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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鲁西
韩济生
第22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刘庆锡一听说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交给我们吧,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吼道:“这话怎么讲,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钱了吗,碍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这两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就互相推诿了。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往,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住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
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不是县政府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很快招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时,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些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一支武装来到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
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就乖乖地把枪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真空,范筑先委任共产党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时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
吕世隆,1937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7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聊城工作。
1937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中共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次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中共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指望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自己想办法培养。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展开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作者简介:

韩济生,笔名:沃土、沃土456、 沃土789。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国际诗词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济南周三读书会成员。《都市头条•济南头条》签约作家、17K签约作家、奇迹作品签约作家、喜马拉雅人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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