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老师用自己的现身说法，验证了什么才是寒门出贵子！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不同寻常的大学生活
文/龚如仲(Ralph)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准备离开上海，离开与我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的父母。就在汽笛鸣响、火车徐徐开动的那一刻，专程到车站为我送行的父亲突然间痛哭失声。透过车窗，我看见父亲急切地挥动着的双手，他一边哭，一边拼命追赶着越开越快的列车。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涌出眼眶，心也被深深地震撼了。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硬汉的父亲是从不掉泪的。看着车窗外父亲越来越小的身影，我的心一阵阵地揪痛。于此同时，我猛然想起了家中的母亲，此时此刻她该是多么伤心和难过啊！十八年了，和她朝夕相处了十八年、被她像宝贝一样疼惜了十八年的儿子，如今真的离开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挣大钱孝敬父母”！ 就这样，我告别父母，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北京，从此开始了我不同寻常的大学生活。
（一）
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上海人都有一种“上海情结”，就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他们的心目中，“精明”的上海人总是要比外地人更胜一筹，而上海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又是任何其它中国大城市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就连那些常年栖身于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人的“棚户区”、早餐只能享用“泡饭加萝卜干”的贫民们也不例外。在有些上海人看来，身为上海人就是一种荣耀。为此，无论面临多么优厚的条件诱惑，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生厮守上海、永不离开。
在去北京求学之前，这种井底之蛙式的“上海情结”也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日渐了解，我心中的这种“上海情结”被彻底地动摇了。北京在我眼前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北京是一个让我倾心的城市。如果没有走进北京，我体会不到何谓中华文明的恢弘和博大。无论是那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的故宫，还是雄奇磅礴、巍峨屹立的长城，都让我惊叹不已。 而“天下第一广场”的天安门和“世界最大园林”的颐和园也让我由衷地折服。再想想被上海人引以为傲的人民广场和豫园，它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颐和园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到了北京，我终于领略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真正含义。总之，我深深体会到了北京的大气和厚重。
不光是北京的建筑，甚至就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北京人也让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或许是长年生活在“皇城之内，天子脚下”的缘故吧，那时候的北京人观察世界也有他们独特的视角。无论是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的达官要人，或者只是些“凭力气干活、挣工资吃饭”的升斗小民，都无一例外地对国内外的政治大事抱有特别的关心和热情。北京人所特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确实让我感动。而我生活在上海时，我感到绝大多数上海老百姓们最关心的无非是“怎么过好小日子”，琢磨着“哪一天有钱了给老婆孩子添置几件新衣服”。身在北京、耳濡目染，我发现自己了解社会和世界的视角也在渐渐被改变，人也变得成熟了许多。
要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北京这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有了空闲时，不妨去转一转专卖字画古玩的琉璃厂，逛一逛游人如织的天桥、大栅栏，看一看老北京人的民风民俗，听一听当地人的京腔京韵。这一切都让我从心里头透出一股子新鲜感，我真切地感受到京城文化的深厚底蕴。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两件关于北京方言和习惯的小趣事。
有一回我上街办事，口渴了，正好看见路边有个卖冰棍儿的。我正想上前买根冰棍儿解渴，不承想那卖冰棍的老太太突然吆喝了一声“冰棍儿，一毛俩”。我一听，急忙止步了。同时在心里暗想：“这北京的冰棍儿怎么这么贵？一根冰棍儿得让我掏一毛俩分钱？在我们上海，一根奶油棒冰才五分钱。”要知道我当时可是个穷学生，兜里没有什么钱，想到买瓶“北冰洋”牌的汽水恐怕价钱更贵，于是就只好忍着口渴、回到了学校。后来我特意问一位北京籍同学：“为何北京的冰棍儿这么贵？”他一听就乐了，说我是外地人听不懂北京话，“一毛俩”的意思就是一毛钱可买俩根冰棍。他这么一解释，我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笑话。
还有一回，我应邀到一个北京籍的同学家做客，同学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我。吃完午饭后，大家就坐下来喝茶、聊天、叙家常。在谈话间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声：“阿姨，你今年几岁了？”没想到同学的妈妈当时就一愣，接着脸上显出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正纳闷，不知道自己哪儿出错了，只见我同学急忙向他妈妈解释道：“上海人就这习惯，问人家年龄时不分老少都说你几岁了。”然后他又告诉我，北京人问年龄得分长幼。问小孩子你几岁了当然可以。但问大人，尤其是问长辈，一定得说“您多大年纪了？”或者是“您老今年高寿？”我这才明白，同学的妈妈当时一定在想：“这小子怎么这等没礼貌！”
