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独立学者，著有《民主论》《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专书，以及论文多篇。2019年在香港出版《山重水复的中国：荣剑演讲及对话录》。

本篇由隨筆作家時政評論家蘇小玲推薦

左右之争还是文野之争

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之七

荣剑

有个谚语流传甚广：年轻时候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年老时候不是右派是没有脑子。这个谚语不是绝对真理，但至少揭示出部分历史真实——革命是年轻人的理想和事业。在革命的旗帜下，镌刻着一大批年轻人的名字，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丹东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再到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是他们导演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剧。革命不管基于何种动机，是源于上帝的召唤还是来自阶级的责任，总是离不开年轻革命家的澎湃激情和高昂斗志，以及他们决心开创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使命，正是他们为后来连绵不断的左翼运动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阿尔贝·索布尔在撰写他的《法国大革命史》时，毫不掩饰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敬，他把这位革命家说成是历史上仅有的“不可腐蚀者”，“富有远见而勇敢无畏”，“能言善辩，大公无私”，“把整个革命的权威都赋予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萨特在1973年法国“无产阶级左翼”活动的高峰期，同样对雅各宾专政的血腥遗产提出了“毫无畏惧的赞同之词”，他甚至认为“1793年的革命分子可能杀得不够多”，由此才导致了王政复辟时代。而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他对十月革命的批判性反思并不表明他和十月革命的决裂，在他人生的第九个十年的途中，他还特别强调：“十月革命的梦想仍然在我心里。”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世界左翼思想谱系中，那些真诚的左派终身都在坚守左翼传统并发扬光大左翼思想，并不会因为进入老年而改变立场。

雷蒙·阿隆在分析“左派的神话”时认为，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划分为“左派”和“右派”这两个阵营，以及它们彼此的斗争充斥于数百年来的编年史中，是基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概念，但是，“这两套概念之间的对话通过词汇翻新和制度的变化始终进行着”。尤其是在法国这个“左右对立的故乡”，左右之间的对话并未因为左派长时期地占据着学术和道德的制高点而让右派变得相形见绌，相反，因应于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的演变、毛的文革、越战的结束、红色高棉运动直至苏东体制的彻底崩溃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左派不得不开始思考和反省他们长期坚持的左翼思想，并开始回应右派对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

在这样一个持续展开的左右对话中，萨特的思想转变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在晚年并没有改变左翼立场，但他至少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幻觉中清醒过来并对中国革命神话产生了警觉。按照理查德·沃林的描述：“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萨特清楚地认识到列宁主义的‘先锋’模式过时了。”1968年由法国学生发起的“五月风暴”被一位结构主义学者称之为“萨特的报复”，以表明萨特在这场完全是复制中国文革的学生运动中的精神领袖地位。但事实上，在1967年萨特和波伏娃去中国实地考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期待看到的理想图景，波伏娃坦率地指出：“防止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权力，使每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人，我只能支持这些表达形式所描述的计划。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给予中国像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苏联的前车之鉴，让他们不得不对中国革命前景持谨慎态度。萨特曾经表示，他被毛主义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毛的 “直接民主”的设想有关，但就是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吗”这个问题时，明确认为：“直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通常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回答可谓是迄今为止对“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最精准的概括。到了1970年代晚期，也就是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红色高棉运动的恐怖真相被揭露出来之后，萨特以往的革命信仰和暴力崇拜遭到了致命一击，以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精英大多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他们自认为深受法国思想精神的影响——从启蒙时代、卢梭、孟德斯鸠到罗伯斯庇尔，他们是法国革命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代革命战士，却以屠杀了170万同胞的生命来进行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正是红色高棉运动的残酷本质，让萨特最终认识到他以前赋予革命暴力的救赎角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承认“我不再有那种观点了。”他解释说：“暴力的行为或许破坏奴役的状态，而它们缺乏再生性的特性或能力。”这个迟来的解释是表明作为法国左翼思想领袖的萨特，终于在其晚年向右边迈出了一步？

