先生”。

     这里讲的不是儒家的正统中庸之道，我想说的不过是当时外贸工作者经常奉行的“好好服从领导、时时保持低调”的典型作风。在那个年代，“组织上”的规定就是铁的纪律，领导人怎么说似乎总是“正确”的。倘若谁敢顶撞上司或对领导不敬，恐怕他很快会被穿上一双“玻璃小鞋”。当然，阐述与领导仅仅局限于工作中的不同看法，那就另当别论了。

      “大锅饭”体制下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人们不能张扬，也就是说必须事事保持谦虚谨慎、一团和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才有机会被提拔、被信任。比如你在需要调动工作而去面试时，千万不能大谈自己如何出色、如何能干，因为“自我推销”一定会被面试官视为“狂妄”和“自傲”，而这样的人是绝不可能被公司录用的。在这种环境下，大批“好好先生”就应运而生。而这些奉行“中庸之道”的同事们的小日子一定比你过得滋润。

      其三，“公私兼顾”的甜头容易引发私心。

     当我正读大学三年级时（我读的是五年制大学），作为在校学生的我，头一回被派往广州，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的实习工作。到了广州后，我被分到上海粮油食品交易团当英语翻译。在整个交易会期间，我们的一切吃喝、住宿均由国家包办。这期间最令“烟鬼”们快乐的是：成筒、整盒的中华、红双喜等高档香烟摆放在谈判桌上。这些名义上是为招待外宾的“工作烟”却被“烟鬼”们无休无止地享用了，他们还美其名曰“公私兼顾”。这几位来自上海的“烟鬼”们不仅自己烟不离嘴地沉浸在“活神仙”般的“仙境”中，而且还以“抽烟不掏钱、试试又何妨”的歪理一再教唆我领略一下烟的“妙处”。涉事不深的我抱着好奇心开始了与香烟的亲密接触，后来便成了一杆“小烟枪”（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把烟瘾戒掉）。由此可见，公私兼顾的“甜头”引发了我的私心。

      后来我在轻工总公司工作的几年中，这种“公私兼顾”的事也时有发生。由于当时的外贸行业仍然处于“国家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独大”的垄断式状态，总公司是指挥和掌控全国分公司及属下工厂进出口业务的“太上皇”。我们这些在总公司工作的“大员”们每年制定进出口计划或是落实具体指标时，召开全国会议是在所难免的。于是总公司与有关分公司便达成默契：把全国会议的会址今年选定在“西湖风光美如画”的杭州，明年安排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后年干脆把会议桌搬到“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庐山上。

      这样的决定不会引起任何非议，因为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而有关分公司也会因为你把会议组织的大权交付于他们而对总公司感恩戴德。就这样，为公为私，均无不妥。说句老实话，我也就是借这种“公私兼顾”的良机，才有幸乘开会之便，游览了中国不少旅游圣地。

      除国内开会外，出国访问也可“照方抓药”。要知道外贸工作有一特点，就是要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因此出国作商务访问是名正言顺的。

      再说一句老实话，我也是利用了当时每年多次出国访问之便，游历了世界许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或大或小的商人们，和我所管辖的分工司有着或多或少的生意，借“了解市场”、“扩大出口”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满足一下“见见世面”、“开开眼界”之私利，倒真是无可厚非的。一句话，“大锅饭”下的“公私兼顾”很容易引发人的私心。

      其四，“论资排辈”的惯例不利人才培养。

     “论资排辈”是当时干部提拔的拦路虎。

     记得我刚进轻工总公司工作时，我所在出口二处的“一把手”是一位年近七旬的正处长王先生。老王处长还是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担任中国驻朝鲜国大使的老革命。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工作，我终于成了轻工二处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某一天，老王处长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是有事和我谈。等我进了老王处长办公室，然后面对面地与他坐定后，我们开始了谈话。

     老王处长先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然后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道：“今年三十九岁”。老王处长闻后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道：“我本来是准备向公司老总建议，提拔你为副处长的，但你现在连四十都不到，太年轻了。过两年再说吧”。过了不久，他就把一位年长我五岁的王先生扶上了副处长的位置。其实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在那一年，轻工总公司老总级（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为五十九岁，而处长的平均年龄已是六十一岁。在老人当政的情况下，我这个后生晚辈又如何能与前辈们平起平坐？又过了一年，当我年满四旬时，我这才有幸被提拔为副处长。

      其五，“刻板教条”的规定令人啼笑皆非。

      “大锅饭”制度下的另一特点就是教条主义，有些规定刻板得让人无所适从。举两个例子来说吧。有一回，我带了一个贸易小组访问德国（当时的西德），而其中的一名成员来自上海。出访完毕，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司报销出访的费用。总公司的财会处还算宽容，加上我所出示的票据与所花费用也无任何出入，事情就顺利地办完了。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上海的那位仁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他的公司不接受他的报销申诉，原因是在西德汉堡坐出租车的单据上没有标明具体上下车的地名或街名。我听了后觉得很可笑，因为在国外坐出租车只是付费取票而已，谁会在坐出租车时记住或在单据上写明具体上下车的街名？我当即对他说道：“你真笨！难道不可以在收据上随便写上几个地名？你们公司的会计也不可能专程飞到汉堡去调查你的真伪？”这位老兄果然听了我的建议，在收据上乱写了几个外国地名，这件事才算顺利了结了。

     还有一件事。有一回，我带一个贸易小组访问俄国（前苏联），完事归来后手头留下了少许没有用完的卢布（苏联货币）。等我拿着这些卢布，加上所有出国开销的单据到财会处报帐时，我的麻烦来了。会计拒绝接受我带回的俄国货币，因为“中国银行是不会接受这种不在国际上流通的货币的，你带回来的钱我无法把它换回人民币”。这种教条而刻板的规定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件事并不难解决。财会处可以留下这些货币，等再有人访问俄国时供他们出去使用（我后来找财会处长特批，才把这个费用报销问题解决）。

      时过境迁，如今的中国早已告别了那个“大锅饭”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早就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此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五章“从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