自打那一回出洋相，我再与北京人打交道时就学乖了：弄不明白的先别乱开口，实在想弄明白的就勤着点儿向人多请教。在北京读书期间，我就是这样，渐渐地喜欢上了北京，也喜欢上了北京人。我喜欢他们的包容、大气和厚道，喜欢他们的实在、直爽和幽默。大学毕业后，我还干脆把一个北京姑娘（我的同班同学）变成了我的妻子。
（二）
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我在上海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所以初到北京，乍一投入到有着各种规定和约束的集体生活里，我有太多的不习惯。在这里，没有了父母的照顾，任何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八个同学挤住一间小小的宿舍里，又要遵循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的懒觉是睡不成了。还有，一日三餐，饭堂的主食里很少见到上海人须臾难离的大米饭，替而代之的是馒头、面条和难以下咽的玉米面窝窝头。然而，最难熬的还是周六和周日，因为北京有家的同学都回去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回的外地人只好留守宿舍，“享受”着孤单和落寞。不过，这样的煎熬很快就被我克服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是个因家贫而每月获得国家发放“助学金”的特困生，“唯有用功读书，方有出头之日；唯有成绩优秀，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政府。”这样想着，清苦的生活和想家的煎熬立刻化作学习的动力，让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于学业之中。
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大学的几年里，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大学校园里的那一片小松林，就曾是我背诵英语单词或课文的好地方。甚至有一段时间，同宿舍的同学们半夜里常常被我大段的英语梦话所惊醒。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语言能力，更是被老师和同学们所称赞。可以说，我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好学生。当然，艰苦的大学生活里也充满了快乐的回忆。
首先，集体生活带给了我之前从未领略过的温暖和愉悦。在我发育成长时，恰逢中国最为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以初到北京的我明显带着营养不良的痕迹：一米七五的大个子，体重刚过一百一十斤，人瘦得象根“麻杆儿”。而在大学里，虽然吃不到什么好茶饭，但起码一日三餐可以吃个饱。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特仗义，她们经常把省下来的“主食券”、“菜金券”送给我们这些“饿狼”似的男同学。所以大学期间，我也没少得那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同学的“救济”。因此，到北京一年多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
其次，同学之间彼此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人难忘。
我们几个同居一室的同学相处得很是快乐。每逢周六晚上，北京籍同学早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就会不时地举行个“派对”（PARTY）。尽管大家都是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但一人出一毛钱还是出得起的。我们就用这些凑起来的钱到学校的小卖部买几个皮蛋（松花蛋），再派一个同学到学校饭堂“偷”点儿酱油和米醋。还有一位同学负责把皮蛋切成薄片，放入我们常用的搪瓷碗里，接着倒上些许酱油和米醋。之后，大家就围坐一起，以茶代酒，一边兴高采烈地享用着美味的“皮蛋大餐”， 一边海阔天空地说笑、聊天。那个时候，彼此的心中都洋溢着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由我们宿舍所创造的“星期六皮蛋派对”很快在同年级外地同学中流传开来，一直延续到很久很久……
当然，我也不是个苦行僧，只要有可能，只要有机会，我也会特意去逛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去下下北京城里的小馆子。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班上一个叫马亚川的同学请我们班长付维元去逛动物园。而付班长平日里又对我这个外地人相当照顾，所以他就建议马同学把我也拉上，一块出去玩玩。马同学欣然同意后，我们三个人就坐着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那是我头一回游玩北京动物园，开心是自然的，当然也开了眼界。游毕动物园，大家都觉得不尽兴，于是又坐公交车去了颐和园。说句心里话，那是我到北京后玩得最痛快、也是最开心的一天。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天马同学还请我们下了馆子。记得那时，“高干”出身的马同学（他父亲是一位县委书记，在我们眼里，当然是“高干”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钱的大票子，说是“这五元钱足够咱哥儿三好好吃一顿了”。他那份豪爽让我这个穷学生大长了一回见识，因为那时侯的五元钱，在一般的大学生眼里简直是就是一笔巨款。记得我们当时点了两个炒菜，一个辣子鸡丁，一毛六分钱；一份京酱肉丝，也是一毛六分钱；三碗米饭共一毛五分钱；三大碗散装啤酒，计三毛钱；外加一大碗一毛钱的“甩果汤”（北京人叫蛋花汤为甩果汤，因为当时的北京大老爷们忌讳用“蛋”字儿，他们把鸡蛋叫做“鸡子儿”，他们认为开口提“蛋”字儿不文明）。三个人吃得心满意足。后来一算帐，共化了八毛七分钱。虽然这八毛七分钱在家境殷实的马同学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月固定零化钱仅仅一元钱的我而言，却算是一大笔钱财了。我得用这一元钱置办我日常所需的肥皂、牙膏、笔记本，甚至给父母亲寄信用的邮票。
这就是我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二章“大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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