萨特的思想转变表明左翼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崇拜革命、迷恋暴力、追求红色政权和向往共产主义，在十月革命以来遍布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革命运动的一系列失败与挫折中，终于获得了一个自我反省和纠错的机会。尽管在傅勒看来，在面对20世纪共产主义经验构成的灾难时，“左派还宁可修修补补它的信念大厦，而不愿去追问它的悲剧历史。”但和以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的狂热性相比，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原来长期弥漫于法国历史学、哲学、文学领域的革命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统摄一切思想创作的影响力了，以傅勒、阿隆等为代表的右派为左派的自我纠错和反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所以，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萨特和阿隆于1975年一起参加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试图唤起人们对越南难民乘船逃离越共统治的绝望处境的关注，是法国左右两派就现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达成了某种共识的一个重要事件，用沃林的话来说：“萨特—阿隆的积极行动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意识形态的诉求已经丧失了优先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构法国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至高权威。”而且，在沃林看来，“一旦革命主义的暴行和妄想被揭露出来，法国社会就重新评价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功绩和价值。自此以后，普遍知识分子的道德领导权具体表现为一个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重新改造了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萨特虽然双目失明，身体羸弱，但是他勇敢地参与了重新改造的这一时刻。”这表明，在法国漫长的左右对立的政治文化中，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冲突并非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关键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他们首先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取消暴力革命、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公正与人类平等这些方面走到了一起。

欧洲范围内的“双元革命”——以实现自由为主要目标的英国革命和以实现平等为主要目标的法国革命，在一个宪政框架内汇合成迄今为止构造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共同价值观，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是人类走向自由和平等的唯一可能的精神基础。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左右对立和左右之争，看上去就像是柏克和卢梭之争，或阿隆和萨特之争，都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反而是日益巩固了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基本信念，这些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政治遗产即使在某个时期会遭遇意外冲击，但它们最终还是会决定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阶级、党派、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个人，选择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议会选举、充分自由的思想市场和公开的学术论辩，达成左右之间的思想平衡。

法国作为左翼思想的发源地，其光谱广泛的思想谱系，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毛主义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涌现出它们各自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言论几乎就构成了世界左翼指南。根据这个指南，对于发生在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左翼运动，可以找出它们共同的思想与价值观基础。但是，唯独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苏维埃政权及其不同历史版本，则很难找到它们可以共享的思想资源，尽管它们各自标榜都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灵感并从雅各宾专政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面或负面喜讯”（傅勒语）。所以，雷蒙·阿隆把苏联政权看作是“伪左派”，而把德国法西斯政权视为是“伪右派”，把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分别从左翼和右翼思想谱系中剔除出去是重要的，这两个政权都诉诸大规模的国家暴力并赋予警察无限的权力，它们丝毫都体现不出左翼或右翼的应有价值观——对平等和自由的实现与保护。傅勒曾经主张：“有必要写一部法国左翼知识界与苏维埃革命关系的历史，以便揭示斯大林现象是怎样通过单纯搬移雅各宾传统而在这里扎下根来的。”这一主张尽管没有被付诸实践，但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像巴迪欧这样激进的毛主义者，都先后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幻觉中走了出来，他们共同认识到了，把斯大林分子视为左翼的精神同路人，是对法国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左翼运动的极大羞辱。苏东体制的终结，对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左翼运动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巨大的精神解脱，如同齐泽克在描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突然崩溃时所说的那样：“所有大他者崩塌之时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完全的不可预期性：没有什么发生，突然之间崩塌的时刻就到来了。‘没有什么与之前相同’，那个时刻之前的所有用以（服从权力）的理由，现在都成了反对的理由。那个时刻之前，我们所体验的恐惧和尊重现在都成了一种可笑的强制与野蛮的非法力量的显现。”这样的认识几乎是触及灵魂的，由此给人们的启示是，冷战以来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对立、斗争乃至最终决战，绝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文明和野蛮之争。

基于上述思考，汪晖作为世界左翼谱系的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就变得十分可疑。他关于中国革命和政治逻辑的宏大叙事，一方面试图重新梳理和总结第二国际时期以考茨基、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指出这些错误是为了从反面证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试图表明一种比霍布斯鲍姆和巴迪欧这类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的毛主义者更坚定的革命立场——绝不承认十月革命及其政权的“历史终结”或“历史失败”，而是通过重塑中国“漫长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中心位置以重新召唤新的革命者的到来。因此，汪晖的理论是对西方左翼和右翼思想的双重对抗与否定，他所谓的“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不是作为“当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注释和附庸”而是对它们的挑战，他旨在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探索以完成对“普遍性”的重构。由此可见，这项非常宏大的理论计划，是要为伤痕累累几近垂死的革命躯体重新注入新的灵魂，是要把西方左翼已经完全抛弃和否定了的革命遗产重新包装变现。

纵观汪晖庞大的理论建构，他看似个性化的表述其实并没有多少自己个人的独创性见解，他刻意制造出来的曲折复杂的理论陈述贯穿着一条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主义的逻辑线索，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主义关于先锋党及其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以及毛主义关于人民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作为他重构中国革命理论的核心思想资源。除此之外，任何左翼思想，不管是来自第二国际思想领袖们的批判性思考，还是来自于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反思，均被汪晖斥之为“后悔史学”而置于必须被否定的意识形态之列。这表明，在苏东体制彻底崩溃导致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之际，汪晖愿意出来在革命的废墟之上重建一座新的革命大厦，并在其中设想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可能的未来。

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时历史学家们提出“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后八九时代知识人呼吁“告别革命”，以及在苏东体制彻底崩溃之后有人展望“历史终结”，不管这些主张是基于何种理论动机，它们至少表达了在20世纪结束的前夜左翼和右翼的一个共识：必须彻底清算革命史观，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不应该继续被笼罩在革命阴影之下。得出这个共识是时间积累的结果，时间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并让他们重审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灾难性事件。正如傅勒精辟地指出：“1920年，马迪厄曾以境况相似的名义，援引法国的先例来替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辩护。今天，观照计划的某种相同性质，古拉格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这两次革命是有联系的；但在半个世纪前，由于有‘时势’那类辩白（即从与它们性质无关的外部现象得出的托词）为之开脱，两次革命基本上都被赦罪了。今天，它们却都被指控为性质相同地过分压制肉体和精神的制度。”而对于一个追求民主和平等的左派来说，如果不能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判断而完全无视革命和专制的轮回关系，那就不是知识局限的问题，而是人的良知问题。霍布斯鲍姆之所以一直坚持对十月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的批判性立场，就在于他认为，斯大林把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转变为世袭的君主制，他强调：“独裁的可能性内在于任何一个基于唯一的、不可能下台的政党的执政。在基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集权等级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中，它成了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能下台则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整个信念的另一个代名词：革命不能被推翻，其命运掌握在他们而不是别人的手中。”霍布斯鲍姆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左翼的思想共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按其所标榜的那样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只要是做一个真诚的左派，就不能无视一党专政最后必然走向君主制或个人独裁的历史结局。而汪晖居然可以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也公然挑战世界左翼阵营对于极权主义的共同立场，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即区别于议会多党制的党—国体制。由此可见，汪晖的政治立场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基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与汪晖的理论之争，绝不可能是左右之争，而只能是文野之争。

革命在20世纪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正面价值，是一个可以持续研究的课题，在革命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降临人世时，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历史进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超乎了人们价值选择的界限，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偏好而是依据时代的各种客观条件与形势变化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但是，在革命大致落下帷幕时，面对革命制造的各种神话的破灭以及革命风暴席卷之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废墟，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都必须在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对革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包括生态领域所造成灾难性后果，作出价值评价和价值批判：革命是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后退到人类的野蛮状态？20世纪革命史研究所确立的基本共识应该是：革命最大的负面资产就是暴力，以及由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所主导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国内战争，经由暴力和战争所产生的一党制政权，不管其是否享有人民、神或无产阶级的名义，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重现了古代或中世纪的政治黑暗局面。所以，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直至今天，西方左翼思想阵营中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会像汪晖那样，通过重构历史的方式再次出来宣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人民战争是人民夺取政权的唯一路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党国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制度。

这是汪晖独有的理论勇气？愿意做20世纪最后一个革命的辩护士？或者就像是一个新的革命招魂人，在21世纪的夜空下摇幡呐喊，为那些逝去的革命大声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